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們的肮髒發家史：白手起家是童話

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中國人民總是充滿崇拜質感，並稱其爲財富的“教父”，但是，他們的致富之道也許並沒有這麽光彩。

《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便披露了他們“肮髒”的發家史和財富秘密，該書作者爲史塔威爾。“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撰寫評論稱，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

一、“白手起家”的真相
　　

“華裔大亨多爲白手起家”，這是一個謊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爲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這些富豪要麽本來就家庭出身優越，要麽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麽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爲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讀過幾年書，然後娶了表妹。他開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經濟支持。毫無疑問，李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關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並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爾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赓武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爲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衆多豪富爲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了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爲然，他指出邵爵士爲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産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辍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于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系，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二、行壟斷之實，不從事出口業
　　

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爲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爲，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爲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爲香港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弗裏得曼認爲它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産、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爲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打斷水電供應。
　　

如果扣除李嘉誠在壟斷性資産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後，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並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熱衷“莊股”的內地股民一樣，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終對“超人概念”樂此不疲。)

三、不斷改變自己的顔色
　　

有迹象顯示，東南亞富豪們的財富地位，和他們的“去中國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與當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當然，更准確地講，他們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並無太大關系，而是取決于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後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日本占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政治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顔色。隨著港澳回歸，以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盛，越來越多的富豪成了“愛國人士”。
　　

何賭王以二戰時與日本人做貿易起家，現在則是知名的愛國人士。一些爲了開拓中國市場，盡力要向國人體現自己“華人性”的富豪，實際上華語能力已經很糟糕。
　　

四、選擇性節儉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們所極力要顯示的“節儉”“勤奮”，也令人喟歎。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誠戴西鐵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飛機只坐經濟艙，等等。但同樣是這些節儉的富豪，卻擁有衆多的豪宅、勞斯萊斯和女人。
　　

“教父”們的節儉被稱作“選擇性節儉”，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舍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爲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爲股東服務”。爲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爲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恒基地産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這些富豪經常稱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但不要忘記，他們所說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業主所說的研究客戶需求，開發新的産品，監督生産流程，而是指使下屬，陪重要人物吃飯，打高爾夫球，和其他的娛樂節目。

五、官商一體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麽簡單)及裙帶關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爲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其行徑與西西裏黑手黨教父無異。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産(欠印尼央行十余億美元)及非法侵占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志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不過，在中國，“關系”會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決策人，但一個小小科員的作梗，都可能讓你面臨麻煩。
　　

作者舉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在蘇州搞的新城。盡管李光耀是關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蘇州當地政府的不同意見，導致計劃的失敗。真正的關系王國就是東南亞：如果你搞定了當權者，就可以把國庫當自己的ATM機，直接從中央銀行提錢。
　　

六、地域的原罪
　　

雖然人們把新加坡、香港視爲發展的模範，但實際上，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被腐敗、低效的國家所包圍，而他們把自己定位爲這些國家提供洗錢、走私服務的中心。
　　

新、港兩地，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雖然差別很大，但人均GDP卻沒有大的區別。這意味著，他們的根本優勢，還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場定位。
　　

爲什麽一貫強調儒家道德的新加坡會開賭場，據說對賣淫態度也比較寬松：它的定位就是一個洗錢中心，是經濟罪犯的天堂，許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經濟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當大部分金融資産來自印尼富豪。近幾年新加坡金融業發展很快的一個原因，在于歐洲的反洗錢法規越來越嚴，很多不願見光的資金從瑞士轉了過來。

在導致謝國忠從摩根斯坦利辭職的郵件中，他寫道：“新加坡一直標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爲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時印度尼西亞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便吸引他國的貪汙資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來就不是什麽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