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有名的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有近10年之久。
1920年蔡元培受邀前來新加坡，在華僑中學分享了他對“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的理解，蘊含著對莘莘學子的無窮寄望。在他的演講中，他也談到了在南洋教育中加入商科的重要性，契合他提倡的“辦有用之學”理念。
蔡元培故去已有大約70年，但他留下的思想卻在新加坡土地上生根發芽，從未被人忘記。在此特別分享梁勇的一篇著作《驚鴻掠影–蔡元培訪問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借此緬懷蔡元培，意在提醒世人莫忘先賢，承載其智慧繼續前行。
本文摘自華中校友會及董事部所編輯整理的《百年華中情》。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以下簡稱華中）百年史上，曾經榮幸邀請到一批批各國知名人士到學校參觀、訪問，發表演說。華中成立之初的1920年12月5日，就曾接待過被毛澤東譽爲“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北大校長蔡元培。
蔡元培在華中發表的《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以下簡稱《演說詞》），被譽爲“蔡元培教育名篇”，在中國和新加坡教育史上都影響深遠，至今仍具啓迪和借鑒意義。
蔡元培順訪南洋華僑中學
蔡元培訪問華中，機緣在于1920年11月他受中國北洋政府委派，前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途徑新加坡。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秉持“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辦學方針，使北大崛起成爲“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
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北洋政府認爲學生運動與北大提倡新思想有關，蔡元培于5月8日發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憤而辭職，表示“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後經北京各校罷課請願力促政府迎還，蔡元培于9月12日重進北大執掌校政。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0年3月北京大學錄取王蘭、鄧春蘭等九位女性入學，開創中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例，卻引發張作霖、曹锟的不滿，爲緩和蔡元培與北洋政府間的矛盾，經李石曾的斡旋，以北京大學校長的身分由政府公派赴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蔡元培于11月24日乘法國“高爾地埃”(cordilLere)號輪船自上海出發，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遂有這次華中之行，對此《星嘉坡南洋華僑中學校周刊》做了詳細報道：
“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陳大齊、張崧年、徐彥之、劉清揚、王新亞、李光宇、夏循垍、劉運籌、陶尚劍諸君，乘法船高爾地埃，于清晨七時抵駐本坡。端蒙學校校長沈朝陽先生、道南學校校長形延祖先生及本校塗校長，均同時赴船埠迎接，晤蔡先生略淡，遂知該船于本日下午四時，即須啓促，于是將其欲辦各事，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茲將是日經過各事列下；八時至九時，至林君義順店中小坐，晤各商家。十時至十一時，遊本坡風景佳處。十二時至本校午膳(素食) 。時參觀本校，並與同學作十分鍾談話(所談之話另錄)。一時三十分，赴道南、端蒙、啓發、中學四校歡迎會。會場假道校食堂。本校童子軍十五人，及道南童子軍五人，任維持秩序、招待來賓之責。道南教員夏應佛君、養正教員陳安仁君任記錄。布置即定，本校校長塗先生略爲介紹，蔡先生遂登壇演講約一時二十分乃止(其演詞另錄)。聽者均鼓掌不已。其中對于健全人格，及女子須受同等之教育，尤爲注意焉。三時茶會。三時三十分攝影。四時船乃啓碇，送者約三十余人。是日經過各事，均能照預定者行之。蔡先生在本校參觀時，語多稱贊，見校中校訓‘明智力學愛國樂群’八字，似有深感，隨書‘樂群’二字以贈本校。吉隆坡尊孔學校長周君南君，系其高足，此次因病未能來叨歡迎。蔡先生詢問之余，亦行贈四字。”
據此可知，蔡元培訪問華中，實爲旋風式的順訪。上午7點抵港，華中首任校長塗開輿等偕端蒙、道南等校校長前往迎接。蔡元培先去訪問林義順，林既是華社領袖，也是接任陳嘉庚的華中董事長；接著遊覽新加坡。午餐後蔡元培訪問尼文路的南洋華僑中學，在道南、端蒙、啓發、中學四校歡迎會上發表《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然後下午4點啓航。在新加坡總計逗留九個小時。
爲什麽剛成立一年的南洋華僑中學，能夠邀請到蔡元培這樣的學界巨擘來發表演講？
首先是鑒于華僑中學在南洋地區的特殊地位。華中是南來華僑自力更生在南洋創辦的第一所華文中學，陳嘉庚在創立華中時，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緣畛域，將學校定名爲“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在《實行籌辦南洋華僑中學之通告》中指出：“新加坡爲南洋孔道，英荷各埠，航路交通，所有父兄伯叔，親戚朋友，商務關系，耳目最周，經費既無慮浩繁，寄托亦有撫任⋯⋯”
華中向包括英殖民地馬來亞聯邦和海峽三州府、緬甸、荷蘭殖民地印度尼西亞群島、法屬中南半島的安南、和暹邏王國等地的所有南洋學子張開懷抱。華中不僅是華風遠被的南洋華文教育的裏程碑，而且也是本區域啓智興邦的華文教育最高學府。蔡元培在訪問時與華中同學促膝交談，對華中學子在南洋經濟社會等領域即將發揮的重要影響，給予高度期許：“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點。那樣叫做中心點呢？就是責任最重大，人人都拿你來做模範，做中心歸束點。你好，人家也跟你來做好；你壞，人家也跟你去做壞。你一舉一動，都與社會的好壞有莫大的關系。比方南京學校的中心點，就是高等師範；北京學校的中心點，就是北京大學；而南洋學校的中心點，自然是南洋華僑中學。”蔡元培將華中與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後更名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的前身）並列，由此可窺見華中在南洋華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國，中國越來越注重僑務。清光緒三年（1877年）開始遣洋出國，外派使臣，途徑新加坡時都會登島訪問。而且中國政府對華僑教育問題越來越重視，到南洋視學者不絕于縷。在華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學生——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來南洋視查，並與陳嘉庚先生結緣。華僑中學作爲僑校，是中華民國國家教育體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簡章明確“一切學科悉照（中國）部章規定爲專門教育之預備，限四年畢業。”蔡元培作爲中國杏壇領袖，途徑新加坡時訪問當時南洋最高學府，也屬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與當時華中的創辦團隊及校長也多有私誼。蔡元培與陳嘉庚都是“教育救國論”的積極倡導與力行者，1920年陳嘉庚擬建廈門大學，特意邀請蔡元培作爲創辦廈大籌備委員會委員。陳嘉庚返回廈門後華中繼任董事主席林義順與蔡元培同爲國民黨元老。前來迎接蔡元培的華中首任校長塗開輿是黃炎培推薦而來，黃炎培與蔡元培既是師生，又是“教育救國”的生死道義之交，而塗開輿則是被蔡元培贊譽爲“最有希望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的骨幹會員，與蔡亦有往來。蔡元培本來性格就“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所以盡管沒有充分准備，但還是應邀發表了這篇熱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諄諄教誨，嘉惠南洋莘莘學子。
▲圖源：Facebook/昔加末
《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的解讀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于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發表在《教育雜志》第13期第1號上。這篇演說詞的主要內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人格教育與女性教育等三部分。
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是這篇演說詞的基軸，《教育雜志》以《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命名這次演講。蔡元培之所以以此爲演講主旨，他在演講開頭就予以說明：“在座諸君，大半是學界中人，因此可知這裏的學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說一說。剛才從中學校來，知道中學內有商科一班，這卻是職業教育的性質，不在普通小學校或中學校的普通教育範圍以內。”原來，華中1919年3月創校後，先開辦普通科；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礎上又開設商科。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實利主義教育”思想，爲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黃炎培繼起，把“實利主義教育”改爲“職業教育”，建議在高等小學、中學分設職業科，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陳嘉庚也提出“教育爲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教育不振則實業不振”的主張。華中校長塗開輿原爲南京暨南學校的學監兼教員，經黃炎培推薦前來新加坡，深受黃炎培影響。陳嘉庚主張學校設置學科和教學內容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所有才會在華中開設商科。
身爲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蔡元培認爲興辦“有用之學”必須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爲人計，曰以供青年謀生之所急也；一方爲事計，曰以供社會分業之所需也。”職業教育作爲“有用之學”，既要解決人民生計的問題，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蔡元培在這篇演講稿中，一方面認爲在南洋倡辦商科是必須的：“這裏（新加坡）有了小學，漸覺中學的不可少。辦了普通教育，又覺職業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富于實業的地方，我們華僑初到這裏的，大多數從工事人手以創造家業。不過發大財成大功的，都從商務上得來。商業在南洋，的確很當注意的，這裏的中學，就應社會的需要，而先辦商科。”另一方面，他認爲南洋僅發展商科是不夠的，還應該促進科學發展，推廣農業、工業等職業教育。“照現在的社會看來，商務的發達，可算到極點了，以後能否保持現狀，或更有所進步，這都不能有把握。萬一退步起來，那麽，急須從根本上補救。像研究農業和開工廠等，都足爲經商的後盾，使商務的基礎，十分穩固，便不愁不能發展。故學生中有天性近農近工的，不妨分頭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條路。”
此外，蔡元培還認爲，職業教育要得到長足發展，必須先從普通教育抓起。“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顯有分別：職業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內分教室、寢室等，各有用處；普通教育則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樓台亭閣等建築起來。要起蓋房子時，必將先求地基堅實，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星將成，才發現地基不穩，才想設法補救，已經來不及了。”在他看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質不同類，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普通教育是打基礎的，職業教育是分專業講技能的。職業訓練能夠加強學生的就業能力，但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重要的是把基礎打好, 使學生日後能夠接受專業訓練。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關系在世界教育史上關系複雜，無論華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職業教育，還是蔡元培提出的發展職業教育必須以普通教育爲基礎，都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積極有益的探索。
蔡元培在演講中也用較大篇幅談到人格教育問題。人格教育是蔡元培用畢身的精力去探索和實踐的主題。他認爲普通教育的宗旨並不僅僅是爲了讓學生變得“有用”，更是要讓他們養成健全的人格，發展共和的精神。“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蔡元培的“健全人格”的內涵是：學校只有在體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個方面“一無偏枯，才可教練得兒童有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在德與智、身與心、體與能諸方面全面協調發展，才能培養塑造新一代人健康人格，實現強民富國。在他看來，人格“四育”中，體育居和諧人格之首，智育爲和諧人格之基本，德育是和諧人格之中堅，美育能自由發展個性。
如何才能實現人格教育呢？蔡元培在演講中特別強調“學校教育注重學生健全的人格，故處處要使學生自動。”人格“四育”必須以學生爲中心，從受教育者本體著想。
首先教學需要從人性的特點出發，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最好叫學生以己意取材，喜圖畫的，教他圖畫；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興趣。” ”像兒童本喜自由遊戲，有些人卻去教他們很繁難的舞蹈，兒童本喜自由嬉唱，現在的學校內，卻多照日本式234567等，填了譜，不管有無意義，教兒童去唱。這樣完全和兒童的天真天籁相反。”其次老師要善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學會探索性習。“最要是引起學生讀書的興味，做教員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講給學生聽。最好使學生自己去研究，教員竟不講也可以，等到學生實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課時，才去幫助他。” “ 最好使學生自學，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壓到學生身上。”再次，學生要自覺開出自己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學生方面，也應自覺，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則一切均須自助才好。”蔡元培“人格教育”對當下世界教育依然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無論是宏觀的“全人教育”、“素質教育”和“21世紀複合型人才培養”，還是微觀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都不難找到與“人格教育”一脈相承或異曲同工的因素，由此也可以窺見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
蔡元培在演講中也呼籲倡辦女子中學。蔡元培是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1902年冬天,以他爲會長的中國教育會開辦“ 以教育女子，增進其普通知識，激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爲宗旨” 的愛國女學，爭取女子受教育權利，最終實現男女平權。1912年在他的主持下北洋教育部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 宣布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樣受教育的權利，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1920年他在北京大學首開女禁，實行男女同校。新加坡早在19 世紀上半葉就出現教會創辦的女子學校，1844年殖民政府也設立萊佛士女校，20世紀初，華文女子教育開始出現，先後湧現出中華女子學校、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華女校等，但是華文女子中學卻發展滯後。由于南洋華僑中學定位爲男校，所以蔡元培振臂高呼：“這裏的學校，固已不少，但可惜還沒有女子中學。剛才在中學時，塗先生也曾提及這一層。我想男女都叫教育的，況照現在的世界看來，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過我國男女的界限素嚴，今年內地各校要試辦男女合校時，有許多人反對。若果真大衆都以爲非分校不可，那就另辦一所女子中學也行。若經問題上，不能另辦時，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
正是得益于包括蔡元培等人的奔走呼號，1930年南洋女學改名“南洋女子中學校”，新加坡才出現女子中學。
▲圖源 Facebook/林玲
作爲中國教育界的卓然宗師，蔡元培訪問華中，盡管來去匆匆驚鴻掠影，但是他對華中師生的教誨與期待，不啻影響一代南洋學子，惠及杏林。在演講中他對普通教育于職業教育的精辟分析、對人格教育的湛深解讀，對女子教育的振臂高呼，內容博大，目光前瞻，已沉澱爲華中寶貴的精神財富，澤被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