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港區不大。紅螞蟻拐了幾個彎,終于在阿裕尼-後港市鎮理事會門前停好車。
聰明的蟻粉應該猜到了吧,今天輪到工人黨議員被紅螞蟻咬。他就是不久前在國會上追問過淡馬錫三巨頭薪酬多少的後港單選區議員方榮發。
相約時間是下午2點鍾。紅螞蟻准時抵達,56歲的方榮發也准時出現,親自開門帶我們進到他辦公室。
辦公室收拾得很整潔,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牆上的棕色橫匾,寫著:誠信爲本。方榮發的辦公桌前方牆上也挂了個小畫框,裏面也寫著“誠信爲本”四個字,遙相呼應。
剛想坐在辦公桌前的椅子上,方榮發讪讪地說,不如換張椅子吧,那張扶手稍有些不穩。紅螞蟻試了試,扶手確實松動了,但功能沒問題,也就不那麽講究坐了下來,開始與方榮發侃侃而談。他告訴紅螞蟻,自己華語說得不好,但會講英語和福建話,“摻摻rojak來講OK嗎?”
當然OK啊。我們讓他自由發揮,在鏡頭前自然地做回自己就好。讓紅螞蟻深感意外的是,方榮發在鏡頭前從開始到結束都以流利的福建話來對答,名副其實“老Hokkien”一枚。
小時候住“壞仔區”但沒長歪
方榮發小時候住在丹戎巴葛達士敦路(Duxton Road)的舊店屋。
“當時我家樓下是海南咖啡店,樓上住著一戶廣東人,我們住二樓,現在那個店屋好像改建成酒店,屬于保留建築。丹戎巴葛那一帶以前是‘壞仔區’。壞仔就是我們常說的gangster。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士司機只敢停在外面,不敢開進來的,你得自己下車走進來。60年代比較多壞仔,到了70年代,我們就被迫搬離那區。”
“雖然是‘壞仔區’,但大家彼此認識,知道誰住這帶誰不住這裏,不住這裏的就會倒黴,住這裏就不會被騷擾。沒有人敢拉我進私會黨啦,因爲我老爸也是有壞仔底的不好惹,誰敢拉我入黨,我父親肯定打他一頓。”
或許是說起小時候回憶的緣故,或許是用著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在敘述的關系,方榮發一談起gangster‘壞仔’就眉飛色舞,眼裏也閃爍著一種“壞壞”的光芒。
“那時經常發生私會黨‘火拼’(pia chui)事件,從街頭打到街尾,打完後誰贏了就坐下來喝咖啡。看到警察出現,有時候就將巴冷刀丟進你家裏。以前我們家大門都沒關,火拼事件結束後下樓一看,門廳內都是巴冷刀和碎了滿地的玻璃。這副畫面一直定格在我腦海裏。”
方榮發說,一碰到火拼大家都會很害怕四處逃跑,跑到最近的一間屋子躲起來。看誰家門沒關就跑進去。這種守望相助的精神也延伸至物質接濟上。
“當時住在丹戎巴葛那帶的人都比較窮困,月頭和月中手頭緊就跟左鄰右舍借米借雞蛋,月尾再歸還,是很常見的事,以前大家常常這麽做。有時跟隔壁借,有時跟樓上借,我們都會知道誰家中有多余的。以前的新加坡就是這樣,很有人情味大家會互相幫忙。大家會想,雖然我不是很富裕,但如果有多出來的,一定會跟你公私(分享)。以前的人比較不會計較。”
家中老幺 家人都把念書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
”我家裏兄弟姐妹六人,三男三女,順序是女、男、女、男、女、男,相差一兩歲左右。以前的人生孩子看起來很簡單哦,現在的人一想到生孩子,總要想到臉青青了才決定生。”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所以家裏人都期望我能夠念書,能讀就一直供我上學。哥哥姐姐讀到中一中二就不再繼續上學出外工作。我上學之余也要打工賺錢。以前賣飲料都使用塑料袋,每個塑料袋都得綁一根吸管,在家綁一大包只能賺5塊錢,真的是很難賺的5塊錢啊!
因爲家裏窮,東西都是哥哥姐姐用完後傳下來給我用。所以我的校服有男款和女款。你們知道如何分辨男款和女款嗎?通過領子的形狀來分辨。女款校服上衣的領子是圓角的,男款是尖角。所以我每次都穿圓角的去上學,校裙當然就沒穿啦,不然去學校肯定給人罵給人笑死。那時候很隨便的,穿女款上衣我也不會感到不自在。”
不喜歡學校科目只喜歡音樂和畫畫
小學就讀于Peck Seah(伯城小學)的方榮發,印象中母校曾經是新加坡最高的小學,有7層樓,但由于學校面積很小,裏面有很多柱子,玩捉迷藏時一定會撞上柱子。
方榮發自認在學校只是一名很普通的學生,成績一般般。
“學校教的科目我全部都不喜歡。科學、數學、生物我全部沒興趣,我喜歡音樂、畫畫和唱歌。但這些都是被認爲沒出路的興趣,不能追求,不然就會餓肚子,也許還會被父親打吧。你看畫家不都是死後才成名,畫作也是死後才賣高價的啊。自己死了,享受的是別人。”
上了中學萊佛士書院,方榮發曾一度被要求放學後留堂。他說,訓育主任當時看到班上很少學生,以爲學生曠課非常生氣,其實他們正在校外進行水球隊訓練。
“我很生氣忍不住跑去跟校長理論,講到嘴幹還是說不過校長。校長當時先是同意我的說法,認爲我們沒做錯無須課後留堂。接著他又說,他剛剛請到這個新的訓育主任,不好處處反駁對方的決定,讓他沒面子,希望我們能配合他一下。我們最終竟然被校長給說服了,放學後乖乖留堂。
不過留堂時被叫去廁所油漆,當時一肚子氣,就用白色漆將整間廁所有黑色的部分全部漆成白色。那是我在萊佛士書院做過最瘋狂的一件事。”
方榮發說,當時的萊佛士書院很多學生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學費都是每人每月一塊錢或塊半而已。他還記得上學第一天穿著拖鞋去,結果被罵,隔天立即換鞋。
“我每天都從振瑞路(Chin Swee Road)走路去學校。每天穿過歐南園到大世界然後就到格蘭芝路(Grange Road),走得快大約半個小時就能抵達學校,那時沒有校車。”
自制“吉他”苦練和弦
家裏窮困沒錢買吉他並不能澆滅方榮發想學吉他的熱忱。
“我就找來一個Sheaffer鋼筆盒,寬度跟吉他一樣,上面綁上6條橡皮筋,先學和弦的手法,然後才學彈真正的吉他。我的第一個吉他是花30元買的二手吉他,當時還在上中學,存夠錢就去買。”
說到這裏,方榮發告訴我們,他曾經給後港區畫過一幅“公園”畫。
“後港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大公園,綠化做得很棒。所以我就畫了一張公園畫,裏面藏了貓、蛇、老鼠、讓大家去尋覓。”
方榮發長大後真的讀了一門與音樂美術相關的科目,不過卻是技術含量很高的理工科。他擁有新加坡理工學院電氣工程專業文憑、以及美國德特薩斯州大學理學士學位,主修電台/電視/電影技術編制。
“你讓我去攝影棚看,不同的器材我都能修補,我們大學學的很技術性,跟我之前的理工專業文憑相差不遠。我們也學用很傳統的16毫米單反相機和戰地相機,見過嗎?就是那種轉轉轉,測量好後拍攝的。以前我們是真的剪片,用透明膠帶固定好,然後要讓影像和聲音同步,非常考功夫。我們學的是背後那套技術,所以能充分理解爲何拍攝能夠讓人如此著迷。”
家境不用很富有也可以去美國念書
“我到美國念書時,去學生辦公室跟他們講,我只夠錢讀一個學期,請讓我去打工。校方就給我辦一張准證和社保卡,讓我可以出去打工,一星期工作20小時。一般是暑假去打工,因爲暑假很多地方都缺人,我就一邊打工一邊上課,這樣可以早點畢業。”
“美國人雖然很熱情,但打工時比較辛苦。當時我去郵局當臨時工,因爲是政府機構,裏面的員工很多都是美國黑人,他們以爲我來跟他們搶飯碗。我們華人工作會比較勤勞,每次處理信件都將一大包一大包郵件通過機器來分類。我一次可以處理掉三包甚至四包。他們通常只能處理兩包。
所以他們不跟我講話。我去上班每個看到我好像見到鬼,不跟我說話。我後來意識到不是他們懶惰而是美國勞工法規定如此,于是我慢慢減産,從四包變三包然後變兩包。和他們一樣後,就能做朋友了,真的是這樣!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工作文化不同,凡事都是相對的,和工作特別拼命的日本人和韓國人比,我肯定不如他們勤勞。無論在本國工作或去國外工作,要懂得爲人著想。”
除了郵政人員,方榮發在美國也當過侍應生、廚師和餐館經理等。學成歸國後,從事了多媒體設計與程序編制、數據廣播及業務拓展等工作,後來還開始經商。
加入工人黨純屬巧合
“其實我一開始並不是想加入工人黨,只是想伸出援手幫忙反對黨。當時我寫信給劉程強和詹時中,問他們需不需要幫忙,因爲2005年那時候只有劉程強和詹時中兩名反對黨議員,我看他們在國會很孤立無援。
劉程強很快就回複,叫我過去大牌310找他。我就去找他聊聊,聊完後我就加入工人黨。詹時中沒有回複,我也不知道爲何他沒回複。”
紅螞蟻問方榮發:爲什麽不去PAP(人民行動黨)幫忙?
他答說:“PAP哪裏缺人,他們人才那麽多!你若真想促成民主社會,民主意味著需要幾個政黨來相互制衡,如果一個黨那麽強大,一個那麽弱小,我們肯定要幫助那個弱小的。”
工人黨已經在後港服務了“一代人”
方榮發于2006年加入工人黨,在2012年後港區補選中當選國會議員。他也在同年獲選爲阿裕尼-後港-榜鵝東市鎮理事會副主席。雖然在後港服務了7年,他依然將後港區的治理歸功于工人黨前黨魁劉程強。
“1991年劉程強在後港當議員時,他真的很用心去做,他也知道身爲反對黨,區內很多東西他未必能做得到,他從來不給予過度承諾,所以人民相信他,認爲他誠實。在後港,只要用心爲居民服務,他們看得出的。用心做事還是用嘴說說,明眼人看得出。”
“工人黨在後港已經服務了28年,近30年,相當于一代人,這裏的居民與工人黨一起成長,有一種特別的情感聯系。他們對我們關懷備至,會煲涼茶給我們,有時做筍粿、芋頭糕等請我們吃。”
“居民看到我比較多叫我Ah Huat,也有叫Poon先生(Png在潮州話發音類似Poon)或方先生的。我是福建人,但後港是潮州區,所以我的福建話現在帶有潮州腔。以前我老說:你gong simi,現在我經常講:你 tah mi gai?”
後港區最大的挑戰:人口老化
“後港是老人區,很多地方有必要做得更安全,時不時會聽到有老人在區內跌倒。他們跌倒沒有向我們投訴但我們還是通過不同渠道聽說。跌倒有時候是因爲地面不平整,有時是因爲他們抄捷徑。所以現在捷徑也要做得安全一些。因爲人的性格就是這樣,有捷徑就會走捷徑的。所以我們盡力咯。我最怕老人跌倒,一跌到老人就很難康複。這是我最擔心的。”
訪談接近尾聲時,紅螞蟻問方榮發人生有沒有什麽遺憾。
他答說:沒有。加入反對黨沒有遺憾,這一路走來更沒有遺憾。
“就算你讓時光倒流回到過去,我也不會想改變什麽,人生就是一個圓圈,即使半途改道,最後還是會回到這個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