新加坡國際商會總裁米洧德（Victor Mills）在去年10月發給會員和商界夥伴的公開信中不滿地表示，本地出現不少“鬧失蹤”的員工，約了面試不出現，甚至簽了雇傭合約都不上班。據《聯合早報》報道，這跟人力市場緊縮、一些行業請人難有關。
報道引述物流公司老板黃漢強說，去年有近30名送貨司機答應上班最終卻沒開工，有些是口頭承諾，有些則已正式簽約，公司一度因不夠司機送貨而必須賠款給客戶。清潔公司經理何溢钊也說，有員工“答應來上班後，可能另一家公司多給10元，他們就不來了。有些已經拿了公司制服，隔天卻不來開工，多年前甚至有人在外面拍賣我們的制服。”
“失蹤”的員工很多屬于中低層
聽963電台在討論這條新聞時，有人擔心這反映了新加坡人的工作倫理喪失。可是只要仔細讀《聯合早報》的報道，就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迹。在另一篇相關報道裏，立傑律師事務所（Rajah & Tann）雇傭糾紛主管、合夥人袁家強律師說，這些沒有在合約指定日期上班的人，很多屬于中低層員工，在餐飲業、款待業、制造業和服務業尤其普遍。新加坡人力資源學院主席陳勇銘說，一般來說，職位比較高級的員工比較在乎自己在業內的名譽，毀約情況比較少。
這就值得細細推敲了。換句話說，鬧失蹤情況嚴重的，都發生在低收入的員工，所以10塊錢就足夠讓員工爽約跳槽了。對職位比較高，也就是薪水也相對比較高的員工，這種情況很少見。爲什麽？因爲各行各業都是有口碑的，鬧失蹤這種失信的行爲，對高薪水的員工的未來職業前景傷害大，因爲代價高，所以就比較少發生失蹤現象。
社會不重視低收入員工的勞動價值
反過來看，低收入員工的這種代價就不高，所以他們才會比較容易鬧失蹤。同樣付出勞力，但對自己的勞動價值的重視卻不同。爲什麽會這樣？因爲社會或市場對這些低收入員工所付出的勞動價值同樣不重視，所以他們的薪水低。既然市場並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價值，又如何要求他們自己尊重呢？
低收入員工鬧失蹤的現象，是發生在勞動力短缺的大背景下。因爲供不應求，所以這些員工才會抱著騎驢找馬的心態，爲了多10元就另謀高就。可是，如果按照市場原理，供不應求應當反映在價格上才對，也就是說這些員工的薪水應當增加。是因爲增加的幅度不夠，還是沒有實質性的加薪，才導致他們爲了10元而失信呢？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文章《美國的資本主義如何迷失方向》，就值得借鑒。他指出，在1970年代之前，美國資本主義並不像現在這樣，企業只強調對股東負責。當時的企業要服務衆多對象，在股東之外，還包括要對客戶、員工和所在社區負責。美國人的價值體系也是在經濟、社會、道德和家庭之間取得平衡。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興起之後，經濟關系成了唯一的標准，其余都被犧牲掉了。
布魯克斯舉了著名的例子：托兒所爲了迫使家長准時接孩子回家，就對遲到的家長處以罰金。結果在實施罰金制度後，遲到的家長倍增。這是因爲在罰金制度之前，家長准時接孩子回家是一種道德義務——爲了托兒所老師也能准時下班。罰金制度實施以後，這種道德義務淪爲某種交易——家長覺得自己付罰金了，自然心安理得地遲到。
當前的市場體制，顯然並沒有公平地對待低收入員工。他們的勞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所謂“倉廪實而後知禮義”，當褲袋空空、10元對他們很重要時，對剝削他們的公司信守承諾無疑是傻瓜行爲——不爲自己的利益斤斤計較，難道還指望制度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嗎？
所以，在譴責這些員工之前，社會不妨也照照鏡子自我反省。在這個貧富懸殊的時代，用同樣的道德標准去要求弱勢的一群，是否是一件道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