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新加坡政府醫療開支只花費不到其國內生産總值(GDP)4%。新加坡政府在公共醫療支出補貼是否真正減輕了民衆負擔？政府津貼及各項保險是否讓百姓免于高昂醫療費用的擔憂？新加坡官方媒體撰文，頌揚人民行動黨政府的醫療政策是德政，這種說法有多少真實性？新加坡醫療，究竟是德政還是暴政？也許，我們可以從本文中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德政是指有仁德思維基礎的政治措施，暴政是指殘酷剝削與壓迫人民的政治措施；換言之，以人爲本，從人民利益的立場，去設定的醫療政策才符合德政的定義，反之，那就不是一項德政，更有甚者，從人民的疾病醫療中牟取金錢利潤，那種德行就是典型的缺德暴政。
換個角度來說，免費醫療照顧，或者，只回收非固定醫療成本的政策，都可以屬于德政一類；離開了這一個範疇，就很難在定義上界定爲以人爲本的政策思維。
新加坡的原有醫療公共服務在所謂的企業化私營模式的經營下，借口讓消費者有更多的消費選擇，改以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來設定醫療的收費制度，另一方面，政府亦巧手制定了所謂的補助性方案，去補貼低收入人們的醫療開支。
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是包括了經營者的利潤，所以人們支付的醫療費用是包括利潤成分，因此，實際上，醫療已經成爲一個可以牟利的商品經濟。
如果政府的補貼只回扣了利潤成分，則醫療收費還是包括了人們承擔醫療基礎建設的成本。醫療基礎建設是國家開支預算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政府用來收取常年稅務的基礎，因此，如果醫療收費中包含了政府回收基礎建設的開支，那麽，政府不僅僅是從已經報銷的開支中牟取利潤，也在根本上違反了原本征稅的意義。
公衆對自己所支付的費用，和可以享有的補助計劃下回扣的兩者之間，是無法知悉醫療開支的實際數據，因爲從賬單上所能夠知道的，只是政府回扣消費稅的實際數字。而征收醫療消費稅的事實，卻說明了政府是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來看待醫療價格，並非只是要回收提供醫療服務的可變動成本，換言之，這一件事實，質疑了政策以人爲本的設想。
政府，以及提供醫療服務機構的實際營運數據，外界不得而知，所以醫療補助金的實際效益有多少亦不得而知，不過，從一些日常所見的事實，卻是不難知道，當下醫療體系的不可承擔的高收費，是加劇了老百姓的生活負擔。
由于醫療費用非常昂貴，而醫院爲了減少病人拖欠醫療費，是要先收取保證金。有信用卡的人士可以先刷卡後看病，無卡者就必須先支付爲數不菲的現金，現實是，無卡者往往都是一些貧困階級，因此，沒有足夠的現金在手，弱勢群體也就進不了醫院看病。也就是說，手停口停的貧困民衆，得要先籌錢才能夠去看病。
另外，因爲醫院外包收賬功能，所以一時無法湊到足夠醫療費的病人與家屬，還得在心靈上忍受被收賬公司緊緊追債的煎熬。這種金錢比治病更爲重要的政策思維，在在體現了政策缺乏人性的一面；沒有人性的另一個詞彙，就是缺德。
這些現象應該都是事實就是如此，一個沒有什麽爭議的客觀現實。
雖然社會現實是如此的冷酷無情，但是，官方媒體要不是無知的視若無睹，就是沒有掌握社會問題的關鍵點是什麽？所以才會頌揚醫療政策：‘爲了協助貧困年老患者不會因爲支付不了醫藥費而求醫無門，政府採取了一些援助措施，例如銀髮族保健基金，就是在患者使用了保健儲蓄、健保雙全醫療保險，仍然不敷之後，用來支付所剩的全額醫藥費。這無疑是一項德政，…’ 這一種背離事實的觀點，令人萬分驚訝。
如果清楚知道了醫療問題的來龍去脈，就必然是會強力譴責，而不是歌功頌德人民行動黨政府的醫療政策，理由很簡單，因爲社會問題的源頭是來自政府的不當政策的不良後果；也就是說，後來的政策只是試圖糾正早先的錯誤政策，然而，即便如此，在一種設定思維下的政策，那也只不過是一錯再錯的政策，于事無補。
爲何會出現‘患者使用了保健儲蓄、健保雙全醫療保險，仍然不敷之後，用來支付所剩的全額醫藥費’？也就是說，什麽情況導致人們無法支付全額醫藥費？解答這一個問題之前，不妨先看看一些已知的事實，因爲答案就在其中。
新加坡確實是有著林林總總的堂堂皇皇的社會援助計劃，也就是說，政府行政上，新加坡並不缺乏各種各樣的應對方案，但是，這些往往都是紙上談兵，只是作爲牆紙的美觀視覺效用，目的是展現政府關心民生的假象。能夠成功執行的計劃卻是成效少見，因爲要成功取得援助的門檻太高，求援人士很難滿足附帶條件的要求。就是因爲政策的脫離現實，所以才會出現了求救無門，而唯有走上絕路的社會悲劇。
新加坡的醫療保健儲蓄、健保雙全醫療保險，等等計劃令人眼花缭亂，可是，能夠動用這些資源的條件非常苛刻，實際上，由于無法動用足夠的保健儲蓄，所以才會發生支付困難的問題。水中撈月只能蒙騙無知，而不是實質性的解決問題。
除了嚴格約束動用醫療保健儲蓄的制度因素，其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醫療費用過于高昂，遠遠超出老百姓可以承擔的財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便政府放寬制度上的種種約束，老百姓還是會因爲醫療費用高昂，而無法償還全額的醫藥費。
當然，放寬原有的約束有助減緩人們的醫療費用負擔，但是，要徹底解決社會的醫療問題，還得從減少醫療收費的層面下手。換言之，醫療收費不切實際，才是社會問題的關鍵之處。這是說，如果政策得當，那也就沒有必要再去設定所謂的銀髮族保健基金，多此一舉的僞善政策，只是徒然增加原本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費用。
2013年2月22日今日報一篇由一名執業醫生撰寫的政策評論，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何以小額醫療開支卻能在國際上享有醫療美譽的新加坡，會出現72%的人民患有社會焦慮，恐懼在高昂的醫療費用制度下，無法承受生病的風險。
這一種現象的解釋是，承受能力出現了問題，換言之，政府的小額醫療支出是造成人們患有社會焦慮的原由。
新加坡人民面對的這種社會焦慮，可以通過和其他五個國家，澳大利亞，芬蘭，瑞典，英國，美國的對比情況下，看看個中究竟。
在公共開支占GDP的比率下，新加坡是13%，最高額的英國是46%，發達國家的平均率是30%。
在醫療開支占GDP的比率下，新加坡是4%，最高額的美國是18%，發達國家的平均率是13%。
在政府醫療開支占總醫療開支的比率下，新加坡是36%，最高額的英國是84%，瑞典是81%，美國是53%，發達國家的平均率是65%。
這名醫生指出新加坡小額醫療開支的原由，也就是，新加坡人民患有社會焦慮的原由。
而事實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李光耀認爲：對消費提供津貼，是一個具災難性的錯誤…一個無論如何富裕的國家，都不能夠承受對醫療，失業，和養老退休金的承擔，而不必征收高度的課稅，這種高課稅制度不利鼓勵人們工作，儲蓄，和照顧自己的家庭，因爲人民可以依賴國家過日子。
在李光耀這種：人民不可以依賴國家過日子的思維下，醫療成爲個人必須自己承擔的生活成本，爲此，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各種醫療方案的目的與執行，就是要設法確保個人能夠自負醫療費用。這種把國家醫療保健的責任，轉嫁個人和家庭的結果，正是人們患有社會焦慮的原由。
在有關制度的效率方面，文章指出：醫療基金或許會有所幫助，但是，必須先行提出申請，是否獲得批准要看個別情況去決定，沒有保證，並且也不一定會獲得全額，或者只是部分的幫助，又或者會完全被拒絕。C 級病人可以得到80%的津貼，但是，20%的高醫療費還是一個很難負擔的數額，對窮人而言，5萬元的20%必定還是一個很高的金錢數額。
由此來看，新加坡當下的醫療暴政是來自李光耀的政治思維，所以要徹底解決這一個社會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是政策思維上的去李光耀化，因爲舍此之外的政策，都改變不了李光耀政治思維所制造的負面效應，因此，去李光耀化是勢在必行。
（文章來源于《新加坡文獻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