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時期——社會形態，都有獨到的社會控制工具。
說獨到，是因爲每種社會形態都有共同的一個工具——暴力懲戒。在共性基礎上，它們有各自的特色。
原始社會的控制，是小型共同體，是客觀的也是自願的同進退、共存亡意識。
奴隸社會，主要是暴力。暴力懲戒是共性，但奴隸社會的特性是極端暴力，恐怖統治。印證這一點，只要回到60多年前的西藏，看看那些肢體不全的農奴就足夠了。
封建社會，運用的是等級。等級被普遍承認，大家各安天命，命苦不能怨政府。
在這裏還要插入一個不知道屬于什麽社會形態的、自秦至清的、漫長的中國郡縣時代，這個階段的中國，控制工具主要是倫理。倫理起作用的基本單元——家庭，以及次級單元——宗族，同時還帶著一點原始共同體的味道。
然後就來到了今天的世界普遍所處的時代——資本、商業時代。
這個時代的控制方式，主要表現爲債務。這是一種“文明”的控制，因爲它是契約性的，而契約的前提是平等自願，因而它是講道理的。當然，道理都是強者發明的，這在任何時代都不例外。
債務在合適的條件下就會集中。財閥，就是那些掌握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相當比例的債權，從而能夠左右社會轉動的人或者實體。而且，這種控制是具有現代社會科學邏輯上的合法性的。
因此，它看似合理，卻暗藏機鋒。
債務控制
現代生活，是一種以負債作爲典型特征的生活。
前現代或局部前現代的生活，很多東西是不要錢的，比如糧食、蔬菜、水、土地、沙子、泥磚、木頭……不要錢不意味著不必付出勞動，而是說獲得它們不必支付貨幣。需要貨幣，就意味著債務。
今天的現代城市人，太陽一升起就知道自己背負著多少債務：柴米油鹽、物業水電、房貸或房租、車貸和油錢、奶粉紙尿褲……
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有強制力支持的契約，決定了債務是剛性的。一旦負擔不起，正常的生活就來到了終點。因此人們會感覺到，自己是絕對被動的——早晨一睜開眼睛，就要出去掙貨幣。所以說，現代社會是一個債務社會，現代生活是一種償債生活。
債務會集中。我們知道，有價值的實物才是財富。所以財富集中是比較困難的，至少不可能無遠弗屆的。如果把財富在形式上轉換爲貨幣尤其是紙幣以及電子記賬時，那麽集中就沒有自然限制了。
最早的財閥，就形成于這樣一個轉換過程。
在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形成時期，戰爭從宗教擴展到政治，在同一宗教裏內部化，因此更爲頻仍。戰爭打的是錢。爲了獲勝，國王們以公共稅收爲抵押，從銀行家那裏借款；而銀行家則以國王的債務爲信用，發行銀行券，把債務轉移到國民身上，把財富集中到自己身上。
銀行券最終又存入銀行，實現債權回收。于是銀行家就以一種幾乎沒有成本的方式，成了國家的債權人。他們淩駕于國家之上，成爲現代意義上最早的財閥，英格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家族、巴林銀行，都是這類財閥的代表。
通過掌握信用進而左右戰爭勝負，他們由此可以支配、影響一個國家政府的行爲，並把自身利益深深嵌入國家制度當中去。他們掌握著國債，馬克思說“國債，即國家的讓渡”，讓渡的是稅收權和發鈔權。
在現代化後發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後殖民國家和地區，現代財富精英的形成沒有趕上早期民族國家的混戰時代，債務集中的方式主要是通過金錢與政治的勾兌，通過對政治人物的前期扶持或後期支持，獲取特許壟斷權。東亞、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香港，財閥集中以這種方式崛起。結果同樣是“國家（政府）的讓渡”，即公共權力被削弱、被鉗制。
不管是以國債控制還是特許經營的方式取得債權集中，財閥最終形成了。形成的結果就是社會公共利益被綁架，大衆生活的損益，取決于財閥的利益。
人爲惡果
財閥通過債務控制國家或地區，一定會給社會大衆的人生制造一個天花板。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被這一天花板壓制，總有少數幸運者會因爲各種機緣或通過特殊方式實現突破。比如東南亞或中國香港的一些財富精英，就是通過成爲權力家庭或金錢家族的女婿而跻身社會頂端。然而這樣的可能性畢竟很小，沒有榜樣意義。
大部分人，會生活在無力甚至無望之中。
在缺乏強有力的公共權力的救濟的情況下，國家和地區越小，無力、無望的程度就越深。因爲國家和地區越小，財閥能夠掌控的領域就越是事無巨細、雞毛蒜皮，而這意味著生活。
眼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香港。
財閥通過港英時代的權錢交易、錢錢聯姻，特許與股權，控制了金融系統、公共事業系統，以及大部分的商業領域。人們的工作機會、水、電、交通、住房、藥物、醫療和金融服務，以及日常必需品（零售），都是財閥的生意範圍。
單個資本也許不能控制全部，但只要是有持續、穩定的收益的領域，幾乎都籠罩在某個資本的身影之下。而這樣的資本屈指可數，這少數人的身份都是一致的——財閥。
一個普通人，很可能是這樣生活的：他在財閥的企業工作，工資存入財閥控制和占股的銀行，用于購買或租住財閥建造的房屋、水、電以及交通服務，生活物資從財閥經營的零售超市采辦，生病了到財閥經營的藥房買藥。甚至連居住地周邊的商業生態，也是按照財閥的利益設計的——比如你需要過馬路，天橋會直接把你送進一個商場。
遠離香港市區的天水圍，是一個巨大而密集的公屋群。財閥占據了中間的核心土地，建造了私人住宅區嘉湖山莊，環繞嘉湖山莊的公屋是與之隔絕的，住公屋的窮人不允許進入富裕者的區域。
嘉湖山莊內居住的富裕階層是有消費力的，但內部商業直接由地産商包辦，窮人無法獲得他們的“涓滴”。港英政府與地産商還訂立過一份不公開的約定，限制公屋社區的商業設施規模，以保證嘉湖山莊內商業設施的收益。
所以，偌大的天水圍幾乎沒有什麽沿街商鋪，如果一個住公屋的人想要做一點生活配套的小生意，合法的形式是去一個由地産勢力控制的叫“領彙商場”的地方租用商鋪。
昂貴的租金阻擋了窮人，連鎖店更容易占領機會，而連鎖店的所有者經常又指向財閥。窮人只能忍受數小時通勤，去市區打工，並且把收入花在財閥經營的交通、零售的生意上。因爲民生艱難，這裏淪爲一個罪案尤其是滅門案多發的“罪惡之城”。
香港是自由港，經濟自由帶來社會自由，因此也是一個自由社會。堅強的社會商業結構，是由行政特許和其他上層利益交易形成的。換句話說，這種市場自由是以市場不自由爲基礎的。
資金的進出自由是香港繁榮的重要制度後盾，因而這是自由最根本的內容，由此李兆基可以早早地在美國買進數萬套房子，李嘉誠可以迅速把投資轉移到英國。
但如果一個人沒有如此巨量資金，這種自由與之何幹？
財閥控制，是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社會矛盾産生的根源。這種除了那些他們不感興趣的辛苦、利薄的行業之外滲透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造成了“國家（政府）的讓渡”，政府能力被弱化，必須看他們的臉色。
英國人在香港回歸前開始突擊作業，推動香港“民主自治”，一方面創造渠道讓財閥勢力得以直接進入或在幕後操控權力，另一方面則是此時已經不用對香港社會負責任，爲了自身利益進一步建造一個弱勢政府。
作爲現代民主最早的實踐者的英國，太了解民主的實現條件了。基本條件就是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能夠維持制度運轉所必須的秩序。沒有秩序，民主就意味著混亂，所以我們會發現，民主運作良好的國家，相同點是有充足的財力，能夠維持從軍隊、警察到監獄的一整套強大的暴力機關，讓民主不會脫軌。
深谙此道的英國，在離開前卻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削弱政府，一方面推進“民主”。那麽，當共識被抛棄時，誰來捍衛秩序和法治？
不一樣的新加坡
自由市場必然帶來財富的集中，平衡的手段就是強大的政府幹預。
強大的政府，可以通過征收累進稅、公共支出對弱勢人群進行轉移支付。但富豪們熱愛香港的重要原因，是這裏低稅，他們的大部分收入都通過金融工具或其他避稅手段轉化爲免稅收入。這讓政府的經濟實力非常有限。
近在咫尺的對比就是新加坡。它和香港一樣是一個城市社會，但李光耀建立的強勢政府，給人民提供房屋、醫療、教育、交通等優質且相對公平的保障，讓財閥無法生存，更不能挾持政府。這就會讓人們的負債感下降。
如果一個社會被財閥影響或控制，普通人的負債感——一睜眼就要急切地去尋找貨幣的身不由己感，就與控制程度成正比。負債越多，人就會在行爲上“老實”，因爲無暇他顧；但也會在心理上怨恨，因爲起早貪黑、腰酸背痛仍然無法擺脫負債重壓。
因爲財閥的控制是無形的，又是合法的、基于現代契約的，缺少抽象能力的一般人甚至感覺不到他們和自身生活的關系。怨恨需要出口，盧梭提出了社會契約概念，同時也強調主權在民，主權在民的其中一項內容是“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權利”。于是一般情況下反抗都是指向政府。
然而在香港今年的亂局中，那些街頭抗議者不但手段錯誤（暴力），對象和方向也是錯誤的。如果訴求真的源于艱難的社會生活，那麽作爲攻擊對象的政府事實上和“示威者”應該是聯盟關系；而訴求方向非但不應該是所謂“民主”，而應該通過法治方式強化政府，把被侵占的公共權力收回來，使政府有能力保障民生。
李敖在2005年就曾忠告香港人：民主對你們來說太抽象了。
因爲手段、對象和方向的錯誤，注定了它不會有結果。如果訴求獲得部分回應，政府進一步削弱，還會鞏固造成民生問題的真正根源。
東亞、東南亞以及中國香港的財閥勢力的形成，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從殖民地到獨立或回歸的前後一段時間。這意味著，這是一個全社會一同適應的過程，也是一個基本政治、社會制度逐步確立和完善的過程。
掌握金融、産業的人，可以通過腐敗等方式，讓制度對自己有利。所以今天視爲天經地義的那些制度，常常是爲了這些人的利益而不斷修正形成的。財閥勢力的鞏固和擴張，與制度的“完善”同步，這事實上是通過經濟綁架進行政治綁架。
民主是好的，但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在不撼動基本的經濟結構的前提下，追求政府形式的花架子，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深化問題。這已經被許多經驗論證過，也還會繼續被證明。
怎麽辦
債務控制，是資本主義誕生以來現代社會的運行法則，人們一定會厭倦，但無法改變和逃離。日本年輕一代的“低欲望”狀態，是一種有限度的逃避，通過減少需求來減少債務。
財閥控制是債務控制的極端表現，因爲債權從分散到集中了。原本社會結構固化就會帶來天花板，財閥控制則把天花板繼續往下壓。
特朗普頻繁指責美聯儲，盡管他有委過于人的嫌疑，但強大的私人銀行系統劫持政府，成爲“政府的政府”從而綁架民生，這在歐洲曆史上以及美國當下，都是事實。
最近的惡果就是2008年華爾街制造的金融危機，銀行“大到不能倒”，最後由美國普通人的負債來埋單。
這樣的社會的確需要改變，才有活力和希望。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言：“當正義制度存在並適用于我們時，我們必須服從正義制度並在正義制度中盡我們的一分職責；當正義制度不存在時我們必須幫助建立正義制度，至少在對我們來說代價不很大時要這樣。”
然而，理性至關重要。哲學家齊澤克就說，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他當時就在紐約街頭。“詢問示威者們究竟想要什麽，但卻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道德高調式的答案。諸如，我們想減少腐敗等等。當我問他們想不想要更多的社會正義、完全的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走得更遠一點的時候，他們就啞口無言了。”
稀裏糊塗的“革命”帶來的只有代價，沒有成果。
前述羅爾斯的觀點，是他歸納的“正義的自然義務”的內容。他說，如果社會的基本結構是正義的，那麽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的義務。
社會的基本結構是否正義，跟是否采用現代西式民主政府形式無關。新加坡不是西式民主，但人民不會懷疑它的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人民生活是幸福的。
當人們試圖改變社會的時候，最應當避免的就是把某種政治操作方式直接等同于幸福，又把混亂視爲幸福正在實現的標志。這是許多被“贈送”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的血的教訓。
但凡民主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這樣的國家沒有一個在現代化上實現成功，也從沒有得到過想要的幸福。
當社會被財閥在某種程度上籠罩的時候，人民的行動所指應該是加強法治，規範他們的活動邊界，推動“社會的基本結構”趨于正義，而不是相反。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編輯 | 譚保羅
排版 | GINNY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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