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瑪麗布林頓認爲，生育率問題的關鍵因素在于工作和社會對兩性育兒角色的觀念。她多次指出，新加坡員工工作時間長，不利于成家。
林心惠 報道
工作環境和社會對育兒責任的觀念，將影響年輕夫妻生育孩子的決定。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瑪麗布林頓認爲，新加坡屬于“親工作保守型”社會，女性工作的當兒，也必須承擔比丈夫還要沉重的育兒責任，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她們難以兼顧家庭與事業。
瑪麗布林頓（Mary Brinton）昨天同協助管理人口及人才署的總理公署高級政務部長楊莉明出席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的一場講座，探討提高生育率的方法。
研究美國、日本、韓國和瑞典等國家人口政策的布林頓，向現場約250名公衆說明研究成果時指出，許多低生育率國家的年輕人其實希望成家生子，因此“個人主義價值觀盛行”的說法無法解釋低生育率問題，關鍵因素在于工作和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觀念。
她大致上從這個角度劃分出四種社會類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社會；親工作保守型；如美國社會般的靈活平等主義社會；以及北歐國家奉行的“全面平等”社會，即父母雙方同時工作，也公平分擔育兒責任，更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布林頓研究的國家中並不包括新加坡，但在她看來，新加坡較普遍的現象是親工作保守型，唯有在勞動市場和家中改變傳統觀念，減輕女性育兒負擔，才能鼓勵人們多生育。
她多次指出，新加坡員工工作時間長，不利于成家。職業婦女難以兼顧家庭與事業，男性長時間工作回家也難以分擔家務和育兒責任，最後反而鞏固“性別分工”的模式。
楊莉明：漸漸調整政策
以避免出現反彈
她說：“我們可以縮短工作時間，在評估員工時更注重生産力，而不是根據他們‘露臉’的時間有多長。”
楊莉明在講座中則指出，新加坡在職場上打造親家庭環境已取得顯著進展，但她呼籲循序漸進調整政策，以避免出現反彈。
楊莉明說：“若我們規定的育兒假超越社會和企業所能接受的程度，從企業角度來看，他們會傾向于不聘請這類型員工，因爲他們更有可能利用這些福利。我們得推動國人改變行爲，與此同時也必須謹慎，不能超越雇主和同事們所能支持的程度。”
她也指出，在提供靈活工作安排上，雇主應確保福利惠及越多雇員越好，而不是僅限于擁有某年齡層孩子的少數員工。
“若只有某個群體的少數員工獲益，靈活工作安排將難以持續，因爲（員工間）會産生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