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3日，晴。
這天傍晚，我們1982年2F班的近20位老同學與當年的級任葉文慧老師在久違的校園重聚。許多同學自1984年底會考之後沒再見面，有些甚至1983年中三理、商分流之後就極少見面。屈指一算，少說也有30年出頭了。
▲3月23日的老同學聚會
分別時還是毛頭小夥，這次見面時都已年屆半百。少年同窗，久別重逢，很快就發動每人簡單介紹自己別後經曆。
于是，大家圍著圓桌，輪流自我介紹。酸甜苦辣，略過不表。
約莫說了七八人，輪到潘博奮時，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怎麽全在說英語？我根本沒有想到。”
是的。別說博奮沒有想到，我其實也沒有想到，其他大部分同學大概也都沒有想到。
80年代初的華中，雖說是中英並重的特選中學，實際上主要仍是華校文化。
當年在校園裏很少聽到英語，上課除外。上英文課時，老師還特別定下規矩，同學如果講華語，要被罰款。有時上科學課或數學課時，我們調皮不聽講，個別老師還會放棄很官方的英語，而改用華語來勸誡我們，比較接地氣，確實有些“動之情，曉之理”的作用。
1979年推行雙語政策，讓我剛好趕上了。我小學念的是崇本女校（後來也招收男生，但校名未改，成了我在華中念書期間的一個笑柄），原本是傳統華校，但是那時已經做了部分改革。我們當時念的是華文第一語文（CL1）和英文第二語文（EL2），而且周會、運動會等活動，一律用華語，連校歌和校訓也是華語，這點與傳統華校一致。但數學和科學已轉用英文教授，與英校一致。因此，那時期的崇本，實際上是處于華校與英校之間的一種狀態。
小學時，我比較用功讀書，而且父母管得緊。1980年參加小六會考，成績很好，進了華中的特選課程。
進了特選課程之後，馬上迎來我求學生涯的第一個挫敗——EL1。
從小六的EL2，跨到中一的EL1，打個比方，並不是個平緩上升的纜車，而是極速升空的火箭。一進課室，老師講課一半是聽不懂的，另一半是似懂非懂。我記得有一次老師講filial piety（孝道），其中講了一句“we must respect our parents”，我把”respect”（尊敬）當成了“expect”（期待），一直很納悶老師爲何不把話說完，究竟我們應當從父母那邊期待些什麽？一邊聽課一邊納悶，後面的課就更聽不進去了。
很快的，對英文的信心和興趣完全被粉碎，加上那時父母鞭長莫及，我自律很差，開始自暴自棄。首先是英文作業不做，每次要交作業時，就騙老師作業本忘了帶，老師于是讓我隔天帶來補交；隔天肯定還是沒交，老師問起，我就說已經放您桌上了；再過幾天，老師說你還是沒交，我說肯定已經放您桌上了，大概是不知爲何弄丟了。就這樣，不了了之，到販賣部買本新的作業本，下次作業再說。
還有個致命大殺器是假期課外讀物。當時老師布置的假期讀物，是一本本真材實料的英文短篇小說，如海明威《老人與海》。我讀了幾行，就遇到生字，再讀幾行，又是生字，翻到最後一看，一共92頁！金庸武俠小說一套四本我要讀完根本沒問題，而且還很享受，英文小說別說四本，連四頁都讀不下去。在華中幾年，沒有一本英文假期讀物是好好讀完的，更沒有一次是老老實實把讀書報告寫好交上去的。
當時英文考試分兩個部分，一個是作文，一個是理解問答。作文一般還好，高分是不必指望，但及格沒問題。理解問答就得看運氣了，如果遇到比較容易懂的篇章，及格還是可以的，遇到難一點的，或是生字多一點的，肯定就不行了。
我們在英文課時有時會玩拼字遊戲Scrabble。這當然也是創意教學方法之一，但我當時一聽到玩Scrabble就知道這節課是地獄，因爲我詞彙量太少，怎麽也拼不出字。當時華中還特別安排英文差的學生集中課後補習，並與傳統英校合辦英文浸濡營，安排住進軍營，營裏規定只能用英語，集中幾天活動，盡可能讓大家有個講英語的環境，但實際上效果不佳。
就這樣，每年年中和年底兩次英文考試，一定是一次及格，一次不及格，兩個平均起來全年成績勉強及格。一直混到O水准考試，EL1考了C6，也算是祖上顯靈了。
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于是特選課程學生，教育部允許我們在中三年底參加CL2和EL2兩門O水准考試。別看平時被EL1折磨得死去活來，中三年底考起EL2倒是不費吹灰之力，過關斬將，A1輕松到手。CL2更不在話下。由于報初級學院可以選成績最好的五科參加報名，EL2的這個A1實在爲我考進華初立下首功。
無論如何，我當時EL1水平一般，一直到服兵役時還是如此。在新兵訓練營時，有一次筆試，寫傷兵如何救治。筆試之後，排長把我叫了去，說你寫的步驟都對，可是你爲什麽把casualty（傷兵）寫成custody（拘禁）？
我英文水平的提高，恰恰發生在我念中文系的那幾年，很多人或許覺得不可思議。當時我選修翻譯。翻譯習作極多，不但課堂上有即時作業，每周作業量也很大。當時兩類翻譯，一是中譯英，一是英譯中。英譯中的時候，任何句子看不明白，根本無從下手，只好老老實實學。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慢慢地就學好了。
大學畢業後幾年，回到國大念MBA，倒發生過一次趣事。我爲了趕學分，有一次選了中文MBA的《運作管理》這門課。沒想到這門課是用數學來作運作管理，教授在課堂上用的數學術語我完全聽不懂，什麽“系數”、“函數”、“值域”…… 根本是鴨子聽雷，畢竟我從小學數學就是以英文教授的。後來，問問身邊的中國同學，才知道這些都是自己本來就知道的概念，只是不知其中文名。時光似乎倒流到了華中時代，只不過現在聽不懂的是中文。
在1982年2F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學是像我這樣的小學華校生，另一半是小學英校生。我記得當年上英文課時，有這麽兩三位同學也似我一般痛苦不堪。一直到2018年的這次聚會，大家回首往事，我才赫然發現三個事。
一是，其實痛苦不堪的小學華校生遠遠不只那兩三個，而是幾乎人人都有從EL2到EL1的痛苦回憶，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自暴自棄。
一是，痛苦的不只是上EL1的小學華校生，上CL1的小學英校生也感覺痛苦。一個同學回憶說，自己第一次華文測驗考了17分，萬念俱灰。
一是，我們班上學霸方月光，中二年底，英文老師Miss Jain就遊說他父母，說方英文極好，華中的華校環境對他毫無意義，于是積極推動他轉校到萊佛士書院。他父母聽從了安排，中三未開學就讓他轉校。方月光後來在萊佛士書院畢業時，囊獲了除理科之外的所有第一名，舉校震驚。方月光後來在事業上相當成功，2011年大選還以反對黨候選人身份參加大選。有意思的是，不少小學英校出身的2F同學至今認爲自己是華校生，因爲受過華中的浸濡——不僅僅是CL1，而是自強不息、飲水思源、己立立人等價值觀。另一位同學直接說，“一日華校生，終身華校生”。
▲（與當年的班主任闊別三十多年後重逢）
我們這代人，相對比我們早十年、晚十年的人，是十分幸運的。幸運于我們剛好在雙語政策過渡期。
與前輩比，我們至少在小學就接觸英文教學的數學和科學，雖然後來學習EL1吃力，但至少數學、科學等課目並沒有因爲教學語言的變更而遭受巨大沖擊，對同學們的學習影響並不大。英文，曾經讓多少前輩吃了大虧，而到了我們這代，雖然也有人吃虧，但總體上終究是安然無恙的。
與後輩比，我們當時的CL1水平還是可以的；即便是當年小學英校背景的同學，經曆過四年CL1和華校文化環境的浸濡，他們今天的中文水平大概比子輩的“高級華文”還高一些。我始終認爲，我們這代人是雙語政策最大的得益人。
至于爲何2018那場聚會上大家自我介紹時都用英語，我想，主要還是因爲當時在介紹自己過去30余年的動向，尤其職場動向，這些用英語比較方便。而在自我介紹前後的聚餐胡侃，大家不還是都用的華語嗎？
因事制宜，轉換自如，恰恰見證了雙語教育的成功。
許振義，1985年華中畢業，1987年華初畢業。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職于政府、企業、商會、大學。2011年創辦“新加坡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