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剛當選的芝加哥市議員詹姆斯·皮維在《芝加哥論壇報》上指出，爲了城市的形象，必須清除所有的“街道障礙”。
他說“障礙”，並不是占道小販、夜市燒烤，也不是廣告牌和社區店面，而是路面上的乞丐。
具體來說，所謂“障礙”，指的是“下拉著眼角和面容悲苦的獨腿人，他們總是坐在街邊讓人往帽子裏丟便士”，或者“在街面上喊‘香……蕉……’的那群人”，還有“帶著兩個生病的孩子的女人，她的孩子就像剛從毛紡廠的梳毛機裏拉出來一樣，亂蓬蓬的”，或者那些“在街角伴著手搖風琴哼哼《莫麗親愛的》的那夥人”。
迅速都市化擴張時期的美國城市，也存在“髒亂差”
不能不說，它並非魯莽，反而是有著缜密的規劃。這看起來很有道理，“不勞動者不得食”，況且，被送到救濟院，這是多大的恩惠呀。
可是，制定這條法律的時候，或許他們選擇性遺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這些乞丐原本就是從救濟院跑出來的。
救濟院在歐美的發端挺早，狄更斯的《霧都孤兒》裏也講了救濟院的情況。從救濟院剛誕生的時候起，討論的重要話題就是“誰值得救濟？”寡婦和孩子，不用說，肯定要救濟，真的殘疾人呢，也似乎應該在救濟之列。可身體健全的窮人呢？他們難道不是因爲自己對自己的放縱和不負責，才墮入窮困的嗎？這種人應該救濟嗎？
但這種福利機構缺乏監管，特別容易滋生腐敗。就拿芝加哥來說，1872年，原本規劃的庫克郡的救濟院就是用來收容殘疾人和生活無依者的，不過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普通市民，無非是求個“眼不見心不煩”，只需要騰出一個地方給他們不想看到的人呆，並不會關心他們生活得怎麽樣。換句話說，要得只是一個“隔離”。那麽，沒監管，罪惡就出來了。
庫克救濟院
首先受到沖擊的是女性，因爲對女性是否合乎標准的限定特別嚴格。不僅是窮/殘，它被擴大到所有“不得體”的女性都要受罰，其中就包括“不雅、肮髒、穿著不得體、庸俗大膽地展示自己”，總之，會導致不當聯想的女性都有問題。
還有移民，他們看起來陌生、似乎意圖不軌；以及新獲得自由的黑人。原本種植園爲了生産要照顧到黑人奴隸的身體健康，可是奴隸制取消以後，黑人的健康情況反而沒人管了，所以看當時的數據統計很有趣，直到1910年以前，黑人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甚至當時有人預言，到了2000年黑人會滅絕。那麽這些大量患病的黑人也來到了城市，也理所當然變成了被隔離的目標。于是，篩選到最後，什麽人才是最安全的能在城市裏公開生活的人呢？答案是：白人。他還得體格健壯、會說英語、以及在社會上足夠獨立。
這個情況維持了多久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士兵從歐戰的戰場上回來，缺胳膊少腿，有的還發了瘋。這下，那些原本符合條件的人也變成了異類，何況他們還是其他體面人的孩子、老公和父親。于是，這個法律就執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