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3日文章，原題：鄭永年：文化中産與中國經濟的未來貧困和低度發展制約人的道德水准，反過來，道德水准也會制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的文化若無法提高，經濟就很難再上台階。文化中産對中國的現實有什麽樣的參照意義呢？
過去40多年裏，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迹。物質生活意義上的中産已經不少。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産群體，在文化上仍是“無産”甚至是“流氓無産”。即使是最富裕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逃避“無産”的格局。問題在于，在“文化無産”格局下，中國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爲質量型經濟增長？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産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關乎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文化貧窮，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中國所說的“不文明現象”不僅發生在社會底層，更發生在富人群體。在高檔住宅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上已是中産或超越中産，但文化生活仍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小利和小便宜。小區內沒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出了門則髒亂差。自己房子已足夠寬敞，卻竭力侵占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産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産的産物。
此外，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爲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爲取悅大衆。
怎麽辦？唯一的辦法就是首先培養一個文化中産階層，在文化中産的基礎上，培養一批文化貴族。當然，這裏所說的貴族，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貴族，而是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說的，一個能夠有時間、有興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體。唯有這樣，經濟才會有希望，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希望。(作者鄭永年)
責編：趙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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