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加坡在4月初進入半封城狀態，對抗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的戰鬥，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態勢；或者說是呈現了兩個不同階段。
在首先暴發疫情的中國大陸和被直接波及的亞洲地區，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包括中國，都在嚴防第二波疫情的暴發，而且主要針對的是輸入型病例的增加。
而在後知後覺的歐美國家，以及心存僥幸的日本，則正陷入或即將出現社區感染大暴發、醫療體系癱瘓的水深火熱之中。
表面上看，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似乎在現階段表現相對良好，特別是從確診病患和死亡人數去看。但是，如果從歐美的經驗看，日本恐怕即將進入第二期的暴發階段，連安倍政府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都在警告，日本疫情已經在懸崖邊上了。
國際媒體至今大致承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在應對疫情方面相對成功。
中國盡管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一來因懷疑中共謊報隱瞞，外界對其公布的數字存疑，二來因爲官方急著複工複産，不斷要地方政府解除封城措施（高官雲集的北京卻依然嚴密控制），它暴發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不容排除。
歐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傷亡慘重，但是數據顯示似乎已經度過了疫情高峰，只要繼續采取封禁措施，就有望遏制病毒傳染；但是法國、英國以及一些北歐國家則開始進入疫情高峰，單日死亡率不斷創新高。美國的情況也不樂觀，總統特朗普表示，接下來一兩周將是最艱難的歲月。
雖然疫情嚴重程度不同，跟各國處于疫情的不同階段有關，但是各國在防控疫情上的措施不同，也呈現了社會文化的差異。
籠統說，重視個人權利的西方國家，似乎情況都比較嚴重；而重視集體利益的東亞社會，疫情就比較受到控制。
這種表面印象，難免讓人覺得病毒所帶來的挑戰，暴露了西方社會自私自利的一面，也反映了東方社會重視集體的優點。
這種簡單的二分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卻須要再深入探討。如果說用疫情嚴重與否來判斷國家社會文化的體制優劣，那麽至今一切似乎風平浪靜的朝鮮，豈不是表現得最好的國家，而證明獨裁專制體制是最優的？當然不是這樣。
可是，西方社會重視個人權利，不利于疫情的防控，卻有一定的道理。
至今，歐美社會還是存在對于封城鎖國的嚴厲防疫措施的質疑和不滿，擔心它擴大了政府的權力，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和權利，而且更擔心政府借機擴大的權力，在疫情後成爲常態。
此外，這些質疑者也懷疑封城鎖國的做法，下藥太猛，恐怕還沒有治好病毒，卻先把社會文明所依賴的經濟活力給扼殺了。特朗普一再強調解藥不能比病毒糟糕，就是基于這種思路。
在疫情高峰期，病患增速急劇上升，醫院病床和資源不勝負荷的時刻，這種質疑聲很難獲得大衆共鳴。但是這並不妨礙質疑本身的合理性。
西方社會傳統上對自由的重視和對獨裁的戒心，有其曆史文化傳統，也有其道理。只是疫情的挑戰太過嚴峻了，犧牲個人自由和讓渡權利給政府來控制疫情，至少是當下社會的共識。
東亞社會，特別是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儒家圈社會，類似的爭論就比較少見。人們的基本共識是犧牲個人不便，希望盡快遏制病毒傳染擴散，早日恢複社會秩序正常。所以社會整體的反應還是比較一致，間接地抗疫的效果也比歐美社會好。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病毒來襲似乎證明重視集體的社會，表現優于重視個體的社會。這當然是粗糙的結論。事實恐怕並沒有那麽簡單。
對抗疫情除了如何防止病毒擴散（這需要集體的努力，甚至對不配合的個體采取強制措施，限制其權利和自由），也包括須盡快研制出疫苗或特效藥。否則，疫情一再傳播，甚至境外輸入導致第二波，各國經濟將因爲鎖國而徹底崩潰，社會文明將瓦解。
在後者，到底是歐美社會比較有可能快速研制成功，還是亞洲國家呢？答案顯然是前者。
這又說明了什麽呢？不重視個人自由的社會，很難鼓勵特立獨行的人物出頭，也很難出現創意和思想的突破。而研制疫苗或特效藥，需要的正是類似的創意和發明。
歐美醫藥業領先亞洲雖然有其曆史因素，但是社會的創意和活力，也是很關鍵的原因。許多聰明優秀的華裔、日本、印度科學家願意離鄉背井去美國發展，正是因爲那裏的環境鼓勵和允許他們發揮，而家鄉這種不重視個人自由的環境，則扼殺了他們發揮的空間。
所以，認爲集體社會更優于個體社會應對疫情挑戰，東風壓倒西風，只是一種片面的結論。事實恐怕更趨向于中間，在控制疫情擴散方面，確實有賴于集體精神，但在消滅病毒方面，卻更需要尊重個體的環境去發明突破。
所以，應對疫情的挑戰，最終或許還是得歸回中庸之道，取東西方文化之長，互相補充。
另外要補充的一點觀察是，西方社會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現象，也是其個人主義極端化的結果，只談權利，不談義務。
傳統的西方個人主義，其實兩者都強調。從義務的角度，如果人人都意識到對他人的義務，其實不用政府的強制手段，也都能自覺地配合隔離在家，而不會自私地想減少自己生活的不便。在這一點上，日本似乎就結合了兩者的優勢。然而，日本政府這次表現不佳，卻可能讓國家陷入不必要的危機。
所以說疫情的應對，涉及很多因素，不能籠統用東西方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來解釋對照，盡管這麽做有其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