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駐新加坡記者馬玉潔3月3日報道 針對施蒂格利茨“2015年是中國世紀元年”的說法，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認爲，西方對中國的“捧殺”和“棒殺”一直就存在，而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中國世紀”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如果中國能夠認真執行十八大以後所設計的改革方案，“中國世紀”完全可能出現。 鄭永年教授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長年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外部關系研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捧殺”和“棒殺”一直存在
《參考消息》：最近施蒂格利茨發表在《名利場》雜志上的文章稱，從2015年起，世界將進入“中國世紀”。您是否認同他的這個說法？
鄭永年：總體來說，西方對中國永遠有兩派，一個是唱衰中國，一個是認爲中國正在崛起，就像王岐山講的——“捧殺”和“棒殺”。
施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我們可以辯證地來看待他說的這個問題。他作爲一名外國學者，我覺得他對中國的了解並不見得全面，他接觸的都是政策層面的東西。
中國從政策層面來看確實很好，每一屆新政府每年都有新政策推出，但是光有一個好政策，沒有執行也很麻煩。中央政府頂層設計都非常好，但不落地就等于沒有。外國專家欠缺的，正是他們往往忽視的政策執行程度。
關于“中國世紀”的討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有，也一定會繼續爭論下去，因爲中國正在崛起之中，變化確實很快。即使現在中國經濟高增長時代過去了，但比起其他國家，增長幅度還是很高。中國影響力大了，確實可以說是“中國世紀”到來了。
但是從中國領導人來說，他們很冷靜。從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但老百姓會說，他們要看自己生活有沒有實際改善。另外，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經濟下行、環保問題、地緣政治等。
內部制度崛起是根本
《參考消息》：那您覺得“中國世紀”有可能到來嗎？
鄭永年：從世界經濟的大曆史來看，或者從經濟總量上來看，“中國世紀”是完全有可能到來的，但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現在中國兩位數的高增長已經結束，如果在接下來的10～15年，經濟可以在6%～7%的增速水平上實現較爲穩定的增長，就是所謂的新常態，中國就能夠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那麽“中國世紀”就可以實現，但前提是不能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顛覆性錯誤”。
如果能夠將十八大以後所設計的改革方案執行到位，建立一個清廉的好政府，發揮良好的作用，完善社會和法制建設，“中國世紀”完全可能出現。
《參考消息》：創造“中國世紀”首先應該做的是什麽？
鄭永年：一個大國真正的崛起是內部制度的崛起，外部的崛起只是內部崛起的外延。
我們說內憂外患，如果沒有內憂就不會有外患。以前英美的崛起也是內部的崛起，因此首先是內部制度的建設。
中國長期以來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長，但光看GDP並沒有什麽好驕傲的。鴉片戰爭以前就是“中國世紀”。1820年，當時中國GDP占全世界的30%，西歐七國才占7%。但僅僅過了20年，清政府就被英國打敗了。
美國在真正崛起以前，內部制度已經非常完善。美國之所以能夠保持大國的地位，在于它良好的企業和科技創新制度，社會充滿活力，人才制度好。
中國的崛起與美國不同。中國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改革開放之後，良好的政策帶動了經濟發展，釋放改革紅利，但社會法治制度仍然缺失。
現在經濟發展放緩，消費社會仍未建立起來，這是因爲社會制度仍然不夠完善。希望中國的崛起是像唐朝那樣非常開放的崛起，而不是像明清那樣閉關鎖國，崛起之後就開始衰落了。
與周邊分享發展紅利
《參考消息》：目前也有很多學者針對中國崛起提出“中國威脅論”，您認爲如果出現“中國世紀”，從外部環境上將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
鄭永年：在這個時代，中國不論是內部的崛起還是外部的“走出去”，都要比西方殖民時期難得多，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我們可以從曆史上來分析。英國的崛起是通過海洋貿易，經曆了上百年；而美國的老大地位則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英國主動讓出而獲得的。我們還要看德日崛起失敗的曆史，它們選擇通過戰爭的方式，並最終走向了失敗。
中國的崛起首先不能走德日的戰爭路線。與英國相比，中國既是海洋國家，又是陸地國家，面臨的形勢更加複雜。而相對于美國，中國目前面臨的地緣政治要繁複得多。美國的地理位置很簡單，但中國周邊幾十個國家，地緣政治很複雜。
目前來講，中國崛起不僅僅是中國樂不樂意的問題，更是其他國家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國際環境對我們不是很有利，“大國一崛起，小國就害怕”，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參考消息》：在整個世界版圖中，中美兩國的關系目前是非常受到關注的。您如何看待中美關系？ 鄭永年：中美關系已經超越了雙邊關系，成爲關乎世界秩序的關系。其實整體來看，兩國關系不錯，新型大國關系並不難建立，因爲中美經濟上互相依賴，也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沖突。
中國沒有擴張的野心，也並沒有把美國趕走的意思。中美之間的矛盾主要是中國與美國盟友間的矛盾，兩國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處理得好，中美關系就能維持得不錯，反之亦然。中美關系是世界整體關系的支柱。
中國現在在對外關系上找到了很好的方式：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建立“一帶一路”。中國與老殖民主義不一樣，它是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
《參考消息》：您提到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比較複雜，您認爲應當采取怎樣的方式才能夠讓世界相信中國所遵循的是和平崛起路線？
鄭永年：美國主導整個美洲時創造了拉美國家的依附性法則，這種法則導致了拉美國家畸形的發展，它們提供廉價勞動力，自己的工業産業發展不起來。
那麽，中國就應該尋求一種更加健康的崛起方式，與周邊國家分享發展紅利。“一帶一路”就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大國的崛起要承擔國際責任，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探討它能爲發展中國家做些什麽。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有助于周邊國家發展國內經濟，而中國也有能力做。盡管“一帶一路”不好做，但我相信中國能夠做好。
圖爲2014年9月30日，位于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的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大廈外立面打出“中國夢”字樣。
（攝影 丁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