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旬，應中國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邀請，參加了“外國文化官員訪華團”。此行15人，只有我一人是華人，其他14人，各色人等，基本不谙漢語，對中華文化認識也不深。此行下來，有幾點有趣的觀察。
在活動的第一天，大家作自我介紹，要簡單介紹自己的國家、職業。輪到我的時候，循例介紹自己所屬單位及職務之前，很自然地就先自報家門——“100年前，祖父因生活艱苦，從福建的一個叫‘金門’的小島下南洋，當時在新加坡謀生的除了中國人，還有印度人、馬來人、阿拉伯人等；我昨天從赤道100公裏邊上登機，飛了六小時抵達北京。”
爲何得先報家門？原因有二。首先，我是華人，但我卻不是中國人，而是與其他人一樣，是中國人邀請來的朋友，所以我有必要說明我與中國的關系，即：我的先輩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華人。其次，我的介紹簡單扼要說明了新加坡地理位置和人口概況。其他團員作了自我介紹之後，都由中方進行翻譯，我則選擇了漢英雙語發言，不需翻譯。
此後，團員凡有什麽事都愛找我，讓我幫忙跟中方溝通，反之亦然。到了一些文化場所，好爲人師的我也很樂意充當義務翻譯兼講解員。剛開始我還蠻享受這個角色，覺得自己有價值，但到後來，有時卻出現了一些尴尬場面。
一天中飯，坐我旁邊的尼日利亞代表跟我說，你幫我向服務員要筷子。我看了他一眼，說：“你不是能說‘筷子’了嗎？爲何不自己說？”他說：“我不是主人家啊，不好意思開口。”我哈哈一笑，他才反應過來，忽然醒悟我也不是主人家。
還有一次，有個團員自行脫隊，沒有參加活動。中方人員一臉嚴肅告訴我，你得跟他說，不能隨意脫隊。我也哈哈一笑，她才反應過來。我與那位仁兄同爲團員，自然無權對他作此告誡。無論中方或外方，有時難免誤把我當作中國人。責任在我，因爲我得意忘形，忘了保持距離。
這令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上海擔任駐滬商務領事時的一件事。爲了方便，我給中方發的所有公函都用中文，我見地方官員時也全程使用漢語。有一次上司訪華，他強調了兩點：第一，聯系工作的普通公函可以用中文，但是重要公函必須用英文；第二，平時聊天或談談簡單的公務可以用漢語，但是官方會見和重要談判得用英語。他的道理有二：首先，英文是我們的行政語言，我們要是選擇使用中文，如果辭不達意造成誤解，責任在我方；其次，在重要場合使用英語，除了避免前文所述風險，也有利于減少對方把我國當作華人國家的誤會。其實，李光耀1976年第一次訪華時，刻意帶上非華族部長，也是出于這個目的。
“新加坡人”這個身份認同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我祖父母那一代人的青壯年時代是僑民身份，他們認同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唐山”——中國。一直到我祖母晚年，她到老家金門探親總是稱之爲“回唐山”。
到了我父母這代人，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是在新加坡本地，他們的情感歸屬和政治效忠，也自然是對新加坡。他們一直到晚年才有時間和余錢到中國旅遊，在此之前，“唐山”一直只是存在于他們想象中的帶點浪漫色彩的故鄉。
當然，我父母這代人當中還是有不少是第一代移民，仍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我記得念小學時，我的華文老師就說：“我們的國父是孫中山”。“國父”是什麽？“孫中山”是誰？我當時當然不知，但正是因爲不知而好奇，好奇而把這句話記得牢固至今。
第一代移民在政治身份認同上是尴尬的。一方面你已經宣誓效忠新加坡，另一方面，無論情感上、生活上、工作上，卻很難也沒必要與祖籍國割舍。兩國相安無事時當然左右通吃，但兩國鬧得面紅耳赤時，第一代移民又站到風口浪尖，本地人要說你的祖籍國幹嘛這樣？祖籍國的親戚朋友則說你投奔的那個國家幹嘛這樣？大有腹背挨箭之感。
大部分國家源自民族，從先民時代的民族部落發展壯大而成國家，之後再相互統合而成今日之列國。“國家”本質上是排外的，故此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說法。相對單一的民族國家，比如中國，有時很難對移民國家有正確的認識。最近羅家良大使與胡錫進總編輯的論戰中，就有中國人指責羅：“別忘了你是華人”。有趣的是，作此指責的人忘了，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中有朝鮮族、俄羅斯族、哈薩克族、蒙古族等。現在中國因爲薩徳問題指責韓國，那麽韓國是否能指責朝鮮族中國公民：“別忘了你是朝鮮族”？當年中蘇交惡時，蘇聯人是否能喊一聲：“別忘了你是俄羅斯族”？
儒家講“天下大同”。終我一世不會有機會見到這個理想的實現。但是，未來如果真實現天下大同了，料想屆時人們關心的是你這個人，而不會過于關心你的國籍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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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振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