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懷念李光耀先生及其所建立和建設的新加坡，但往往忽視了其在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曆史上的意義。當人們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大曆史中去考察的時候，其非凡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僅關乎李光耀本人，也不僅僅關乎新加坡本身，而是關乎不同社會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創新。
作爲一個以海外華人爲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新加坡可以說是近代政治思想和李光耀有機結合的産物。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中國移民不斷來到東南亞，形成了不同的華人“離散群體”。不過，華人一直抱有“落葉歸根”的思想，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在此紮根。這和西方移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6世紀之後，西方諸國不斷建立海外殖民地，在當地建立了諸多國家。在當時的華人移民中間，很少有人會有“建國”的思想。近代以來，一些華人群體在東南亞居住下來。從18世紀始，英國殖民者開始來到東南亞。到19世紀，他們建立了海峽殖民地。在英國統治下，一些華人尤其是商業團體開始形成了不同形式的華人社團。他們一方面和中國打交道，一方面和西方打交道，了解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政治秩序和商業模式。也是在西方影響下，這個時期，一些華人社團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想，即不同的民族是可以形成和建設自己的國家的。
李光耀便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他熟知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在反殖民地之後，他立志打造一個包括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多民族的國家。不過，獨立之後，馬來人要建立以自己民族爲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因此李光耀在馬國的政治努力並沒有獲得成功。新加坡被馬來亞“驅逐”，被迫成爲獨立國家，李光耀便在新加坡確立了一個小型的、以華族爲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盡管曆史不能假設，但人們仍然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李光耀，海峽殖民地當中，能否會産生一個以華人爲主的新國家？是否有其他政治人物，有能力把不同的華人離散群體，和馬來人、印度人整合在一起成爲一個國家？沒有李光耀，這裏的華人是否仍然像在其他國家的華人那樣，停留在“唐人街”（Chinatown）的狀態？不管如何，迄今爲止，海外華人仍然處于離散狀態，只有新加坡成爲了獨立的成功國家。
立國是一回事情，國家建設則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正如李光耀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獨立國家，他也深知如何建設一個國家。今天李光耀爲世人所尊重，就是因爲他所建設的新加坡模式。如果沒有新加坡的成功，很難想象人們會像今天那樣尊重他。在後殖民地時代，在衆多獨立的新國家中，新加坡幾乎是一個“異類”。西方殖民主義結束之後，新獨立的國家所面臨的選擇並不很多。當時有幾個模式可供選擇，包括西方模式、蘇聯模式和傳統社會模式等。在今天看來，所有這些模式都少有成功的案例。很多社會仍然處于傳統狀態，而意在引入激進變化的蘇聯模式，即計劃經濟加集權政治，也已經不在。西方模式比較複雜。領導反殖民地運動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政治精英。這些精英往往做兩個相反的選擇，要不完全反西方，要不全盤接受西方。一些精英在其國家獨立之後，秉持反西方路線，試圖進行徹底的去殖民地化；另一些則簡單地把西方模式移植到自己的國家。無論是反西方還是簡單移植西方模式，都沒有很成功的案例。
“自主創新”模式
李光耀所領導的新加坡則是“自主創新”模式，有機地整合了東西方最優的制度和實踐，形成了自身獨一無二的制度體系。李光耀“自主創新”的巨大能力，來自其深懂曆史和世界事務。他不僅知曉曆史上不同帝國政治秩序的優劣，更知曉他那個時代世界上各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優劣。他所擁有的知識體系（“工具箱”），使得他能夠把他相信是最優的制度和實踐結合起來，成爲自己的制度實踐。
總體來說，新加坡屬于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人們可以把東亞模式總結爲：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在明治維新和之後的很長一段曆史時期裏，日本首先進行了國家制度建設，包括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開始起飛之後，日本花費了大約20多年的時間，建立起一個龐大的中産階級。同時，因爲政府財力的增加，政府開始大量進行社會投資，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加速。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保障了日本長時期的經濟發展，而在社會制度保障下的龐大中産階級，構成了日本社會穩定的基礎。
日本之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四小龍”，也基本上走上了類似的道路。從國家和市場、政府和人民的關系看，東亞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們選擇了與西方發達國家和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第三條道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東亞政府扮演了更爲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都經曆了一個比較“自然”的過程。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市場驅動，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並不很大，主要是規制經濟活動的角色。在社會建設上，只有等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西方整體制度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政府才開始涉足社會領域。但在東亞尤其是“四小龍”，情況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來促進經濟發展，形成了學界所說的“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同時，政府也主動采取有效政策，進行社會制度建設，培植中産階級，避免了類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階級運動。
和前蘇聯與東歐共産主義不同，東亞政府不僅容許市場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還創造制度條件，促進市場的發育和成長。蘇聯東歐模式就是政府和社會的結合，消滅資産階級和市場機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東亞社會拒絕這條當時非常激進的選擇，走上了利用市場機制加政府幹預的道路。在這方面，新加坡尤其典型，發展出一個龐大的政府産業（政府關聯企業和政府投資企業），這和其他東亞經濟體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場這方面，並沒有重大的區別。新加坡的政府産業完全和蘇聯東歐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不同。在新加坡，企業是企業，企業的運作必須符合市場規則，政府不會保護自己的企業免受市場的競爭。
不過，促成日本和東亞成功的更爲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不同于西方和其它地區的政治制度，即一種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賢能制度（meritocracy）。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發生在經濟起飛之前，但民主化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的占領，並且是一黨獨大的權威主義式選舉民主。自民黨“一黨獨大”的體制與其說是民主，倒不如說是賢能制度。在“四小龍”，經濟發展、社會建設都發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龍”首先是建立權威主義政權，然後實現高速經濟發展。等社會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政府再進行社會制度建設。社會制度建設和中産階級的存在，又爲和平的政治開放和民主化創造了條件。一方面，中産階級在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階段之後，開始有政治參與的要求，這是民主化的動力；另一方面，社會制度和中産階級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進程的和平性質，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參與政治過程。如果和歐洲國家早期民主過程中大規模的暴力行爲（尤其是工人階級運動）相比，東亞社會的民主化顯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賢能制度最爲典型
在“四小龍”中間，李光耀所建立的賢能制度最爲典型。這自然和李光耀對這個制度的信仰有關聯。西方民主既不能保障最優秀的政治人才當選，也不能避免無能無德的人當選。李光耀認爲，最優的人才應當從事政治，尤其對新加坡這樣一個毫無資源的國家來說。但同時，他又接受了“人性惡”的事實，即最優秀的人也會腐敗。要避免腐敗，就要有制度來制約。在這方面，李光耀不僅繼承了英國殖民地的法治和定期選舉，也進行了制度創新，包括設立反貪機構、透明、高薪養廉等制度。
即使是從英國殖民地繼承下來的制度，李光耀也對它們進行了再創造。新加坡的“集選區制度”是個典型的例子。在多民族國家，不同族群經常被政治人物利用，選舉往往導致種族之間的紛爭。在新加坡，華族占據絕大多數，要讓少數族群進入國會，似乎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容許他們組織自己族群的政黨，二是容許同一族群的成員居住在一起形成選區。但這兩種辦法都必然會導向種族政治。新加坡實際上既不存在建立在族群基礎之上的政黨，也不容許形成族群選區。李光耀的創新在于設立集選區，借此保證少數族群的代表，在國會有足夠的比例。
在社會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今天，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經常被批評犧牲了很多社會利益，付出了代價。不過，在任何社會，國家建設必然要付出社會代價。例如，西方的國家建設在早期，也犧牲很多少數族群和社會群體的利益，只不過是當時人們沒有那麽強的權利意識罷了。比較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建設，新加坡所付出的社會代價可以（量化地）說是最小的。例如住房，政府在早期拆遷了大量的傳統房屋，但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裏，便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局面。又如社會保障制度，李光耀努力避免西方福利制度所帶來的弊端，建立了一個有效的可以稱之爲“保護社會”的制度。在勞動制度方面，新加坡一方面不容許西方那樣隨意罷工的實踐，但同時力求在“親商”和“親民”之間的平衡，充分利用工會的作用，保障勞工的利益。這種政策使得新加坡勞工階層，在每一次經濟危機中都能渡過難關，和政府、資本合作，重返正常狀態。
李光耀所做的制度創新不勝枚舉。他沒有意識形態，沒有“主義”，這使得他不僅是一個理性的政治家，更是一個善于創新的政治企業家。實事求是的精神，促成了他能夠看得到世界上各種最優制度和實踐，並通過創新轉化成爲新加坡的制度。今天世界上有那麽多的人尊敬李光耀，並且學習新加坡模式，是因爲人們在新加坡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和抽象的主義，而是各種切實可行的制度和實踐工具。盡管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並非完美無缺，這個模式也處于變動之中，但可以相信，李光耀所具有的這種政治企業家精神，不僅是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所需要的，更是今天各國解決各種政治經濟危機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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