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簡介：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國際中國研究雜志》主編，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曾任中國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圖爲鄭永年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演講。（資料圖片）
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經過70年的不懈奮鬥，中國從積貧積弱到繁榮昌盛，從封閉經濟體成爲世界最大貿易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步入新時代，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軟力量建設，已經成爲了新時代中國面臨的重大課題。本期欄目對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進行專訪，讓我們隨他一起，探尋中國制度建設的實踐邏輯，了解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發展方向。
中國能創造這樣的經濟奇迹，背後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支撐
記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曆史性成就。作爲中國問題專家，您提出“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模式。在您看來，應當如何理解“中國模式”的內涵，“中國模式”在中國高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鄭永年：在紀錄片《大國崛起》中，我曾提到：“所有以前大國的崛起，都是因爲它內部的國家制度的崛起。”新的制度的産生，能夠帶來支撐大國發展的力量，而中國能創造這樣的經濟奇迹，源于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背後的支撐。
從經濟層面來看，中國的巨大成就與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密切相關。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一直認爲經濟是資本的責任，與國家無關，政府幹預經濟是不正常的。但就中國而言，政府對于發展經濟、管理經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除了西方所具有的貨幣、財政政策工具之外，中國還有著一個強大的國有部門，它承擔著國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平衡市場的力量，以及應對各種各樣的危機。這種經濟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無論是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都沒有受到大的影響。爲什麽其他國家都發生經濟危機，中國沒有？這就是中國經濟制度的優勢所在。
而從政治層面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治制度建設不斷發展，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建設有了新的提升，爲執政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礎。
記者：您剛才提到《大國崛起》，裏面講到了15世紀以來的一些國家崛起的過程。這些國家的興起，其實也爲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一些借鑒。
鄭永年：學習借鑒其他國家是必要的，文明本質上都是交流的、互相學習的，文藝複興之後，西方也學東方，學中國的理性文化和官僚體制、阿拉伯世界的科學技術和數學。但學其他國家首先要明確誰是主體的問題，也就是在學習其他國家優秀文化的同時，一定要搞清楚，學習的目的是爲了使自己變得更好，而不是把自己變成別人、把自己的文明變成其他的東西。所以我認爲，在“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礎的更深厚的。
一直以來，中國都在強調獨立自主，但獨立自主並不等同于關起門來。任何一個文明只要關起門來，肯定是會衰落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以自己爲主體，在堅持做好自己的同時向其他國家學習，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中國共産黨自身的初心、使命、宗旨決定了它是實現制度優勢的關鍵所在
記者：改革開放被稱爲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您認爲改革開放的曆程有著怎樣的中國特色，反映了怎樣的中國制度優勢？
鄭永年：改革開放是爲了什麽？經濟要發展，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社會要穩定，民族要和諧，這些都有價值。問題是，如何在中國的環境中去實現這些價值？
改革就是要實事求是，解決面臨的具體問題。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到後來的“最低生活保障”，再到這幾年大規模的精准扶貧，中國正是這樣讓老百姓得到了紮紮實實的好處，産生了具體的獲得感。
說到扶貧，其實這也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體制能力的問題。沒有國家不想做扶貧，其他國家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也想做，但中國共産黨有主導力量體制來進行大規模扶貧，其他國家卻找不到這樣一個抓手來推行這個政策。從這些現象背後，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制度優勢。
制度優勢的背後，其實還在于執政黨。我曾說過，中國共産黨不僅是一個執政黨，更是一個使命黨。它從成立之初，就有它的使命，那就是通過向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務，包括經濟發展、社會服務、穩定社會秩序，讓人民群衆産生獲得感。
強調初心，就是強調黨的使命。中國共産黨執政的政治認同基礎，就是看有沒有實現這個使命，具體來說就是向人民承諾的要做的事情、對中華民族所承擔的責任。如果能夠通過完成自身使命，讓老百姓産生獲得感，那執政黨就可以實現長治久安。
從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2050年的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産黨有長遠的使命，也有階段性的使命，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使命。
進入新時代後，用最直白的話來說，就是要幹，實幹興邦。重點是進行制度建設，對現有制度的鞏固、優化、改善，是沒有止境的，而中國共産黨自身的初心、使命、宗旨都決定了它是實現制度優勢的關鍵所在。
中國在開放的狀態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維持自己經濟的正常增長，就是對全球化、對其他國家最大的貢獻
記者：中國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大要有大的樣子”。前不久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將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您認爲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對世界而言有什麽樣的意義？
鄭永年：改革開放的1.0版是上世紀80年代的“請進來”，緊隨其後的2.0版是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南巡後更大規模的開放，叫“接軌”，接下來的3.0版則是資本“走出去”。而現在，開放就要到4.0版了。
進一步的高質量的對外開放，一方面是中國自己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4.0版的開放有兩方面意思：一方面，需要更加開放的平台做大事。比如建設自貿港、大灣區、長江經濟帶。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
全球化本身是一個公共品，需要國家去維持，而大國應當在此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入WTO後，中國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30%以上。像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在開放的狀態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維持自己經濟的正常增長，就是對全球化、對其他國家最大的貢獻。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必將會爲世界經濟持續向好、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帶來更多重要機遇，爲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
記者：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當怎樣看待這種變局，它將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帶來怎樣的重大機遇與挑戰，對中國的改革進程産生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歐美爲絕對中心的，現在這個秩序開始動搖了，這才産生了我們所說的大變局。如果說中國以前的發展是以國內爲重心，那麽下一步就必須考慮如何在國際體系中謀求發展。這是一個角色轉換的問題，要承擔什麽樣的國際責任的問題，要建立一套怎麽樣的國際體系的問題。
在大變局中，中國迎來了一系列的機遇。作爲最龐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已經成爲了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而隨著中國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幣的影響力也在快速提升。
此外，中國的內部經濟擴張仍然有很大的空間，這意味著在今後很長一段曆史時期裏，較之西方，中國經濟仍然會處于高增長時期。
與此同時，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既要跟發達的西方打交道，又要跟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打交道。
如何才能實現我們所說的世界和平？如何爲國際社會提供公共品，以一種什麽樣的方式提供？如何在多元的世界體系中跟其他的體制和平共存？這些都是很大的挑戰。
讀懂中國，不僅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記者：以前您曾講過，當代中國研究的核心就是理解中國。您認爲讓世界讀懂中國的意義是什麽？怎麽樣才能讓世界理解中國？
鄭永年：讓世界理解中國有兩方面意義。一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現在中國已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了，就需要被人理解，人家理解你，才會接受你。二是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它們也需要理解中國，因爲當前中國所說的所做的、吃什麽不吃什麽、用什麽不用什麽，都對世界經濟産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那麽獲取理解的方式是什麽？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認清一個殘酷的現實：近代以來，整個話語體系是由西方大力打造的，西方國家占有絕對的話語權。中國雖然發展得快，但是基本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如果我們一直在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這可能不是在解釋中國，而是在曲解中國。
理解中國，不是嘴上說出來的。在西方的文藝複興和啓蒙運動中，知識群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國的知識群體不能扮演類似的角色，把中國古老的文明和當代的最優實踐經驗解釋清楚，中國就很難擁有軟力量。
記者：也就是說中國要建立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
鄭永年：講好中國故事不光是一個方式的問題，還是一個知識體系的問題。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就不會有話語，話語只是把這些知識體系傳播出去，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故事。
所以需要整整幾代人踏踏實實地去做一些研究，創造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進一步文本化、理論化，這不僅是中國自身的需要，也是對整個世界社會科學的貢獻。
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知識體系的構建都是最重要的。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知識精英都無從解釋自己的社會，無法認清社會的發展趨勢，不知道要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變得只會應用，不會創新，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也會受到制約。
其實，中國的知識體系建構跟現在的IT産業發展是一個道理，就是要有原創性的東西。只有有了原創性的知識體系，中國才會擁有真正的原始創造力，才能把解釋權握在自己手中。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樣的，不進則退。（本報記者 初英傑 見習記者 左翰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