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天賦，又勤奮，可是爲什麽世界一流大學開始不愛招中國學生了？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分析了原因。
這些年看到這麽多從國內培養出來的傑出高材生，他們在專業上這麽突出，但思維方式那麽僵化、偏執，社會交往能力又那麽差，除了自己狹窄的專業就不知道怎麽跟人打交道、怎麽表達自己，讓我非常痛心。這些問題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家教和社會文化教育。
有兩件事再次引發了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
一個是，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時，他說他們今後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
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爲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開始學習成績都好，後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但還可以，可是等到畢業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表現都不好，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所以，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中國學生了。
實際上，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但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
以2015年爲例，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麽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這些博士都畢業于頂尖金融院系，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麽多，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第二是，在美國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
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裏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麽大，在大學裏也如此。
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中國裔。盡管後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爲什麽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麽大呢？
答案主要在兩方面：
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與中國文化鼓勵“聽話”“順從”緊密相關，這些文化烙印實際上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裏都無法丟掉，到哪裏都吃虧。
先談教育
張三（匿名）出生于國內某大城市，高中畢業輕松考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國內頂尖名校，等他到耶魯讀博士時，哪怕再難的數理經濟模型對他來說都太容易。
在我的博士生課堂上，他毫無疑問一直是最優秀的，即使在耶魯這樣的世界各地天才彙聚的地方，他的聰明才華照樣遙遙領先。
可兩年後的一天，正當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經有出色成果的時候，張三找我私聊，說他在考慮是否退學回國去做PE投資基金，因爲他父母好友願意出資5000萬美元由他去負責管理，機會難得。
我問他：“你的天賦如此出色，我一直認爲你最有希望出類拔萃，出一流學術成就。告訴我，你是否真的對學術研究、學術生涯有興趣、有激情？”
多年的經曆讓我清楚，一個人如果對他從事的工作沒興趣、無激情，尤其當他做的是學術研究時，那麽，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別人想不到的創造性成績，那等于是趕鴨子上架，難！
每天做自己沒興趣的事情，只會是應付，不會鑽進去的，那樣他自己也會痛苦、很累。
張三回答說：“對學術研究談不上有興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寫學術論文，但這不是我的興趣與激情所在。”
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來期許厚望的博士生，對我們的專業也就是如此。我接著問他：“那你爲什麽要申請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爲父母要我這樣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學都這樣做。”
很多年來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爲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爲父母的壓力和安排。
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爲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爲，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麽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較差，就不足爲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我見過的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更沒有想過“什麽是最好的學校”“什麽是最好的教育”。
學過優化理論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較好”“最好”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對于誰”“相對于什麽”，因爲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沒有參照系的“好”和“最好”。
很多人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爲“好”的標准去選擇“最好”的學校和專業，等于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爲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爲好的職業和生活。有時候，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專業夢。
有得人是隨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認爲最好的哈佛、耶魯或者北大、清華。如果你問他們“爲什麽哈佛耶魯好、北大清華好”時，他們也說不上來。
好與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個人興趣、偏好、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
否則，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工作沒有熱情，無精打采，每天因爲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而且會時常抱怨，對生活、工作失去興趣。
在任何社會中，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爲重要的。因此，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盡量配置得一致，是整個經濟中最爲關鍵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
我們想象一下：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在做自己並沒有興趣但爲了養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並沒有興趣的人在做；在另一個社會裏，每個人都選擇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對其有興趣的人在做。那麽，這兩個社會中，哪個社會的整體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創造力也更高呢？
不同文化背景
“耶魯校長理查德·萊文也曾提出學習的用途，並不是爲了自己的職業，而是追尋自己的價值。
理查德·萊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譽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魯大學校長，上一位任滿20年耶魯校長的還是1899年就任的亞瑟·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
理查德·萊文曾說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因爲，他認爲，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是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在大學畢業後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
那大學教育有什麽用呢？
理查德·萊文在他的演講集《大學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這樣提到，耶魯致力于領袖人物的培養。在萊文看來，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並爲終身學習打下基礎。
通識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志向。
自由地發揮個人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不爲功利所累，爲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爲社會、爲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
這，才是萊文心目中耶魯教育的目的。
正如《大學的觀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約翰·紐曼（John Henry Newman）所說：“只有教育，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清醒和自覺的認識，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闡明觀點時有道理，表達時有說服力，鼓動時有力量。
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來面目，切中要害，解開思緒的亂麻，識破似是而非的詭辯，撇開無關的細節。教育能讓人信服地勝任任何職位，駕輕就熟地精通任何學科。”
職業和做人
下面這個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來三個實習生，分別是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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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習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馬走人。他對一些問題盡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談，一分鍾可以講完的問題，能講五分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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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習生很努力，活幹得最多最好，但不愛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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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實習生工作做得沒有中國實習生精細，但也不差。雖然講話帶有口音，但最愛發問，擅長表達自己。
在實習期間，學到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實習生，但是，最後人們最能記住的是那位印度學生。
這個故事當然是中國人喜歡講的，因爲中國人看重“硬本事”、看輕“軟本事”；按照這種我們熟悉的價值觀，這個故事實際是想擡高中國人、貶低印度人，也包括貶低美國人，很符合中國人的口味。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因爲我們這種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國人只能幹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硅谷和美國大學等領域成爲領袖人物。
也正因爲美國和印度社會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軟本事”，所以，反饋到文化和教育領域，就變成了不只是要強調數理化，也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在判斷人才時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個風趣的人。
比較極端的是，不少中國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國大學讀書後，又偏偏要他們花大學四年學會計，這的確是“硬技術”，對找工作最便利。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實際上中國會計規則跟美國不完全相同，學完美國會計規則，到了國內還要補課才能做會計。
而且像會計這種職業性這麽強的專業，根本不需要到美國大學去花錢學四年，在國內的技校就可以學到，然後在國內考會計資格，那樣既省錢又更實用。
這些朋友說，他們擔心子女畢業後不好找工作，會計好找工作。如果是這樣，國內技校不是更好嗎？而且，退一步講，如果只是爲了找工作，麥當勞不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嗎？
實際上，這裏關鍵還是在于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問題。教育有兩項主要功能：一是爲了職業，一是爲了做人，尤其是爲了做一個有意思、有趣味、有意義的人。
職業培養是爲了飯碗，而“做人”的教育是爲了讓人不只是職業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許多朋友一聽到自己子女想學曆史、文學、藝術，或者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就很生氣，認爲這些“軟本事”沒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軟本事”恰恰是使一個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礎。
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說會道、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即使我們走出企業領導、政府領導階層，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除了職業以外還了解我們曆史、社會、政治和經濟是怎麽來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時更可能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
隨著互聯網資源的豐富膨脹，各類專業技術通過谷歌隨時隨地可以查到，獲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學，也可以是通過上網就行。
所以，“硬本事”的相對價值在降低。但，全球一體化的社會對于軟知識、軟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國人不在“軟本事”方面追趕美國和印度，我們可能只能繼續以苦力活、以低利潤活爲主，而高利潤、高收入的工作則繼續由美國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個人的生活而言，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應該強化通識教育，也是爲了讓自己能一輩子活到老幸福到老。
通識教育不僅能讓一個人增加“軟本事”，而且還會讓你接觸了解各種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與研究，激發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興趣。
一旦你對許多東西有好奇和興趣後，一輩子中的不同時段總會有讓你感興趣、讓你激動的追求和話題，不會過得枯燥，而會充實生命中每個階段的生活內容，最大化一輩子的幸福感。
“聽話”和“順從”
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印度人的差別這麽大，也當然跟中國文化鼓勵“聽話”“順從”緊密相關。
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父母等周邊的人都教你“乖乖聽話”、聽長輩的話。不管走到哪裏，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都要小聲講話，要順從聽話，不能挑戰長者和權威的言論。
正因爲從出生開始，二三十年之內，周邊大多數人都比自己年長，都是自己必須要順從聽話的對象，所以，每個人在成長的二三十年裏都會被馴化得乖乖的，沒機會鍛煉講話辯論。
長大後即使想學習辯論、學習作報告演講技巧，也很難改變從小被迫養成的“聽話不作聲”習慣。
在中國，別人說“你的孩子好聽話”是對你子女的表揚，父母也會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國生活的30年裏，從來沒有聽到美國人以這種話去誇獎人家孩子的，因爲美國人會認爲“聽話”“順從”是貶義，是沒有個性的表現，因此，沒有人願意被這樣評價的。
美國學校更注重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正因爲這種思辨能力的培養，現在我跟女兒討論問題時，她們一聽到任何話，很自然地就會去懷疑、審視，然後就看能否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話邏輯上或者事實上、數據上站不住腳。
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但是對于培養獨立的思辨能力，讓學生畢業以後，特別是大學畢業以後，不只是簡單地聽領導的話的機器，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開端。
當然，思辨對于美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時候我也想，美國這個社會真的蠻有意思，不管是聰明的、還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還是沒有能力的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對什麽事都會有一番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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