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輾轉，飄零若夢。自2008年，離開外交部以後，生命中的許多“偶然”讓我走進了一個個全新的領域。
比如，教學的工作。
除了給新加坡官員上課以外，我也有幸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官員，向他們介紹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和公共服務。
在衆多的外國官員中，對新加坡的體制最了解的可以算是中國的官員了。畢竟，中新交往頻繁，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也讓中國興趣盎然，國內也有不少學者與專家寫了大量關于新加坡的文獻，許多中國官員對新加坡的體制或多或少已經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作爲老師，我最享受的過程不是在授課，而是聆聽與回答官員的種種提問。我很快就發現在衆多的問題中，最讓中國官員感興趣的是，新加坡的社區爲什麽是由義工管理的？到底是什麽樣的機制使得義工爲主的社區管理模式得以持續運行近60載？新加坡的義工爲什麽願意奉獻時間和資源？做義工到底能獲得什麽好處？新加坡的居委會到底和中國的居委會有什麽相似和不同之處？一次又一次的提問讓我逐漸的意識到新加坡的社區管理經驗中還有許多未曾被挖掘的信息，在中國境內也比較少學者深入的研究這個知識領域。正是這個知識的缺口激發了我對深入研究新加坡社區管理最初的興趣。
▲2008年天津民政局考察新加坡社區組織，在我的住家附近的居委會留影
▲天津團組與社區義工和新加坡國會議員兼基層組織顧問留影
▲團組參觀建于組屋區中的居民委員會
在一次翻查舊文檔時，李光耀先生在1978年說的一句話映入眼簾：
“如果我們把建築物，道路和運動場想象成骨骼結構或骨骼框架，住在裏面的人民爲肌肉，那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神經網絡，有著相互關聯和相互聯系到一個中央神經系統。這樣的神經系統會提供給我們的感官知覺，將快樂或痛苦，熱或冷，和睦與甯靜，或張力或喧鬧的信號傳輸到中樞神經系統，在經大腦中審閱後，采取必須的調整與改變，發出信號以使得生活更加富有效率。若沒有中樞神經系統，人的肉體將會是毫無活力，無法像肌肉那樣有反映。憑借一個完整和能夠調的神經網絡，人體的肌肉就會照顧好整個身體。基層組織網絡是新加坡政治身體中重要的神經系統。”
新加坡的社區網絡是他一手搭建的，背後的原因從這句話中顯而易見。這也是爲什麽新加坡社區管理模式值得研究的核心原因。正是這一句話，讓我決心對這個冷門的課題開始深度挖掘。我從舊文獻中有許多意外的收獲，也加入了我們社區居委會義工的行列。從簡單的想了解新加坡社區組織的運作體系與運行機制，研究過程中我收獲了對新加坡基層治理的全新視角和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微妙互動關系。原本只是一堂課的內容，卻變成了一本書，整個過程我體驗了挖掘舊文獻與寫作的苦與樂。
▲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
新加坡到底擁有怎樣的社會？
1962年年底開始，李光耀先生用了兩年的時間走遍新加坡51個選區，這一次“下鄉”的體驗奠定了日後新加坡社區建設的輪廓與政策。（照片來源：舊人民協會刊物）
1964年新加坡迎來第一批社區義工- 聯絡所管理委員會，成員是從1962年總理下鄉訪問歡迎委員會中挑選。（照片來源：舊報章）
2017年8月我的處女作《國家與社會的協作共生-新加坡居委會發展模式》問世，本書主要目的是通過另外一個視角考察新加坡基層治理，希望跳出以往對新加坡發展經驗的固化認知與觀點。新加坡國家機器強大，行政體系健全，社區管理卻選擇了居民自治的模式。 這個模式是否成功的提供了孕育強社會的要素，把新加坡的社會變得富有活力和自主性？
當年建在農村的民衆聯絡所提供人民一個聚集的場地看電視。政府從60年代就提倡：“民有、民享、民治”的聯絡所。（照片來源：舊報章）通過舊政府文檔、國會記錄等資料和新加坡社區組織發展的實踐經驗中，本書希望提供對新加坡社會發展另一個截面的觀點：國家對社會的影響不是絕對而單向的，國家影響社會，而社會也在不斷地影響國家,新加坡也是如此,這種相互影響發生在新加坡曆史的不同階段。在新加坡，國家並非全能或能力全面，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也非理所當然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動態的，是雙向的，是共生的。國家強改變社會，社會強也會影響國家，國家與社會是不可分割的二元體。新加坡在“強國家”模式的建立和推行中，社會並沒有被弱化，而是建立起了一套能在社會與國家之間實現良性合作的機制，而從社區居委會的運作就能看到這個機制的運行。因此，我選擇了基層細胞組織——居委會作爲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居委會的發展來透視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演變，並探究其背後的影響因素。
如今的新加坡社區基層組織成爲了凝聚國人、宗族和諧的核心紐帶也是社會動員的主要機制。（照片來源：人民協會網站）
通過居委會的運作國家可以進行社會動員，貫徹國家意識與認同感，並實現政府管理目標。與此同時，居委會也是協商、合作、參與政治的平台。通過居委會的作用，建立了國家與社會協同合作的社區治理模式，使政府管理更加高效，使社會力量變得更富政治性和自主性，這也是新加坡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內容。
在訪談中，一位資深的居委會主席巧妙用”互相抓背”來形容基層義工與區議員的關系。居委會的發展與運作能夠反映新加坡國家-社會之間如何由對立的態勢，演變成一個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這一轉變促進了社會的良好發展，也形成了有效的社區治理體系。在新加坡，權能強大的國家沒有形成極端的權力壟斷和對社會的壓迫，而逐漸自主的社會也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或導致社會階層分歧，而是呈現出國家與社會合作的面貌。
▲《國家與社會的協作共生——新加坡居委會發展模式》
傅瓊花著
“在認真閱讀本書書稿之後，我學到了很多，並相信，該書會對中國黨政幹部和相關研究學者深具啓發意義。本書作者傅瓊花博士出生成長在新加坡，又作爲外交官在中國工作多年，並在結束外交官生涯之後，承擔起向中國黨政幹部講解新加坡經驗的工作。帶著講課任務，她反轉身來系統探究新加坡的制度與政策、經驗與教訓，又將這些探究所得講述給中國黨政幹部聽。在此基礎之上，她所講的新加坡故事，自然會講起來有血有肉，聽起來津津有味。我曾將我的新加坡研究方式概括爲“著手雖在獅城，著眼實在中國”。瓊花博士的研究方式，也許與我相似相通。但是，由于自己對于新加坡的了解多屬于紙上得來，而不是身體力行，所以，其著眼或勉強到位，其著手則難免乏力。與我不同的是，瓊花博士因爲既真切體認了新加坡，又深入了解了中國，她的這部向中國人講述新加坡的著作，就能夠既真真寫出新加坡成功的亮點，又深深觸及中國關注的熱點。”購買資訊購買地點：中國各大圖書網站：中國圖書網、京東網等。若需要批量訂購可聯系複旦大學出版社編輯宋先生 [email protected]。
作者
傅瓊花：
新加坡國立大學榮譽學士，上海大學社會學博士，新加坡前駐華外交官，歡迎關注公衆號“瓊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