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曾供職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派駐過布魯塞爾；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工作的15年裏，長期撰寫社論、署名專欄文章和編輯國際評論版，現爲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相信他分享的在媒體這些年跌宕起伏的總結，對新加坡眼廣大讀者深具啓發和借鑒意義。
▲早年我在北約總部記者廳寫稿，請忽略“年少輕狂”嘴上叼的那根煙
▲近期重回新加坡河畔報道李光耀
我不止一次說~新加坡是我的再生之地。確實，沒有在新加坡的十五年經曆，我不知道現在的自己會是何種面目。
但是，若要問新加坡在哪些方面塑造了我，我又很難說得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只要願意適應環境，自己就自然會被環境所改變。
▲2017年“兩會”結束後，我在李克強總理的記者會上提問。（鍾明亮攝）
新加坡人很務實、很勤儉，政府和企業不會養懶人，街道上幾乎看不到遊手好閑之輩，社會心態比較平和，社會風氣充滿正能量，人民自覺地遵紀守法，人際關系相對比較簡單，來自全球的資訊暢通無阻，城市建設很現代化，各方面管理一絲不苟，工作效率很高，安全環境令人稱道，居住條件在亞洲首屈一指。
還有就是~新加坡人似乎都有潔癖。所有這些都是影響和改變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環境因素。
▲與聯合早報國際組的部分同事。左六爲鍾天祥，後擔任香港《明報》總編輯。
1997年，我們在新加坡居住兩年之後，便申請成爲永久居民，以市場價格購買了一套很寬敞的四房式組屋，決定從此安居樂業、落地生根。
再過三年，兒子出生，這是我在新加坡全部時間裏最爲驕傲、最有滿足感、也是最大的收獲。孩子的到來讓我有機會從幼兒園教育開始，從頭了解和認識新加坡社會。我身上的責任也是猛然增加，在新加坡長期紮根的規劃也變得更爲現實和堅定。
▲兒子杜尚別于2000年4月在新加坡出生。
我記得有一位頗有名氣的人這麽說過，他說在商業大城市裏生活的年輕打工族，最好要做好准備打兩份工，只靠一份工資，就沒有閑錢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新加坡是商業社會，生活成本很高，每個月的薪水進入自己的銀行賬戶之後，扣除房貸和其他賬單，剩下的也就只能保證日常的開銷。
▲我在荷蘭馬斯特裏赫特采訪歐盟峰會。
兒子出生之後，我發現家庭日常開銷立即大增，這才體會到我自己的父母養活幾個孩子是多麽地不容易。
在此後兩年時間裏，我除了要完成忙碌的日常工作之外，每天下班之後都要幫助一個朋友審校美國一檔電視系列節目的中文譯稿。這項工作完成之後，我接著又替另一個朋友翻譯文字廣告。
▲我擔任駐歐盟記者時的親密搭檔高發明，大家親切地稱他“黑馬裏”。
兒子不到三歲的時候，有一次坐在朋友的汽車裏很開心，好說歹說就是不願意下車。我在沖動之下，便用翻譯得來的外快買了一輛豐田汽車。在布魯塞爾當記者時，我代表國際電台先後買了兩輛嶄新的德國奔馳，但在新加坡的這輛豐田，是真正屬于我自己的，心裏特別滿足。
又過兩年，在經過了漫長而痛苦的情感糾結之後，我和妻子懷著複雜的心情放棄了中國護照，正式成爲新加坡公民。
▲我爲敬愛的導師艾羅送上第一本文集《現代中國的面孔》。
作爲一種心理安慰，我們保留了兒子的中國國籍。新加坡需要勞動力和兵員，對男孩子是很歡迎的。當移民官發現我們沒有爲兒子申請新加坡國籍時，就問爲什麽？
我回答說，我們希望把這個選擇權交給他自己。坦白地說，我的兒子在新加坡出生，讓他成爲新加坡公民按道理也是自然的。但我們總是覺得，無論他成年之後做出何種選擇，他手上的那本中國護照，都應該在他的人生中留下清晰的印記，好讓他記住自己的父母是源自中國。
▲爲前中國主席江澤民錄制新年獻詞後合影。站立者右起：首席錄音師、國際電台台長張振華、楊淑英、我。
再過三年，我們購置了一套早就夢寐以求的公寓，走出客廳就可以跳到遊泳池裏。我妻子靠在沙發上非常滿足地說，這下再也沒有什麽奢求了，想要的東西都有了。
聽到這番話，我心裏百感交集。十年之前的那個晚上，我和妻子拖著兩個行李箱，身上揣著兩千美元，既興奮又忐忑地走出樟宜機場，由此開始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地方一步一步地經營出屬于自己的生活。如今，兩口之家變成了一家三口，心中有說不出的溫馨和成就感。
我們之所以能夠很快融入新加坡社會，是因爲在那些年裏，我們所遇到的太多人都樂意接納和幫助我們，特別是聯合早報的同事、朋友以及前後幾個住處的鄰居。我曾經在不同的城市生活過，但除了自己的家鄉之外，新加坡是我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
▲江澤民和克林頓在印尼茂物會談之後，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向記者們“吹風”。找得到我嗎？
而我的妻子在來到新加坡不久之後，便回到學生們中間，重新做起了華文老師。這是她最喜歡、最有成就感的工作。不僅如此，新加坡是我兒子的出生地，是他接受早期啓蒙教育的地方，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故鄉。我的全家無處不帶著新加坡的烙印，美好而深刻，不曾褪色，無法磨滅。
在遷居香港之後的這幾年，我們一直關注著新加坡的所有重要新聞，經常情不自禁地談起在新加坡的各種經曆和曾經朝夕相處的朋友。只要有人從新加坡來香港，他們都會捎來我們喜歡的肉骨茶和海南雞飯的佐料。
▲北京霧霾下的午餐。攝像師把這張照片悄悄發到Facebook上之後，同事們開始紛紛轉發，其中一位同事Phoebe還意猶未盡進行了加工。
而讓我最爲懷念的事情至少有兩個。
一是我們來自中國的七八個家庭組成了一個經常聚會的固定圈子，取名爲“幼稚樣板團”，幾乎每個周末和節假日都要聚會，大人們海闊天空，孩子們其樂融融。
其二是，每天起床打開家門，從門檻上拿起郵遞員送來的聯合早報，然後泡一杯家鄉的綠茶，在芬芳的茶香和報紙油墨的香味中，度過大半個早晨的時光。
以上內容，出自杜平新書《我在媒體這些年》。
本書是杜平參加新聞媒體工作以來的四個階段——派駐布魯塞爾、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鳳凰衛視——的一次徹底回顧與總結，毫不保留地分享了他在媒體這些年的酸甜苦辣。
由于曾任國際廣播電台時政部主任及首席外交記者，使得杜平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喬石、楊尚昆、吳邦國、錢其琛等，書裏對他們都有第一手的客觀描寫。
自稱是“中國出産、新加坡加工”國際産品的他，早年供職于中國國家級電台，任首席外交記者、駐歐盟和北約總部記者。1995年開始供職于新加坡《聯合早報》，任社論執筆者之一，前後長達十多年。其署名專欄評論，曾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受到高度關注。至今出版的評論文集包括《現代中國的面孔》、《中國新面孔》和《平心論》，及譯著數種。現爲香港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擅長分析國際關系、中國外交和地緣政治，思維缜密，視角獨特，觀點新穎，在中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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