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何許人也？戰略家的戰略家，領導人的領導人，導師的導師。”
《去問李光耀》扉頁上的這段贊美，可謂登峰造極。如今，該書的中英文版本正同時在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熱賣。
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一位九旬老人的思想仍然被人們所重視，無疑是個有趣的現象。帶著這一問題，重新閱讀與之相關的新舊書籍、資料，是一次愉快的發現之旅。
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身上有多種美德，但謙遜顯然不是。美國記者湯姆·普雷特所著的《對話李光耀——新加坡見過之路》（Lee Kuan Yew ——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一書披露，在接受湯姆·普雷特采訪時，李光耀當仁不讓地將中國開放之初建立經濟特區的專利歸于自己。他告訴湯姆·普雷特，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他向鄧小平提出了這一建議並爲鄧小平所接受。
2010年11月，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整整32年之後，在新加坡河畔的“貴賓廊道”，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共同爲鄧小平紀念碑揭幕。碑上刻有鄧小平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是李光耀最佩服的三個政治家之一，他的這句名言，顯然影響了李光耀。可視之爲李光耀政治遺囑的《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一書，書名中的“HARD TRUTHS”，靈感無疑來自于鄧小平的那句話。
作爲新加坡經驗孜孜不倦的宣講者，鮮明的現實主義者與政治強人，李光耀對新加坡“硬道理”的概括，首先強調的是軍事力量。1991年新加坡的國慶日，馬來西亞和印尼軍隊在鄰近新加坡的地區進行軍事演習，此舉給李光耀以很大刺激。盡管他不相信馬、印會入侵新加坡，但別人在自己的家門口耀武揚威，終非好事，李光耀下決心建立一支精銳的空軍。如今的新加坡，年度國防開支128.8億新元，約占GDP6%；在不足500萬的人口中，常規軍近72000人，其中空軍爲13500多人，飛機422架。此外，新加坡實行“全民皆兵”，18歲以上的青年必須服兵役。這些舉措，使得小國新加坡擁有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威風凜凜，令懷有敵意的鄰國不敢抱非分之想，從而使新加坡可以專心致志從事經濟建設。
新加坡的第二個“硬道理”，是要有一個由社會精英領導的政府，帶領人民朝著既定目標前進。這個道理，多年來從李光耀嘴裏說出無數遍了，他還做過許多類似的表述，包括“好政府”“強大而誠實的政府”“一流政府”“有倫理道德的領導層”“廉潔、有效率、理性、可預期的政府”等。李光耀對社會精英的推崇，幾乎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即使在新加坡國內，也曾招致民衆不滿。
1983年的國慶群衆集會上，李光耀做例常演講，講話中他說，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生如果期望自己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爲，就不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爲妻。此言一出，激起很大反響，次年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夫人柯玉芝事前的提醒得到驗證。但是，強人並不爲所動，他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使之在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中得到貫徹，多年來，堅持大學生與專業人士優先是新加坡移民政策不變的核心原則。
新加坡的第三個“硬道理”，是人口比民主重要，秩序比自由優先。李光耀認爲，人口，而非民主，將是二十一世紀安全與成長的關鍵因素。對于民主與自由的批判，是李光耀所有著述、訪談中一以貫之、不吝篇幅的內容。他認爲，受過教育與訓練、有創業精神、富于合作精神與工作倫理的人口，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遠遠比民主制度來得重要。在談到新加坡未來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時，李光耀認爲，重要的是能持續地物色到優秀人物出任國家總理與部長。
李光耀對民主的批判與質疑，純粹從功能主義出發。他認爲，對于政府來說，重要的是要有效率，而一人一票是最困難的政府形式，因爲人民是善變的，並不真正清楚自己需要什麽。
盡管對民主持堅定的質疑態度，但李光耀的立場並非基于意識形態的粗暴否定。這一點，可從他的一個堪稱有趣的想法中可見一斑。李光耀設想，可以超越一人一票的辦法，由年過四旬、有家庭的人每人手中握有兩票，因爲這個年齡段的人要比不到30歲的人要謹慎，投票時會考慮子女的需求。但是，人過65歲時，可能會有問題。因此，40歲與60歲之間應是最爲理想的選民。到了60歲，就應該回歸到一人一票。無論這樣的設想是否可行，能有這樣的想法，說明李光耀對民主絕非持簡單粗暴的反對立場。
李光耀的硬道理，有自己卓越的政績做後盾——將一個沒有任何資源、人均收入只有幾百美元的小國，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建設成人均收入達到5萬美元、比美國還高的發達國家，說起話來自然底氣十足。不過，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並不買李光耀的賬。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森指出，從實證研究的角度，新加坡的成功，與自由市場、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等因素相關，而看不出與威權政治有任何關系。他並引用一項研究說明，在民主制度下的民衆，普遍要比集權體制下的民衆更能獲得良好的教育。
有趣的是，在《去問李光耀》中，李光耀自認爲是“典型意義的自由派”，因爲他沒有拘泥于世界上任何一種特定理論來執政。而在《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中，當記者問到新加坡人應該讀什麽書時，在經濟學書籍中，李光耀首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這大概也是會讓常常批評李光耀的人大感意外的。
“硬道理”的背後還有道理
從1978年以來，從高層領導到知識界、普通民衆，中國人對新加坡經驗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學習新加坡經驗，甚至帶有國策的色彩，坊間也有中國領導人向李光耀請益的傳說。而李光耀的親密戰友、前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曾經擔任中國國務院的顧問，則早已不是什麽秘密。至于中國官員去新加坡取經，直至今日仍然絡繹于途。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一方面，新加坡經驗之于中國開始有淡化的趨勢，而另一方面，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官方層面，中國鏡像下的新加坡經驗，似乎關注的仍然不過是新加坡“硬道理”的皮毛。這一點，從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和各種“省部級社科項目”的中標課題中不難發現，在與新加坡有關的課題中，仍集中于諸如作爲發達國家的新加坡如何做到一黨獨大且長期執政、新加坡如何做到一黨獨大而又能做好廉政建設、新加坡一黨獨大之下如何搞民主、新加坡如何維護社會穩定等等。
其實，近年來，隨著中國媒體與學術界走近新加坡展開細致的實證觀察與研究，關于新加坡經驗的敘述，早已不再是“一黨獨大且長期執政”這樣簡陋。比如新加坡盡管長期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但反對黨一直合法存在，議員始終由公民一人一票選出。
在《去問李光耀》一書中，李光耀強調，政府從基層而起，“有責任讓代表站穩基層，確保在苦況和不滿尚未達到嚴重程度之前，就采取補救措施。政府必須時時與老百姓保持接觸。”這絕不是漂亮話，新加坡的部長要定期與公衆見面，聽取群衆意見。執政黨一旦做得不好，公民在制度上是有機會用投票表達不信任的，對執政黨並非完全沒有制度上的制約機制。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丟失一個集選區的得票，令執政黨震動，不得不對自身進行反思。
此外，作爲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可謂是一個“看不見的黨”，並沒有覆蓋、掌握社會的每一個細胞，社會的許多領域，如教育、科研等，有高度的自治性，是由專業人士執掌的天天地，沒有行政泛濫化的弊病。新加坡“硬道理”背後的這些道理，與中國現實中的一些積弊，有本質上的不同，絕不是可以忽視的細枝末節，更不該被選擇性地忽略。
新加坡“硬道理”的背後，執政精英集團的倫理道德水准也不容忽視。這一點，是李光耀常常挂在嘴邊，但也最不爲對民主有著強烈渴求的知識分子所認同。個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制度才能保證執政黨不會腐敗，制度好能讓壞人做好事，制度不好能讓好人做壞事，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真理，但是，在好的制度尚未建立、甚至遙遙無期的轉型期，執政集團中的核心層面的倫理道德水准、曆史責任感無疑非常關鍵。在這方面，李光耀無疑是一個卓越的典範。新加坡的高薪養廉制始于1994年，作爲設計者的李光耀已于四年前退居二線，並沒有受惠于這一制度。李光耀家庭本身的廉潔，也是衆所周知的。其夫人柯玉芝貴爲“第一夫人”，只有一只金表和一條珍珠項鏈，而直到柯玉芝于本世紀初中風，李家才有新式淋浴設備，更令人不能想象。
作爲執政者，面向曆史，成就事業，是最大的激情，也是最崇高的使命，而不應該像普通人那樣屈服于形而下的欲望，這應該是選擇以政治爲志業者，特別是站在國家這艘大船的駕駛艙裏的人必須有的境界和格調。
面臨“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也在悄然改變，新一代新加坡人對民主的訴求在提高，但90高齡的李光耀的智慧，對于新加坡，包括對于世界，特別是中國，仍然有不變的東西在。
（信息來源于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