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開始了第八次訪華行程，而到11月，她擔任德國總理就10年了。
如果爲想成爲政治領袖的人撰寫指南，那麽默克爾很可能是一個反面教材：她身形略胖，衣著普通，表達能力不佳，欠缺個人魅力，似乎更像一個家庭主婦而不是一個大國領袖。她從來沒有給人帶來驚喜，也不會規劃激動人心的藍圖，說什麽“Yes，We Can”之類的話，她的做事風格完全反映出了她物理學博士的理工科背景：系統、分析、按部就班。至于個人魅力或者口才，她完全站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反面。在2013年大選的電視辯論中，她的挑戰者、經濟學家施泰因布呂克的發言簡練而犀利；默克爾則一如既往地唠叨個沒完，說半天也說不清楚，甚至還多次遭到主持人的警告。
但就是這樣一個大嬸一樣的人，卻一直是全世界人眼裏的超級政治明星，多次被評爲全球最有權勢的女人，被尊稱爲“歐洲女皇”、“聖默克爾”。環顧世界，政治領袖民望低迷、施政阻力重重是一個普遍現象，高支持率往往只存在于選舉結束後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就難以爲繼。而默克爾是一個異數，自2005年擔任總理以來，她的民望不僅曆久不衰，而且持續上升。可以說，在一個衆聲喧嘩的社交媒體時代，默克爾樹立了領導力的另一種典範。
默克爾最大的長處是善于吸納不同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張。默克爾稱自己“不是即興作決定的人”，她不輕易發表意見，通常的做法是讓其它政客充分討論，當公衆意見形成一致時，她才對占大多數的一方表示支持。在處理國內事務時，這種實用主義的做法非常明顯。作爲前環境部長，她曾因全球變暖而大力提倡核能，但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她許諾在2022年前關閉國內所有的核電反應堆。她曾堅定反對全國最低工資制，但2013年最低工資被寫進了執政基民盟的競選綱領裏面。德國《明鏡》認爲，近年來默克爾已經帶著原本偏右的執政聯盟黨實現了向左的轉變。她取消了核電、廢除了義務征兵制、大幅提升社會福利、承諾處理大城市房租猛漲的問題、改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還在應對全球變暖方面起到領導作用，而這些成就，其中許多都是競爭對手提出的核心議題。
默克爾這種折中調和、講究實用的領導風格，和德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設計是高度契合的。德國曆史上聯邦主義的傳統和希特勒獨裁的警示作用，導致德國在戰後基本上都是以聯合政府形態執政。除了在1990年代時因應德國統一而建立強勢形象的科爾外，德國並沒有産生多少鶴立雞群、一呼百應的政治領袖。和德國足球一樣，德國的政治領導力來自于均衡、協調與合作，而不是一個超凡脫俗的明星。德國戰後的主要政黨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和綠黨，價值理念各有側重，但都無法在政見上獨樹一幟，與其他政黨切割得一清二楚，再加上沒有哪個黨能占據絕對多數、必須和其他黨組建聯合政府的原因，德國四大黨之間既是政敵又是搭檔，既是夥伴又是對手；今天互掐，明天就可能攜手。這樣一來，德國各政黨之間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而更多是合縱連橫、敵我不分，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爲反對而反對的劣質政治文化的出現。
而且，爲了避免魏瑪共和國時期小黨林立、劍拔弩張的局面重演，德國憲法規定在全國得票超過5%的政黨才能進入聯邦議院，並且嚴格限制議會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政府與議會發生矛盾時，最終往往不是政府被改組，而是議會被解散。因此，戰後德國曆屆政府保持了相當高的穩定性。只在1982年發生過一例聯盟黨聯合自由民主黨對施密特政府提出“建設性不信任投票”而導致社會民主黨政府垮台的事件。
從根本上講，領導人和所領導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相造就的關系。像阿根廷這樣崇尚激情和民粹的國家，自然就會産生庇隆和克裏斯蒂娜這樣的總統；德國人嚴謹務實、略帶刻板的性格，則成就了默克爾的傳奇。而放眼全球，互聯網時代靠口才和個人形象上位的領導人，在金融危機的考驗下基本都不堪一擊。他們因爲善于駕馭媒體和民意而脫穎而出，所以往往迷信宣傳，過于注重表面功夫，內功不足；在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時往往過多考慮政治和選舉因素，精于進行能帶來立竿見影現實利益的短線政治操作，忙于贏得選舉，維護權力，而對有利于國家長遠利益但可能得罪人的政治決定退避三舍。在這樣一個領導力缺乏的時代，默克爾看似笨拙乏味的從政風格，可能才是領導力真正的內涵所在。
而對于德國來說，現在差不多也是史上最好的時候：歐債危機導致作爲歐盟兩架馬車的法國地位下降，德國在歐洲一言九鼎，難民蜂擁要去德國，也證明了德國的吸引力。而和英國、法國、俄國這些國際舞台上地位相當穩定的選手不同，德國作爲世界強國的曆史很短暫。數量衆多、互不統屬的德意志小邦，在1871年才在俾斯麥的鐵血手腕下得以統一，開始崛起。而此時，全世界的殖民地已經被瓜分完畢，德國不得不虎口拔牙，和英法一爭高下，去搶奪“陽光下的地盤”。從這時起到一戰爆發的1914年，是德國實力迅速膨脹的時期。只可惜這時的德國年輕氣盛，對曆史和現實缺乏敬畏，一味使用蠻力，在志大才疏的德皇威廉二世的領導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敗塗地。一戰後的德國先是陷入惡性通貨膨脹和魏瑪共和國的政治混亂，接著就迎來了希特勒的上台，德意志民族滿懷複仇的渴望，在狂熱准備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又再一次被徹底碾碎。
二戰後，德國人不止在軍事上被徹底擊敗，國家變爲一片廢墟，而且戰後納粹暴行被揭露，也使得德國人在道義上和文明優越感上徹底失敗。這種民族負罪感深深影響了德國人。終于，德國成熟了，不再像一戰後那樣不服氣又渴望複仇，他們安心了接受命運的安排，雷厲風行地清算納粹暴行，而且從不吝啬向受害者道歉。最經典的一幕，自然是1970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的一跪了。德國對曆史的深刻反省贏得了世人贊賞，中韓等國便不時藉此批判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視侵略曆史。
而在經濟上，德國戰後百孔千瘡，1947年的糧食生産水平只及1938年的51%，工業生産也只有1938年的1/3。但只消20年，西德便出現經濟奇迹，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幫了一把，但西德擁有的技術及人才才是關鍵因素。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的德國還是一個“歐洲病人”，與希臘當前的狀況頗爲相似。施羅德政府在1990年代進行了痛苦的福利制度改革，改革的措施包括縮短失業保險金的發放時間，提高養老金的繳費比例，提高退休年齡等等。這些措施正是金融危機期間歐洲緊縮措施的翻版，只是德國早行動了十年。勇于改革成就了德國。從這個意義上看，默克爾今天的高民望，是因爲她站在施羅德的肩膀上。
多年來，德國爲了避嫌，一直拒絕在安保及外交上擔當更大角色，這是一種德國式的“韬光養晦”。而伴隨著德國政經實力的與日俱增，在國際舞台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成爲近年德國內外的熱門話題。《明鏡》周刊就分析認爲，德國不能再躲在其它人背後，而是應該領導歐洲扮演獨立政治角色。顯然，如何正確駕馭實力，在提升德國影響力的同時避免重蹈覆轍，就成了關乎德國未來命運的曆史性選擇。
作者趙靈敏：暨南大學國際關系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南風窗》執行主編，現爲《新京報》、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報刊特邀國際問題專欄作家。趙靈敏最新推出視頻“世界靈敏度”，在中國各大視頻網站播出，授權新加坡眼與衆多新加坡及中國的網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