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再研討—–新加坡抗疫情模式有什麽可借鑒的？》一文裏，我指出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借鑒。
近期，日本的“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疫情已經蔓延到日本。就在2月15日，日本多達5個地方出現了與中國無直接關系、且不知感染途徑的確診病例。到2月16日報道，如不考慮“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確診病例，日本國內共有53例確診病例。
面對此種情況，日本厚生勞動省在官網非常清晰的表明：“新型冠狀病毒在我國尚未被承認處于流行狀態。各位國民需要和對待感冒和季節性流感一樣，保持每個人的咳嗽禮儀、洗手等習慣。這些非常重要。”
日本並沒有停止大規模人群聚會，關停商店、封閉社區等等做法。而是繼續平常的生活。甚至全國各地還有多個大型公衆聚會式活動，比如馬拉松長跑、一年一度的岡山裸祭，等等……完全在忙活的就是醫生們。
這跟新加坡的做法類似——被很多中國網友批評：面對疫情爆發，躺平任嘲……
日本的馬拉松長跑照常舉行
真的是躺平任嘲，無所作爲嗎？並不是，新加坡、日本等國的真實做法其實這樣的：
反對所有病患集中到醫院去，避免交叉感染
輕症病患自行找社區醫生、家庭醫生看病，
集中資源，讓醫院收治重症病患
這其實是他們高明的地方！爲什麽？
因爲傳染性疾病的最高危集中地在哪裏？—–醫院！
盡管在社區，商場、公共運輸上，我們都可能被各種病原體感染。但是，真正危險的是醫院。
在南丁格爾等前輩改造醫院衛生、提倡洗手等之前，醫院內的病死率是很高的。因此，很多達官貴人都不願意到醫院看診，而是由醫生上門服務。
但即便在今天，醫院仍是最容易發生感染的高危地方。
當一個醫院人流多越，越高度密集，那就越容易發生交叉感染。
很多人诟病新加坡、日本模式是“佛式抗疫情”。但卻沒看到他們的英明舉措：
限制到醫院看診，只允許重症病人轉診到醫院！
限制到醫院看診，只允許重症病人轉診到醫院！
限制到醫院看診，只允許重症病人轉診到醫院！
那些不斷咳嗽，咳痰，高熱等明顯的病人是最容易傳播病毒的。
而那些即便攜帶病毒，卻沒有明顯症狀者，哪怕可以傳播病毒，其傳播能力也有限。而且被傳播者也大多可能爲輕症病患。
而醫院是相對重症病患，發熱、咳嗽、咳痰；他們傳播病毒能力強，他們自己都是相對重症，那被傳染者……何況來醫院的大多是有疾病者，高齡者！
然而武漢疫情爆發後，讓大量病人擁擠到各大醫院門診看診，人流潮湧。他們中有些是COVID-19，有些不是。有些是重症COVID-19，更多是輕症病人……
集中到發熱門診看病，合理嗎？
明明醫院是最危險的地方，卻偏偏都到跑醫院去了，請問，這疫情怎麽能控制住呢？
抗擊傳染疫情要分散，把病人跟其他病人隔開，把輕症跟重症隔開；但我們偏偏都湊一塊了！
我們從社區著手，試圖把疾病圍追堵截，趕盡殺絕。
他們從醫院著手，疏導病患做分流，集中力量診治重症病患，防止其他病人被傳播；防止重症病患可能的“高致病性病毒株”傳播！
實際上，目前的數據看，大多數COVID-19病人是輕症病人。這點我在《該如何診斷、治療新冠狀病毒感染？》有詳細討論。但他們占據了我們大量醫療資源。
有人說，防止這些輕症病患轉變爲重症呀！可實際上，並沒有肯定的藥物可以做到這點。
醫生主要的功勞是讓病人得到更好支援：吸氧、保證營養等等。並發肺炎的病人預防性抗生素治療—–這可能利于病人康複，但在降低重症率方面的作用不應誇大。
（注解：流感病毒肺炎治療時，預防性抗生素治療是有益的；但新冠病毒肺炎是否應該預防性抗生素治療？這還不確定。筆者基于“收益/風險”，不反對這樣做。但強調應該根據臨床表現、降鈣素原而盡快停抗生素……；可參考《肺炎病人該如何治療？—–看看有多少顛覆你的觀點》）
當年大禹治水就是汲取了他父親的經驗，而我們誓與天比高。
大禹治水給我們什麽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