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一聲響，萬蟄甦醒來。
40年前，一場變局如是啟幕。開放是風，改革為浪。這一襟起於匱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風，成於動盪時勢微瀾之間的浪，最終成風起雲湧、浪奔濤嘯之勢，歷經40年沖刷，形塑了我們如今所處的時代截面:無論是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奇蹟」，還是人們日益豐盈的內心;無論是改變360行的「網際網路+」，還是走入尋常百姓家的快遞外賣、新「四大發明」;無論是關乎宏旨的「高質量增長」，還是關涉民生的「消費升級」……都標記著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社會的「日日新」。
見微可知著，見端能知末。雖然時間給了我們答案，但我們仍需要在歷史之樹的粗壯軀幹上，截取幾圈年輪，找尋微處的紋路，進而窺探從前的風雲，預言未來的旱澇。
從今天起，我們用文字打撈那些「可昭示未來的過去」，用圖片言說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這一切，只為給「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繪製一幅歷史底本。
對照歷史底本，繼續改革圖治，四十自當不惑。
本期地點: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漁民村
文|新京報記者王婧禕實習生張紫璇
編輯| 陳薇校對| 陸愛英
改革親歷:
陳開枝，1992年小平南巡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現任廣東省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
1992年元旦，我正在南海沙頭鎮考察工作，突然接到時任省委書記謝非打來的電話，他叫我立即趕回廣州，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
我放下電話，連午飯都沒吃，餓著肚子乘車返回省委機關，謝非同志告訴我，「小平同志將要南來廣東，省委擬將全程陪同的任務交給你。」
中央來電說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但我堅持認為老人家此行絕不是「休息」這麼簡單。當時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十多年，但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始終沒有平息。有人評價深圳特區，「除了羅湖口岸的紅旗是紅的，其他的都變色了，資本主義要復辟啦!」外省幹部不敢一個人來廣東出差，怕「被腐蝕」。
1992年1月19日上午9點，小平同志的專列抵達深圳，因為旅途勞頓，我們原本安排上午休息，可小平同志心情非常迫切，住進賓館不一會兒就對我說:「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叫車讓我出去看看吧!」
最初的巡視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提出增加珠三角和廣州，希望老人家能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多看看，後來被採納。在深圳當時的最高建築國貿大廈，小平同志激動地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在仙湖植物園，小平同志見到了一棵「發財樹」。隨行的小平女兒鄧榕說:「以後咱們家也種一棵。」小平同志回答:「讓全國人民都種，讓全國人民都發財。」離開深圳去珠海時，老人家已經登上了船，還高聲對當時送行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人說，「你們要搞快一點!」
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熱潮。我曾做過一個比喻，小平同志就像一位已經退役的老船長，看見改革開放的航船前進時不斷搖擺，不顧年老體弱，再一次跳上船頭，把舵擺正，讓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駛向勝利的港灣。
距離南巡時間越久，我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小平南巡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我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才有出路。
2012年12月7日，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多天的習近平同志來到廣東視察，走了和當年小平南巡非常相似的行程路線，我認為這個寓意非常深刻，表明我們的黨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之路。
深圳今昔對比圖集
深圳，東門老街。90年代。
現在的東門老街。
九十年代漁民村，私搭亂建蓋滿了握手樓、親嘴樓。
2018年3月15日，現在的漁民村和背後的深圳。
八十年代初期，建設中的蛇口。
現在的蛇口。
八十年代修建中的上海賓館。位於深圳市中心繁華地段-深南中路，地理位置極為優越，素有深圳的坐標原點之稱。
現在的上海賓館。位於深圳市中心繁華地段-深南中路，地理位置極為優越，素有深圳的坐標原點之稱。
本文約3707字，閱讀全文約需7分鐘
62歲的漁民村村民鄧錦輝一生中搬過四次家。
從出生的水草寮棚搬進土牆瓦房，改革開放後全村統一搬進小洋樓，再經歷城中村改造、搬進現代化高層住宅，光這搬家的事兒就能足足講上一天，「真的很折騰!」這位已過耳順之年的老漁民操著一口「粵普」回憶著。
漁民村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面積僅為0.25平方公里，與香港一水之隔。漁村人本是寄寓漁船、漂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開放後，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短短一年多時間，漁民村就從一個貧窮小漁村，成為新中國第一個萬元戶村。
深圳，漁民村，八十年代初。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鄧錦輝家，妻子和大兒子還有保姆。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南巡時專程來漁民村考察。看過村民的生活後，小平欣慰的說，「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
漁村人搬家的故事，對應著改革開放的歷次「第一次」:第一個經濟特區、第一批村辦股份制企業、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說，小小漁民村，雖是彈丸陬隅，卻是時代風標。
深圳漁民村老村長憶鄧小平南巡:承諾黨的政策只會往好的方面變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村莊迎來鄧小平
漁民村老村長鄧志標至今記得:1984年1月25日，是鄧小平一行來到漁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鄧志村被叫到村委會，說有中央首長要來視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誰。大約上午10點鐘，一輛中巴車緩緩駛入村裡，下車的竟然是鄧小平!鄧志標激動得「鼻子一酸，眼淚就流下來了」。
當他被介紹給鄧小平時，隨行的小平女兒鄧榕說，「500年前我們還是一家人。」在場的人都笑了。
鄧小平參觀了村委會、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書吳柏森家，吳柏森說，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鄧榕大聲對父親說，「老爺子，比你的工資還高呢!」
鄧志標回憶，看完吳柏森家新樓上下層和滿屋的家用電器，鄧小平問大家還有什麼要求，吳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點怕。」「怕什麼呢?」「怕政策會變。」鄧小平哈哈大笑，「黨的政策肯定會變，只能向好的方面變，不會向壞的方面變。」
1984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議，曾讓包括漁民村在內、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深圳人承受著莫大的壓力。正在這個當口，鄧小平來了。
上世紀的漁民村和深圳河。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看過漁民村，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幾天後他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經濟特區的春天
改革開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准，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
1979年，積貧已久的漁民村迎來了第一個春天。
這一年，43歲的鄧志標被村民推選為村主任。鄧志標回憶，原來幹什麼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魚養魚，但改革開放後，「只要不違反國家法律，什麼都可以干」。
上任後的鄧志標帶領村民，用集體資金購買了一台推土機，把村裡所有的灘荒地都推成魚塘，攢下第一桶金後又組建船隊和車隊，就近取材，在深圳河裡挖沙，再運給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兩塊錢，賣給工地十二三塊錢。
村民吳耀輝回憶，正在興建的深圳特區處處工地，漁民村的沙子供不應求。「國貿大廈的沙子都是我們運的」，吳耀輝說，大卡車白天不讓上路，村裡車隊每天夜裡9點出發，經常要運到凌晨2點鐘甚至通宵。
160米的國貿大廈於1982年10月開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僅有37個月，號稱「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絕無僅有，國貿大廈也成為深圳的地標性建築。
財富不斷積累，1981年，漁民村成了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鄧志標說，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紅結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體出錢，按照一對夫妻一套房的標準，統一蓋起33套二層小洋樓，米色外觀，統一裝修。
鄧錦輝給自己分到的別墅更換了地板，是自己喜歡的大理石，「水綠水綠的」。彩色電視機、音響、錄音機，這些彼時內地普通家庭難覓的家用電器，成了漁民村家家戶戶的標配。
從逃港到回港
1982年搬到二層小洋樓這一次，已是鄧錦輝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鄧錦輝在深圳河畔呱呱墜地，他的第一個家是一間水草寮棚，竹竿搭成牆壁，茅草鋪成屋頂，勉強遮風擋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輩們要幸運許多。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一些東莞的漁民順東江而下，發現深圳河水清魚肥，便陸續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漁船。鄧錦輝聽父輩講，一條1.5米寬的舊舢板船，一家幾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廣東話把這種以船為家、飄零水面的人戲稱為「水流柴」。
解放後，漁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鄧錦輝五六歲時，第一次搬家，是搬進土牆瓦房。他還記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裡，只有兩張床，擠著他們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後來實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裡大隊部「蹭」睡。
上岸後的漁村人漁農並舉，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連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等，讓漁村人始終在溫飽線上掙扎。
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經歷高速騰飛。一條深圳河，成為貧窮與富裕的巨大溝壑。食不果腹的人們選擇「用腳投票」，當地曾先後四次發生逃港潮。
深圳，漁民村旁的深港分界河——深圳河。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港商劉起棠本是廣東佛山人，是當年逃港潮中的一員。他自述家裡成分不好、日子難過，便逃去香港在廟街賣服裝。
然而，小平的到來讓漁民村名聲大噪，吸引了港商前來投資。小平來後的第二年，劉起棠來到漁民村，合資建立服裝廠。
「深圳勞動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場龐大」，劉起棠說，「廣東人用腳投票，我們感覺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開放了，這裡容易掙錢了，腳就走回來了。」
「城中村」變成城市住宅
鄧錦輝的小洋樓住了10年，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隨著深圳的快速發展，大量外地人湧入，引爆了租房市場。像漁民村一樣的村子紛紛把房子加高、拓寬、打隔斷，租給外地人。鄧錦輝家甚至在樓前花園上也蓋起了樓房，房子從2層層層加蓋到6層，最多的時候有30多套房子同時出租。
「那時候外地人太多了，一個房間都炒到2000塊錢。」鄧錦輝說，除了大陸來的打工仔，還有很多香港人也來漁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貴，漁民村的相對便宜多了。」
等家家戶戶都加蓋到五六層的時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違建樓宇開始傾斜，成了「握手樓」甚至「親嘴樓」、「擁抱樓」，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鄧志標說，當時每戶屋外還有化糞池，「那個空氣，整個漁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羅湖區把漁民村舊村改造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要把漁民村從一個髒亂差的城中村改造為精品城市住宅小區。工程很快啟動了，村集體通過抵押貸款，自籌資金約1億元，推倒「握手樓」，新建起11棟12層高的住宅樓和1棟20層的綜合樓。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過抽籤分到了居民們手中。「每戶分到一個單元」，鄧錦輝抽到了7號樓3單元，他比划著，從底樓、到12樓，「都是我家」。
鄧錦輝和小孫子。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搬家那天，村民們舉行了隆重的慶典，張燈結彩、獅子狂舞，廣場上擺開188桌「百鳥歸巢」大盆菜，還請了特型演員來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說，「記得20年前我來過漁民村，看到漁民村的鄉親們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樓，而且家用電器一應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覺得我們中國的老百姓要是都能過上這樣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現在20年過去了，我再到漁民村來一看，真是舊貌換新顏，變得我都認不得了。」
漁村未來
時至今日，雖然身份早已變成城市居民，但村裡的人們還是習慣將自己喚作「漁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區推進農村城市化，漁民村村集體成立股份公司——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漁豐實業)。這也是全國第一批村辦股份制公司，實現了集體經濟向股份制經濟的轉變，集體收入通過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紅。
村民再次喬遷新居後，漁豐實業成立物業管理子公司(以下簡稱漁豐物業)，將村內大量富餘房屋統一管理，統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紅。目前每戶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萬元以上，是漁民村的主要經濟來源。
一歲半的張賽和奶奶在廣場上玩。老家湖北，來深圳十年，父親做生意，在漁民村買了房。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漁豐實業副董事長、漁豐物業總經理吳頌球是漁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他1989年從中山大學計算機系畢業，編寫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軟體，「雖然好用，但經過十幾年，跟不上這個時代了。」
同樣跟不上這個時代的，還有曾經的股份管理制度。漁豐實業總經理黃興炎介紹，1992年成立漁豐股份公司時，原始股東有98人，都是村裡勞動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歲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減」，不能繼承和轉讓。隨著時間推移，問題逐漸顯現。
吳頌球說，他關注人工智慧領域的發展，認為能在物業、家居等方面得到應用，但是，公司董事會成員必須是股東，公司想對外投資一些新興領域時，「老一輩的思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麼都不敢。」
黃興炎說，前幾年漁豐實業嘗試過投資新項目，但初期見不到利潤或有虧損，老股東們就會很快提出異議。漁民村有鄧、吳兩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會遇到本村家族勢力的掣肘。
面對這種情況，漁民村在深圳市率先進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東人數，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繼承，也可以內部轉讓。「我們現在有181個股東，讀了大學的新生代更願意回村，解決了後繼乏人的困境。」吳頌球說。
2018年3月15日，現在的漁民村和背後的深圳。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此外，外聘管理者沒有股權的局面被打破，黃興炎就通過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勵性股權。
80後鄧國華在漁豐物業擔任保安部經理，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為漁民村新一代的股東。作為年輕的管理者，鄧國華為漁豐物業引入在線巡邏系統、智能門禁系統，等等。
鄧錦輝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帶孫子，和同村人一樣，他選了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單元的頂層，這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期待自己的小孫子，「走出去，自己闖。」
洋蔥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