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中國之謎
在許多外國經濟學家眼中，中國經濟顯得迷霧重重，是一個難以解讀的國家，甚至被稱為「經濟命題中的悖論」。近些年有外國學者提出了一個新的詞彙：中國之謎。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他在研究1993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時發現，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快速的貨幣供給增長並沒有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他對這一情況大惑不解。他把中國這種「高財政赤字和高貨幣供給量，同時保持價格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
20世紀末，隨著東歐和蘇聯各國的經濟改革相繼失敗，始終屹立不倒的中國經濟成為許多西方經濟學者眼中的異數。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韋茨曼曾發出疑問，為何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設計的東歐和蘇聯各國的改革帶來的是經濟衰退甚至崩潰，而在很多核心領域非常保守的中國改革卻始終與高速經濟增長並行？
2002年，中國GDP達到9萬億，躍居全球第六，增速更是連續多年蟬聯榜首。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彼得•諾蘭藉助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卻得出結論：依照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中國不可能獲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國依然在各種缺損的條件下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曾這樣評價道，「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卻管用」，這是他們心中的中國之謎。
弗里德曼算是國人最熟悉的國外經濟學家之一，曾經有過這麼一段詼諧的調侃：「只要能夠給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獲得，或者他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謎底可能是：被低估的古代經濟理論
「中國之謎」的謎底究竟是什麼？
來自法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阿蘭•佩雷菲特領略了古老的中國神秘和壯美後，曾感慨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長達5000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家。中華文明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獨特的、內容豐富多彩的、歷史悠久的文明，沒有其他民族可比。」
中國古代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非常早，在3000年前春秋時期，就誕生了概括描述商品交易中種種現象的專用名詞——「輕重」。
「輕重」是古代中國特有的一個經濟範疇，最初是指貨幣購買力，小為輕，大為重。最早的記載出現於齊國春秋時期的經典《管子·輕重篇》中，後來人們逐漸擴大了「輕重」概念的使用範圍，不僅是指貨幣有輕重，包括商品的價值、價格的高低也都歸於「輕重」。而通過研究貨幣和商品的輕重關係，創立出的一整套服務於國家的經濟理論，就是「輕重術」。其中，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及其門徒編錄的《管子》一書，正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輕重術」的經典著作。在此書中，記錄了許多管仲向齊恆公提出的治理國家的經濟學理論與政策建議，至今仍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比如此書中最早指明了貨幣與商品之間的關係。他提出「幣重則萬物輕，幣輕則萬物重（貨幣充足則商品價格低，貨幣稀缺則商品價格高）」，建議國君「視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谷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大意：根據國內市場的供需關係調用國家財政，糧食價格低，則用貨幣購買糧食，布帛價格低，則用貨幣購買布帛，關注物品的價格使它保持穩定，從而調節物價並使國家獲得收益）」。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利用國家財政與貨幣穩定市場的經濟理論。
事實上，《管子》的理論對我國古代經濟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西漢名臣桑弘羊在為漢武帝訂立國策時，正是參考上述理論，創立了平準制，其言「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管子》成為歷朝歷代經濟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據。北宋的王安石曾評價「摧抑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
除此之外，書中對市場力量與規律也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在首篇《管子·牧民》中，就強調「凡有地牧民者（指國家君主），務順應天時，守在倉廩」。提醒統治者，治理民眾一定要尊重客觀規律與條件。另外，對於市場交易活動中蘊含的經濟規律也多有提及，如在解釋商品與物流關係時，指出「章（同障，阻礙）之以物則物重（升高），不章（障）以物則物輕（降低）；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尤其是書中提出的「四民分業（四民即士，農，工，商）」的概念，至今都是中國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組成部分。書中此類描述經濟現象與規律的內容還有很多，有空大家可以仔細品味，這裡就不一一贅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包含大量藉助市場規律實現內增國力、外壓強敵的經典論述。它對於理解當今世界各國之間貿易競爭的複雜關係提供了鮮活的實例。例如在許多現代大（中）學課程中，在闡述糧食安全對國家穩定的重要意義時，都會以管子書中「齊國制魯」的典故為佐證，加以闡述。
典故：齊魯之間的經濟戰爭
魯國是齊國的近鄰，是最大的潛在戰略威脅之一。齊桓公打算征服魯國，問計於管仲。
管仲先是請國君與貴族在齊國國內大力倡導穿戴魯國生產的綈料衣服，一時間齊國魯綈的需求大增，價格飛漲。然後又出重金獎勵那些收購魯綈的魯國商人，商人們大喜，開始大量招工開紡織廠，擴大生產，源源不斷地向齊國輸送綈匹，以賺取巨額利潤。魯國國君得知紡織業如此賺錢後，也十分高興，發布了大量優惠政策，鼓勵全國百姓加入紡織業大軍中來。
過了13個月後，管仲派人到魯國考察，發現魯國農村人口大都棄農種桑養蠶，城市人口全聚集於紡織行業。魯國的大城小鎮，幾乎所有車輛馬匹都被用來運輸出口到齊國的紡織品，街道上灰土遮天蔽日，如同颳起了沙塵暴，經濟超常發展，快得都有點變態，魯國由紡織業畸形發展引起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已經瀰漫了。
了解到這一情況後管仲建議齊恆公下令:「全國百姓開始穿原來由帛料製作的衣服，停止海關對魯國紡織品進口和糧食的出口，向中原各國低價傾銷庫存的魯綈。
結果想必大家也猜得出，魯國迅速陷入泡沫破滅後的經濟崩潰，糧食極度緊缺，百姓飢貧，民不聊生，魯綈積壓，工廠倒閉，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魯莊公無奈，只得強迫大批農民工返鄉務農，但糧食無法在三個月內生產出來。於是魯國進口的糧食價格暴漲到一千錢，是齊國糧價的一百倍。兩年之內，魯國的民眾十分之六逃到齊國，到第三年，魯莊公主動請求歸順齊國，淪為齊國的附庸國。
文中諸如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已成為很多國人認知與評判國際經貿關係的理論依據。
而書中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一年之計，莫於樹谷；十年之計，莫於樹木；百年之計，莫於樹人」等言論都成為後世所傳頌的名言警句，成為深刻於中國人思想深處的經濟意識，有意無意間影響著中國社會潮流的走向。
後世班固曾評價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這樣的治國理論，在今天中國需要實現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尤其顯示出了特殊的價值。
而這樣的理論成就，居然是出現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春秋時期，而西方有此相似的系統理論時，已經到了二十世紀，「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有國內學者稱管仲為「古代中國的凱恩斯」。
但如果仔細翻看歷史，會發現古人對這部彙集中國古代經濟與商業智慧的著作似乎少有提及，除了唐代尹知章曾有一部《管子注》外，似乎再也找不到相關著述，這與它在歷史上的作用及地位極不匹配，可以說是遭到低估的，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這恐怕得從古人對《管子》此書的評價說起。《管子》此類書籍在古代有個別稱，即謂「人君南面之術」，古帝王以坐北朝南為尊，古人南面稱王也。所謂「人君南面之術」，就是古代帝王術，統治術，是專門服務於帝王將相權術操典。既然是帝王專用，自然就不建議一般的平頭百姓去細細品讀（當然更可能是讀不懂，用不上）。尤其是君心莫測，太過了解帝王的心思，有時候也可能招來禍事，比如三國時的楊修，其人想必是極聰明的，更精通帝王心術，要不然也不會猜出曹操「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微妙心思。當然他最後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因為太過「知心」，被自家老闆曹操砍了腦袋。因此，《管子》此類書籍在古代士人心中的地位其實很微妙，除非真的有大志向或身居高位，有真實需求，否則少有人會認真研讀，更不要說四處宣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興起與傳播使相當一部分士大夫階層對《管子》等書籍中的一些理論產生了抵制。
《管子》思想的鼎盛，應該是在漢唐兩代，兩漢承「諸子百家」遺風，思想活躍，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也施行不久，從他依然重用桑弘羊這樣的「興利之臣」來看，此時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被作為一種政治籌碼推上檯面，以抵消文景兩朝「黃老思想」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遠未達到後來的一家獨大的局面。三國時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曾有「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之言，可見在東漢末年，管仲之名在當時的士族階層心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唐初，李氏皇族尊崇道教，道教思想對當時的政治理念影響極大，唐初的著名學者尹知章曾以宣講道家經典而名滿天下，其為《老子》《莊子》《管子》三書所作註解，在當時風靡一時。
貞觀時期的名臣魏徵著有一卷頗具史料價值的《管子治要》傳於後世。而太宗皇帝李世民，有些名言更直接是從《管子》中學來的。如：「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則兆庶（百姓）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卷8）；「家給人足，本藉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隋珠，沙石皆為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饑寒」（《冊府元龜》卷157）。而且他即位後多次頒布減免全國或部分地區租賦的法令，並採取了用免賦役的辦法招募農民歸業等一系列富民重農措施。《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貞觀政略的理論來源。尤其是唐代出現了輯錄《管子》精要之語以為治世之用的三部著作，即《群書治要》《通典》《意林》。表明了《管子》及其輕重理論在國家核心層的重要地位。
然而，從宋代起，事情開始出現變化。以《管子》及輕重術作為指導思想的「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變法後期，蔡京等人濫用輕重權術大肆搜刮民財，壓榨民力。最終使《管仲》之學遭到了廣大讀書人抵制。蘇軾曾言「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明清兩朝就更不用說，立八股，禁錮思想，禁海貿，閉關鎖國，都是從這裡開始的。而這兩朝中，士人的地位也在下降，明朝對官員沿用了元代的跪禮，清朝更直接自稱奴才，中華文治的衰敗，由此可見。
回到「中國之謎」的問題上，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喜歡從儒家文化入手，包括很多國人自己，都認為儒家思想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正統與核心，殊不知，「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宋朝才出現的言論，在中國最鼎盛時期的漢唐時期，如《管子》《韓非子》這樣的道，法思想（道家，法家）才是真正的治世寶典。外國專家想要解開中國奇蹟的謎團，怕真得跨越3000年的時光，去品味那時中國古代先人的種種智慧。
講了那麼多，其實只是想表達以下的一個觀點。
中國有自己獨有的經濟理論與思想，其源也深，其流也長。即便在今天，依然指導著中國經濟向前發展。
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理論大量湧入，加上明清之際，中華傳統文化自身的腐化與衰落，致使很多傳統經濟理論失落，使得西方式的經濟觀念與思維成為大部分中國人認識與解讀社會經濟的唯一方式，而在近幾十年，西方理論越來越難以解釋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蹟」。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真正了解中國種種經濟現象背後的真相，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社會發展的過去與未來，無妨藉助古代先哲們的論著，重翻那些祖先留與我們的智慧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