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在2月24日辯論財政預算案，第一炮就討論漸進式薪金模式，我覺得很有象征意義。
就像《聯合早報》社論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應該讓這場冠病疫情危機白白浪費掉，而應該抓緊時機，促進社會的平等；提高低收入群體的薪金，才是可持續的辦法。
環顧全球的亂局，各種社會對立和沖突，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貧富差距擴大，讓越來越多人感到憤憤不平，甚至對未來失去希望。
如果年輕人普遍對未來絕望，那麽就不只是社會動蕩而已，長遠更導致他們不願意結婚生子，進一步讓人口老化問題更加嚴重。
國會最大在野黨工人黨在大選期間和國會裏，不斷從各個角度主打這個課題，顯示其敏銳的政治嗅覺，也證明這個課題最可能引起選民的共鳴。
執政黨與它在最低工資制度的交鋒，顯示雙方都意識到提高人們的勞動收入，是釜底抽薪之道；彼此的爭辯，只是在于如何“抽薪”而已。
疫情打擊百業，雖然程度不同，一些行業如醫藥、生物科技和資訊通信業反而因爲疫情逆勢而上，但整體的經濟和就業狀況還是疲弱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探討最低工資制度，就凸顯了理論和實際的巨大差異。
用法律強行提高薪水，不但違背市場供需原則，對于掙紮求存的中小企業，更是雪上加霜。漸進式薪金模式的靈活性優勢，也就在比較中凸顯出來。
原則雖然是這樣，但如何實施，其中也有大學問。全國職工總會把目標鎖定在低收入員工集中的六大行業領域，又特別挑出食品服務業和零售業（因爲能惠及約7萬名員工），是提出了關鍵而又困難的問題。
關鍵是因爲職總鎖定的六大行業共約8萬低收入員工，這兩大行業就占據了絕大多數；困難是這兩大行業不容易提高生産力，也就很難不會因爲提高薪水而推高成本，最後推高物價打擊消費者。
其實，這些低收入工作真的是因爲創造出的價值不高，所以薪水才低嗎？
1970年，愛爾蘭的金融業者大罷工，但是人們日子照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因而形容這類人從事的是“虛假工作”（bullshit jobs），因爲連從業員本身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本質其實很膚淺。
1968年，紐約市垃圾工人因爲市長拒絕他們的加薪要求，舉行大罷工。獲得媒體支持的市長堅持了九天後屈服，因爲紐約市迅速變成了垃圾堆。
這個例子說明工作的價值，並不是完全反映在從業者的薪水上面。這也表明所謂的市場供需，在這些行業領域其實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
漸進式薪金模式，就是要通過政府有形的手去糾正市場失靈；而且比最低工資制度的一刀切要有效得多。
希望漸進式薪水模式像一面照妖鏡，最終能夠真正體現一些工作崗位的社會價值。冠病疫情逼出所謂的“必要服務”，正好也說明了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