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常常聽到一種說法，“中國的國資委等于新加坡的淡馬錫”。實際上，這個比喻很不准確。真實情況是，國資委和淡馬錫相同之處甚少，不同之處甚多。我們不妨進行一番比較。
組織結構不同
“國資委”的全稱是“國務院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2003年4月6日正式挂牌成立，是中國國務院直屬的正部級特設機構。國務院授權國資委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根據黨中央決定，國資委成立黨委，履行黨中央規定的職責。國資委的監管範圍是中央所屬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的國有資産。
“淡馬錫”三個字是馬來語TEMASEK的音譯，全稱是“淡馬錫控股（私人）有限公司”TEMASEK HOLDINGS （PRIVATE）LIMITED，1974年6月正式成立，是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控股的、具有民間私法人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不同于國資委，淡馬錫和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沒有任何法律上的聯系和義務。
主要職責不同
根據中國國務院的授權，國資委履行國有資産出資人的職責：
1、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對所監管企業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進行監督，加強國有資産的管理工作；推進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推動國有經濟結構和布局的戰略性調整。
2、代表國家向部分大型企業派出監事會；負責監事會的日常管理工作。
3、通過法定程序對企業負責人進行任免、考核並根據其經營業績進行獎懲；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選人、用人機制，完善經營者激勵和約束制度。
4、通過統計、稽核對所監管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情況進行監管；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産保值增值指標體系，擬訂考核標准；維護國有資産出資人的權益。
5、起草國有資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制定有關規章制度；依法對地方國有資産管理進行指導和監督。
6、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通俗地說，國資委的職責是“管人、管事、管資産”。由此可見，國資委履行的是政府職責而不是企業職責。
1974年，新加坡財政部投資司負責組建淡馬錫控股公司，將此前政府投資成立的36家（包括發展銀行在內的）國有企業的股權轉入該公司，資本總額爲3.54億新元。財政部賦予淡馬錫的宗旨是：“通過有效的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從而爲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其指導思想和出發點是：提高屬下國有企業（新加坡政府更准確地稱之爲“政聯企業”－－政府擁有股份的、與政府有關聯的企業）的宏觀監督和控制水平；集中管理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政策研究水平，有利于爲政聯企業的發展方向提供正確的指導。
非常明顯，淡馬錫是一家企業，企業經營是其全部的活動內容和唯一考量。淡馬錫在商言商，以經營績效向財政部負責，算經濟帳，不算政治帳；管好自己的經營和發展，不用負擔所謂的國家使命的政治包袱。當然，如果一定要和政治扯上關系，淡馬錫完成了國有資産的保值和增值，就是完成了新加坡政府賦予的最大的政治任務。
最高權力機構不同
國資委的最高權力機構應該是由主任和副主任組成的領導班子；而淡馬錫的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由13人組成，其中2名爲政府公務員，另外11名爲企業界人士。
政企分開與身份認同
現有的國資委兼具出資人和監管出資人的雙重地位，不僅造成了監管者監管自身的矛盾，而且經常引發國資委與財政部的預算權和分紅權之爭。（2007年年中，財政部終獲國資收益權，爲之前是交給財政部還是國資委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央企紅利上交財政部，國資委的地位當然會被削弱。當初國資委成立之時，提出管人、管事、管資産，履行的是國有資産出資人的角色，其實這是一個不清不楚的定位，或者說是一個尴尬的定位。如果讓國資委行使政府職能，則財政部本身就是出資人，其企業司本來就具備管理央企的職能，新成立的國資委並沒有任何職能上的轉變和創新，也就沒有任何新意，只不過是行政級別拔高了而已；如果讓國資委行使企業職能，則它又不是一個企業。因此，政企沒有分開的老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財政部與國資委關系怎麽劃分？國資收益權由財政部掌握，意味著國資委必須轉型，必須從“出資人”（老板）的身份轉到“資産管理人”（總經理）的立場上來。即財政部相當于老板（出資人），國資委相當于管家（總經理），而下屬的央企負責具體的經營，相當于打工者。這樣劃分，比之早前的雙重定位好了很多，不過仍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改革。這是因爲，仍然沒有做到政企分開、沒有做到所有者和經營者的職能分開，國資委如果不是以企業的面目來經營，其職能說到底還是相當于財政部的一個司局。
淡馬錫自1974年成立以來，總資産由當年的3.54億新元發展到今天的3100多億新元，過去40年的總體投資回報率高達16％，其規模相當于美國的通用電氣，或者德國的西門子，成爲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對新加坡GDP的貢獻度爲10％（前年爲13％）。
淡馬錫掌控的企業幾乎包括了新加坡所有的最重要、營業額最大的公司：如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港口、海皇航運、新加坡電力、吉寶集團、萊佛士酒店等；淡馬錫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值約占整個新加坡股票市場的47％；2013年在海內外投資總額達2300億新元；標准普爾和穆迪（STANDARD & POOR’S，MOODY’S－－國際著名信貸評級機構）給予淡馬錫控股AAA的最高信用評級。
國有資産管理的良好標志和最終結果，是看國有資産能否得到保值和增值。新加坡國有資産管理的成就和新加坡本身一樣，遠遠超出了這個彈丸小國、蕞爾小島的國土和疆界，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做到、也沒有做好的巨大成就，令所有國家都爲之側目。、
除了有形的投資回報率之外，淡馬錫成功的重要意義還在于，新加坡在國有資産的管理領域創立了自己獨具一格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大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政企分離、産權明晰。縱觀新加坡政府賦予淡馬錫公司的職能和對其實行的監管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體現了國有資産所有者的職能，並做到了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的分離。雖然它們之間保持“一臂距離”，但不是徹底分家，不是說對所屬企業的一切活動均不聞不問。政府對淡馬錫的經營活動做到監管但不幹預，重大事項審核但不承諾，鼓勵大膽自主經營但不失控。政府通過派遣公務員到控股公司任職以及控股公司對子公司主要負責人的任免、經營業務範圍的審定、重大投資項目的審批及財務報表的審核等制度，使淡馬錫控股整個系統內各類企業的經營目標和重大經營活動始終處于政府的掌握之中。
二、 通過委托淡馬錫控股的運作，政府對國有資産的管理不僅做到“抓大放小”，而且實現了增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控制力的目標。政府通過抓班子（監管淡馬錫控股的領導班子），立指標（制定考核經濟指標）、定範圍（審批子公司的經營方向）和看效益（分析和調查子公司的財務狀況）等手段和措施，實現國有資産的保值和增值，擴大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並培育和造就一批國際水平的現代企業。
三、 實行一視同仁策略，強調在平等條件下公平競爭，培養和造就一批國際水准的企業家。在淡馬錫系統內部，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關系，堅持“一臂距離”的交往原則，在管理與被管理、監督與被監督之間，堅持按程序、按制度辦事。控股公司對子公司的經營活動，實行指導，但不幹涉；給予政策扶持，但不代替；給予幫助，但不包攬。
淡馬錫控股對所屬子公司與國內其它私人企業一樣對待，鼓勵他們在市場上參與平等競爭。在資金、信貸和稅收方面，控股公司對所屬政聯企業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優惠或保證。即便是新成立的公司，控股公司根據項目評審結果，可能提供股東貸款，但這種貸款的利率同樣按當時資本市場的利率結算，並不因它是自己的子公司就給予照顧。
通過上述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國資委和淡馬錫有著根本的不同：國資委是政府機構，用行政的手段、計劃的方式、官本位的權力（正部級）對國有企業進行管理和監督；淡馬錫是企業，用企業的手段、市場的方式、市場本位的運作進行經營。
之所以有人把國資委比喻成淡馬錫，不但說明了淡馬錫的成功對其他國家所産生的重大沖擊和深遠影響，也充分說明了國有資産的管理對于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是一件大事，國有資産的管理能力和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總體競爭力的表現，尤其在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活動的透明度日益增強，市場競爭也日益激烈）的今天更是如此。
研究淡馬錫的成功，要研究它的核心和真谛。作者認爲，淡馬錫的成功，歸根結底是因爲它最大程度地奉行了企業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模式。用管理企業的方式管理企業、大刀闊斧地進行私有化改造、大幅度地減持政府在政聯公司中擁有的股份，才使得淡馬錫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可喜的是，國資委成立之後，就明確地把淡馬錫作爲標杆和楷模，一直在密切地關注、研究、學習和仿效，甚至于聘請淡馬錫擔任國資委的改革顧問，借鑒淡馬錫的成功模式，沖破傳統的舊模式，對實現國有資産的出資、運營、監督等三方制衡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模式和新道路。應該說，這是非常正確和高瞻遠矚的舉措。畢竟，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走向世界，必須要吸收世界級大企業的寶貴經驗。假以時日，國資委和淡馬錫的差距一定會越來越小，到那個時候，也許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的國資委就是新加坡的淡馬錫了。
（原刊于新加坡《聯合早報》）
作者介紹
楊建偉：新加坡國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新加坡唯一國際集團副總裁，兼任新加坡亞洲管理學院副院長、澳洲JCU(詹姆斯庫克)大學和新加坡等地大學的客座教授。擁有在政府部門、私營企業、跨國公司以及相關研究機構的工作經曆，上世紀80年代曾在意大利和英國從事跨國投資的實務和研究工作，1993年起定居新加坡。
過去20多年，作者一直在新加坡從事和跨國投資、企業管理有關的實務、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對于新加坡建國5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以及淡馬錫控股的公司治理等課題有較深入的研究和總結；其多門課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培訓課程中廣受好評。
作者也擔任新加坡天府會顧問、三江會館董事、重慶大學新加坡校友會（籌）顧問等社團職務。
自2000年起，作者在新加坡出版過三本專著：《投資中國的必修課》、《從讀書學管理》及《Investing in China》。
本書介紹
本書收錄和彙集了作者過去幾年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中國《南方日報》、《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上發表過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及報紙的專訪或專題報道，涉及經濟、管理、文化、社會等四個方面的內容。
對于新加坡建國5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戰略、指導思想和發展路徑，特別是新加坡在經濟轉型與産業升級方面的超前和求新求變，以及淡馬錫控股的公司治理等課題有較深入的研究和總結。
新移民的提醒／方桂香
（原刊于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1月26日）
上周受邀在楊建偉教授的《新加坡的經濟轉型之路》新書發布會上講話，作爲他這本書的編輯、出版人與作序者，我自然熟悉書的內容。同時，我又是越來越珍惜這片土地的新加坡人，要我談楊教授對新加坡的觀察與感受，是可以隨心隨意地侃侃而談。但我在發布會前再翻閱楊教授的書時，竟還是那麽感動于他對新加坡的高度熱愛與贊賞，以及深切的自豪與感恩之情，所以還是記錄了一些新感受。
楊教授說他是最爰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他是近距離在觀察、了解與感受新加坡，他見證了新加坡雖然很小，但智慧不小，能量不小，憂患意識與拼搏精神都堪稱不小。我們身爲新加坡人，卻不是近距離，而是完全沒有距離地置身其中。新加坡人自然而然地跟著新加坡成長，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特別去理解與分析新加坡。這麽多年來，國家許許多多的大變化小改變，好像都沒驚動過我們。今天面對非一般成功的50歲新加坡，我們才開始被不斷地提醒：一切都不是從天而降。國家如此，在國家裏蛻變的個人與家庭裏的幾代人也如此。所以，完全沒有距離其實不盡是好事。人與人之間，人與國家之間，都需要像文學藝術的創作與欣賞那樣，保持某種陌生化，才不會因爲熟悉化而自動變麻木。像楊教授那樣，中年才移民，雖然在新加坡生活了21年，但由于之前在中國有另一段40年的生命體驗，所以即使他對新加坡已達到近距離的關系，還不是零距離。也正因爲還有距離，又是近距離，才能既客觀准確，又深入透徹地看清事物的核心與本質。
楊教授說新加坡不像中國，總喜歡不斷自己總結成就。在這個小國裏，因爲領導人務實，用楊教授的話說，就是“不靠響亮的口號和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治國，靠的是腳踏實地的工作”，所以我們沒有不斷自己總結成就的文化，我們更傾向用經濟數據有力說明各種成果。今天，新加坡50歲了，我們好像才開始有意識地要用數據以外的語言文字，更全面更感性地總結成就。回顧與總結還是很重要的，它讓我們珍惜與感恩，並懂得只有帶著成就感與危機感，才能走得更長更遠。作爲必然置身其中的本地人，我們需要近距離觀察體驗的新移民，也需要遠距離觀望全景的外國人，來爲我們描繪各種對比國外的本國面貌。他們的近距離與遠距離視角，都在在提醒我們，我們真的很幸運了。
在楊教授爲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分期裏，我回顧我的成長。我在70年代初爲父母有幸擁有第一代的組屋，而感到興奮與幸福。我在80年代初爲自己是末代華校生的失落而流淚。我在90年代，看到國家飛躍、家庭轉型而滿足驕傲。今天我更深切地體驗到，大多數新加坡人都一代比一代好。我們很多人都平等通過教育翻身；在任人唯賢的體制裏，大多數人都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在自由的環境裏，我們可以自由創造財富；在常被批評的教育制度裏，我見證新加坡學生在海外的頂尖大學，一點也不遜色于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當別人以爲走出去會更好，我卻見證世界上沒什麽國家比新加坡安全、穩定、小而多元而精致。 楊教授雖是新移民，卻跟新加坡人一樣重視與珍惜這個國家，這特別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