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緣
“南安新代移民聯合會”的39名南安人，30年前一起抵達新加坡工作。如今，他們都已成爲新加坡公民，個個已熬出頭，其中幾人經營連鎖熟食攤，擁有的攤位不下120個。
邢谷一 報道
30年前一群到本地工作的福建省南安縣小夥子，從來沒有想到會在這裏落戶、生活優裕，其中好幾個還賺了大錢，成爲本地熟食行業一支頗具實力的生力軍。
這群南安勞工“老大”吳建省（51歲）最近受訪談起南來緣由時說：“當時我們一群50個人，最小的19歲，高中剛畢業，最大的24歲，由南安外經貿安排到新加坡日立（Hitachi）電視機工廠工作。”
啓程當天，有一個被錄取者沒有來，全部49人各自從鄉鎮坐巴士到福州機場。
他說：“廈門機場那時是軍用機場，還沒有開放，福州也沒有直飛新加坡的航班，我們坐中國國際航空的班機到香港，再轉搭‘全日空’來新加坡。”
第一次出國，吳建省最忘不了的是在香港啓德機場轉機吃的那頓午飯。“我們都點炒飯，因爲炒飯比較大盤、耐飽，但那份炒飯賣港幣30多元，差不多是我們在國內半個多月的工資，幾乎花光了我身上的錢，吃了心痛得要命。”
抵達新加坡那天是1987年4月28日，到了贲耐路公司，發覺原本簽約每月工資410元，政府剛宣布征收每月140元外勞稅，公司答應“吸收”一半，另一半由他們自己負擔，每月實得340元。
今天，吳建省和留在新加坡的38個老同鄉，都已成爲新加坡公民。憑著這30年辛苦打拼，個個都熬出了頭。其中，幾人在食閣或咖啡店經營連鎖熟食攤，擁有的攤位加起來不下120個，若加上其他同鄉的小食攤，共有200多攤。
也有人賣保險開補習中心
這群新代南安人，也有從事服務業、開設補習中心和從事工程行業者，全都事業穩定，生活富足。2007年，他們第一次在白沙度假村舉行家庭聚會。2012年慶祝結緣25周年，把組織稱爲“南安新代移民聯合會”。
現在是人壽保險公司財務服務總監的陳覺世（49歲）說，當年許多同鄉都是在最悶熱的顯象管制作部工作，他任職品管部，工作輕松些，薪水卻相對的少。“爲了爭取多些收入，我盡量加班，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連假日也上班，一個月下來工資八九百元，心裏很高興。那個時候，除了吃飯和睡覺，根本沒有娛樂。”
他說：“踏入壽險行業，是在日立工作了八年，拿到了永久居留權之後的事，那時看好這份專業前景，才大著膽子提出辭呈。
“前幾年很不容易，後來逐漸上軌道，這班日立兄弟，幫了不少忙，他們賺大錢，很樂意買保險，我也受益。”
1995年離開日立的陳炳耀（52歲），打過好幾份工，後來得到太太協助，幹起了新加坡人不太願意做的熟食攤生意，沒想到這一闖，也慢慢闖出一番天地來。
陳炳耀說：“我跟先入行的吳建省合作，在裕廊賣板面，外送雜菜飯，大家都沒有錢，每天結賬，盈利當場分，隔天來開攤，有賺又分，每天都是如此。
“後來自立門戶，賣炒粿條，釀豆腐，賺了錢又在冷氣食閣，包括烏節路大型食閣開日本餐、韓國餐和麻辣香鍋等，生意才慢慢做上來。
“小食生意說來容易做時難，我們從工廠出來，不會烹調，只好先跟人家打工，慢慢偷學，學會了才出來，後來有本錢了就請頭手，請客家人做釀豆腐，不然就拜托行家教一點秘訣。”
金融風暴與沙斯
生意受創後重來
然而，在創業道路上，並非一帆風順。1998年發生的金融風暴及2003年的沙斯，幾乎把他的身家耗掉一半。“碰到這種打擊，哭也沒用，只好咬緊牙關，關掉攤位，從頭再來。”
經營有道的陳亞斌（49歲）是少數幾個回鄉娶妻的“新代南安移民”。他和太太經營的本地美食攤，如海南雞飯、小碗面、釀豆腐和甜品，甚至是符合清真認證（Halal）的食品等，都相當成功，尤其是特制的“番薯蛋”非常受歡迎。
陳亞斌擁有自家中央廚房。他說：“這些年做出來的本地風味小食，現在用來開一家食閣，應該沒有問題。”
在高峰時期曾擁有數十個素食攤的王甯生（48歲）也透露，1992年申請得永久居留權，他離開工廠，輾轉做過好幾份工，後來覺得打工不如創業，于是賣起釀豆腐、雞飯等本地人愛吃的食品。
“隔壁素食攤生意不錯，環保又健康，我做了一番研究，嘗試賣素食，沒想到素食生意不錯，請人合作管理，越開越多。”
他認爲，賣熟食門檻低，只要頭腦夠靈活、願意苦幹，難不倒人，最後一定會有成績。
南安會館會長：
“新代移民”顯現
南安人拼搏精神
南安會館會長陳奕福說，南安新代移民充分顯現南安人拼搏創業的精神。
陳奕福說：“他們不僅重演了我們先輩南來艱苦的奮鬥史，也體現我們南安人勇敢創業與仁義扶助鄉親的精神，值得大家贊賞與學習。”
南安會館是
新移民第二個家鄉
陳奕福指出，從這群同鄉住的洋房、公寓，以及開來會館參加活動的豪華汽車，就“可知他們的事業有多成功”。
對加入南安會館，吳建省說：“南安會館是我們第二個家鄉，那裏有我們熟悉的鄉音，還有我們熟悉的鳳山寺、尊崇的神明‘廣澤尊王’，我們到那裏就好像回家鄉那樣自在。”
提起決定留在新加坡，他說：“新加坡政治穩定，生活與教育環境優異，是人人都會想要的生活。”
他說，當年飛機在樟宜機場降落時，從機艙窗口看到下方街道燈火通明，“我心裏就想，新加坡會是一個不一樣的光明世界，一個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