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馬時期的美國聲稱美國不做第二，特朗普時期的美國聲稱「America First」!但中國的和平崛起就必須被限制嗎？
很難阻止中國在經濟上超越美國，至少在總量上，我們幾乎可以預期。當經濟實力越來越接近，甚至中國超越美國時，新的不平衡必然產生，摩擦和衝突自然產生。
綜合評估，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發展情形，我們應該對哪些衝突形式做好充分準備？
歷史告誡我們，備戰方能止戰。
文：新梁、武振
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標誌著充滿戲劇效果的美國大選落下帷幕，這位充滿爭議的准總統還未上任，就開始對中國指手畫腳，讓本就充滿變數的中美關係更蒙上一層迷霧。
早在今年10月，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就發布報告稱「美國下一屆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上將面臨嚴重戰略困境」；「中國正在與美國的亞太安全建構競爭，並且質疑美國的全球領導性」，美國政府需要「反制」來自中國的挑戰；「處理國家安全和經濟問題，以及跨國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美國又離不開與中國的廣泛合作。
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合作加深還是對抗上升的十字路口，未來5到10年何去何從，將深刻地影響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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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的中美關係
通常來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有三種：夥伴、競爭者和敵人。實際上，作為當今世界最複雜、最有爭議、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之間遠不止這麼簡單，而是大部分時間在「合作性競爭」與「競爭性合作」之間搖擺。
從歷史脈絡看，自1979年兩國建交，中美關係每隔十年左右就會發生巨大變化。
1979年到1989年間，出於對抗共同對手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中美在一系列廣泛的領域展開合作，美國甚至願意向中國提供先進的黑鷹直升機和戰鬥機升級服務，這是雙方少有的「蜜月期」。
接下來的十年，由於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雙方出現了持續的分歧和緊張，兩國關係波折頻生，甚至發生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樣嚴重的挑釁事件。
21世紀頭十年，隨著美國將精力集中到反恐戰爭上，雙方在國際事務中達成初步共識，但彼此疑忌之心益重。伊拉克戰爭期間，華盛頓依然念念不忘「巴格達的下一站是北京」，五角大樓一位頗有影響的發言人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入侵伊拉克是「為對付中國熱身」。
此後，兩國關係中合作因素日益下降並淪為次要方面，而競爭性因素逐漸增長並成為主要方面。2011年，歐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正式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
這些變化既是由兩國內在的一些因素引起的，也是國際局勢變化所造成。如果按這個路徑走下去，在2020年前後又將迎來中美關係劇變的節點。現實地講，雙方關係出現反轉、走向合作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極可能在經濟發展、軍事能力和地緣政治這三大領域發生激烈碰撞，這主要是由於雙方實力的消長導致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發生變化。
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會導致中國更多地提出自己的訴求，而美國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需求和影響非常敏感，進而作出過激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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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間會爆發軍事衝突嗎
如果中美關係趨於緊張，會嚴重到導致軍事衝突嗎？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隨著經濟聯繫的日益緊密，以及核武器帶來的恐怖平衡，大國戰爭已經消亡。實際上，這種論調並不新鮮。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政要普遍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國際政治的複雜性已使大國戰爭變得過時。
但不幸的是，這場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發生的戰爭」就在他們眼皮底下發生了，「沒有理由，沒有原因」。歷史學家查爾斯•埃莫森認為:「在很多方面，一戰前夕的世界看起來並不像一個世紀以前的世界，反而更像今天的世界，猶如在歷史長河中發生了奇異的折射。」我們今天分析中美關係，也不能過於理想化。
修昔底德陷阱異常複雜。提及中美衝突，修昔底德陷阱是被提及最多的話題，即：崛起大國必然挑戰守成大國，守成大國必然壓制崛起大國，從而導致戰爭不可避免。實際上，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描述的是一個多重陷阱，包括安全困境、戰略衝突、決策判斷、同盟關係等，一個環節處理不好就可能導致局勢惡化。
當時，雅典和斯巴達都不願與對方開戰，但他們各自的盟國讓他們相信戰爭不可避免，結果導致這兩個大國都試圖奪取決定性的先發優勢。修昔底德的著作一直是美國政治家和高級軍官的必讀書目，前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就認為，唯有閱讀修昔底德才能理解大國競爭。
對於這樣一個在國際政治中信奉現實主義的國家來說，很難通過釋放「和平崛起」的誠意讓他相信中美兩國可以避免前人的覆轍。
大國關係的本質是競爭。從國際關係史來看，大國之間很少相互信任，更多是互視為戰略對手。特別是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實力接近時，這種競爭尤為激烈。
中美之間的競爭，小到奧運會金牌數目，大到國家影響力，無時不在廣泛地進行著。縱觀當今世界，唯一能夠在意識形態、政治軍事、國土人口、經濟文化等領域與美國構成全方位競爭的，只有中國。
長遠看，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是海權之爭。傳統上，中國是陸地大國，美國是海洋大國，雙方在很長的時間內在戰略上雖小有摩擦但大體相安無事。但隨著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以及海洋戰略的實施，雙方在深藍海洋中的觸碰將會越來越多，這也是近些年南海熱點逐漸升溫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力發展海軍，更多地是想保持一種威懾能力，而不是形成對美國海軍的絕對優勢。美國卻固執地想將中國永遠地鎖在島鏈以內，避免對其海權形成衝擊。
2015年以來，美國一邊繼續挑動代理人與中國摩擦，一邊頻頻通過「航行自由行動」在中國南海「秀肌肉」，大有撕破臉皮赤膊上陣的趨勢，反映出美國對其海權遭「侵蝕」的戰略焦慮。
經濟聯繫遠沒那麼重要。自2015年起，中國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國，雙方在貿易中互惠互利。一些觀點認為，這種情況下一旦雙方發生軍事衝突，會造成巨大的損失。但是這種觀點只看到戰爭帶來的風險，忽視了戰爭創造的機會。
如果一場有限衝突帶來的利益超過了貿易，那麼可能會促使一些國家「富貴險中求」。也就是說，如果在一場衝突中，中國傷及「筋骨」，美國只損「皮毛」，那麼美國就既可以攫取巨額財富，又可以干擾中國崛起進程，這種巨大的戰略收益是貿易所不及的。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並非沒有動機慫恿代理人或直接動手發起對華戰爭，通過超強的軍事實力用中國的財富為自己「止血」。
戰爭往往是非理性的。有些時候，在引發戰爭的原因中，情感的比重超過利益。戰爭並不總是精心設計的結果，引發戰爭的很可能是意外、判斷失誤以及民族主義情緒等。中國作為幾千年的東亞中心，美國自認「天賦使命」，都有強烈的國家自豪感。
前些年有人提出G2概念，可這兩個大國哪一個甘願在其中永遠扮演次要角色呢？崛起和衰落的過程，都有可能激發強烈的民族主義，往往會對決策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從前段時間打撈美潛航器事件中，中美網民的強烈反應可見一斑。
此外，現實中美國軍隊往往是一個不完全從屬於政治的「自變量」，從麥克阿瑟到現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往往自作主張大放厥詞，並可能最終反過來影響決策層。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戰爭是一個敵我雙方互動的過程，和平與戰爭不可能由雙方中的某個國家單方面決定。同樣，中國也無法通過自己的一廂情願避免與美國的交鋒。因為就算中國不想與美國斗，國際政治那原始野蠻的遊戲規則也會逼著中國去和美國斗。
中美之間爆發軍事衝突並非完全不可能，在某些條件下還可能是大機率事件。軍事衝突的根源是國家間的競爭，誘因可能是中國與美國附庸國之間的矛盾，燃點則可能是一場小小的海空摩擦或者某一方「高調」過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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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可能時機與樣式
在國際政治範疇，GDP仍然是衡量國力的主要手段之一。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按現在的趨勢，未來一個時期，極有可能超過美國。然而經濟重心的轉移與權力的轉移並非同步進行。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和軍事霸主，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特別是軍事霸主地位不會變更。中美競爭存在如下4種可能(其中GDP代表國民生產總值，MIL代表軍事實力)：
1.GDP（中）
2.GDP（中） > GDP（美）, MIL（中）
一旦政治、外交和經濟等「和平」手段不能奏效，其最具優勢的軍事手段將成為終極選擇。歐巴馬高呼「美國不居第二，誓死捍衛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特朗普發誓要將「美國重新帶回巔峰」，均宣示了中美激烈衝突的可能爆發節點，即美國對世界經濟失去控制能力的前夕。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中國放棄經濟主權的控制，中美也不會輕易爆發戰爭，但人口眾多的中國也必然走向拉美化國家的結局，民族復興將成為歷史空談。
3.GDP（中） > GDP（美）, MIL（中）> MIL（美）。由於經濟與軍事平衡發展，在中國經濟全面超越美國時，軍事實力也自然而然地超越了美國。這樣，中美關係將會「平順」地轉到一個新的平衡點，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大大減少。考慮到中美之間的軍事差距比經濟差距要大一個數量級，這種情況發生機率並不大。
4.GDP（中） MIL（美）。經濟不如美國，軍事實力卻超過美國。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不太，因為「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根本不可能選擇窮兵黷武的發展道路，不顧一切與美展開軍備競賽，步前蘇聯的後塵。
中美之間如果爆發軍事衝突，可能會有四種樣式：短時間低烈度、短時間高烈度、長時間低烈度、長時間高烈度。考慮到雙方意願、實力和國際格局的影響，圍繞亞太地區出現短時間高強度衝突的可能性最大。此外，由於網絡、太空等領域造成的政治影響較小，附帶損傷可控，也有可能成為衝突的主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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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怎麼應對
約米尼在《戰爭的藝術》里講到：最富的國家不一定最強，在軍事的天平上來衡量，鋼鐵至少是和黃金一樣重。偉大的國家不僅需要良好的經濟政策，還要有明智的軍事政策。應對可能的中美軍事衝突，需重點關注三個方面：
積極運籌中美大國關係。約瑟夫•奈在其《理解國際衝突》一書中提出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國際政治的某些結構性因素確實預先限定了事態發展的方向，正如雅典和斯巴達所處的安全困境使戰爭極有可能爆發;二是戰爭極有可能爆發不等於「不可避免」，結構性因素往往與偶然性的、人為因素共同發揮作用。
一戰前的德國給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例子：1871年德國統一後，迅速走上崛起的道路，在俾斯麥的運籌下，德國實現了巨大的發展，但同時與守成大國英國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結構性矛盾對大國崛起的限制。
俾斯麥下台後，德國偏離了正確的戰略方向，以絕不讓步的姿態在歐洲屢樹強敵，導致與英法俄聯盟的協約國集團交戰，最終戰敗並使國家崛起進程中斷。以史為鑑，當前我們應精心進行國際關係戰略運籌，靈活處理與周邊、與大國的關係，避免陷入安全困境，儘可能地延長戰略機遇期。
必須充分做好與美直接交手的軍事鬥爭準備。歷史告誡我們，備戰方能止戰。必須放棄和平時期將無限延長的幻想，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戰爭意識謀劃國家安全戰略布局，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嚴重衝突。
軍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軍事力量建設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應加速推進國防軍隊改革，以組織形態、力量結構、政策制度的現代化為抓手，加速打造世界一流軍隊，讓軍事實力為中國經濟保駕護航；必須立足與強敵直接交手，寓軍事力量建設于軍事鬥爭準備之中，繼續高舉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分裂的正義旗幟，不斷提升軍事鬥爭準備起點和作戰能力建設標準，夯實應對強敵的「非對稱」戰略制衡能力。
必須找准並推動中美博弈的「戰略拐點」。如果在短時期內軍事力量無法真正制衡美國的情況下，片面追求經濟總量的世界第一，「胖而不強」的中國將會引發各方的垂涎，從而置國家於異常危險之地。
因此，必須切實把富國和強軍、軍隊戰略和國家安全大戰略統一起來，堅持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協調發展，在提高生產力時想到提高戰鬥力，在提高戰鬥力時想到提高生產力。通過軍事能力建設和經濟建設的良性互動，塑造一個真正強大的軍事經濟混合體。充分尋找並利用國際形勢的有利時機，實現經濟水平「彎道超車」、軍事能力「並肩而立」的雙突破，懾止其覬覦之心，有效避免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