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獨立以來的50年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這個島國的人均GDP達到55,000美元，按照這個標准，它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然而已經取得的成就並沒有讓新加坡人感到驕傲，以社會和諧和幸福指數衡量，現狀還遠不能讓新加坡人感到滿意。
抛開這些數字，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似乎給生活的某些無法准確衡量、但絕非無足輕重的方面帶來了一場浩劫，這些方面包括：自由、同情心和平等。新加坡人對目前制度的不滿與這些價值觀的滑坡有很大關系。
在裏根—撒切爾(Reagan-Thatcher)新自由主義經濟時代開始前，新加坡就已采取了以市場爲導向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甚至價值觀和社會生活也被金錢化了。20世紀70年代，當政府希望降低出生率時，它付款讓婦女去做輸卵管結紮。當政府改變了立場希望提升出生率時，它利用稅收優惠鼓勵夫婦多生孩子。當政府希望孩子們養成堅強的性格時，它用現金對這種特質予以嘉獎。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用金錢去驅動的，尤其是在一些涉及社會價值觀的情形下，這樣做會引發有害的後果。市民會放棄自己的道德責任，將決定權交給由少數精英設定的市場規則。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應該如何追逐財富，更重要的是，追逐財富的目的是什麽。我們需要提出哲學家、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提出的那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爲市場機制放棄價值觀時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不幸的是，如果沒有民主，新加坡人就無法就國家未來的方向進行一場全國性的辯論。有關政治自由以及人民權利的討論都受到了政府的打壓，政府威脅稱民主會拖累GDP增長。
但新加坡有被落在後面的危險。對各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球正明顯轉向更加民主的治理形態。許多這樣的政治過渡帶來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繁榮。一個社會要保持與全球的聯系，就必須適應變化。新加坡也不例外。
新加坡需要另一個願景，一個完全能將新加坡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的願景：私營中小企業要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是國有企業集團；薪酬結構應確保工資較低者的實際收入不會縮水，即便是在億萬富翁數量上升的情況下；老年人應無需爲維持生計而從事卑微的工作；必須確保媒體不受國家控制；最重要的是，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以便能進行真正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使新加坡的政治自由得到尊重。
新加坡正處于十字路口。這個國家如何向前發展將取決于人民和國家領導人今天做出的選擇。掌權者在制度中設立的激勵機制將決定新加坡是會向前發展，還是陷入停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加坡人具備質疑權威的能力，打造一個容納集體理性和辯論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
遺憾的是，在我們生活的國家，威權制度指引下的市場價值壓倒了民主程序指引下的道德價值。其中的危險在于，我們被想要的東西所蒙蔽，忽視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歸根結底，一個國家是否成功不是由GDP的規模來衡量的，而要看它解放了多少人的思想，給多少年輕人以希望，爲多少窮人賦能。這才是真正重要的財富，也是新加坡必須積累的財富。
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就新加坡的未來進行真正的對話。新加坡的的確確需要一個大膽的新願景。
（作者徐順全，任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