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東南亞華僑最多的國家之一，華僑成爲儒學傳播的基本因子。新加坡開埠兩百年來，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法治，另一方面傳揚東方的倫理和道德觀念，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學，儒家理念成爲國家的“共同價值”，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新加坡老地圖（1825）
新加坡原譯“僧伽補羅”，意即獅城，因地處海路要沖，成爲中國、印度和阿拉伯過往商人的集合地。14世紀中葉起，新加坡先後遭爪哇人和泰國人侵占，一片荒蕪，曆史自此中斷了近五百年。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在英國政府支持下登上新加坡島，正式開埠，將其建設爲一個由移民重新組合起來的社會，華人紛紛移居並成爲主要居民，新加坡開始了新的曆史。1959年，新加坡在英聯邦內獲得自治、獨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經濟獲得高速發展，步入世界高收入國家行列。
兩百年來，儒學在新加坡得到了充分的傳播與發展。1984年，新加坡建國二十五周年時舉辦大型展覽，新加坡國立大學籌辦了一項題爲“儒學在新加坡”的展覽，把儒學在新加坡傳播和發展的曆史劃分爲兩個時期：一是儒學在民間振興的時期（19世紀至1982年）；二是朝野同倡的儒學發展時期（1982年開始）。“民間振興”和“朝野同倡”，概括了新加坡儒學傳播的基本軌迹和主要特征。
1819年起，大批華人移民新加坡，帶來儒家文化
萊佛士登陸新加坡後實施兩大政策：一是宣布新加坡爲自由港，鼓勵各國商船來此貿易；二是招募大批華人來此墾殖、定居。這樣，新加坡迅速興旺發達起來，一批批華人從福建、廣東、海南、台灣來到新加坡。史料載：
1819年，新加坡約150人，其中華人占五分之一。
1853年，新加坡“全島歐州人共400名，中國人4萬，印度人、馬來人和其他亞洲部族近2萬。”俄國著名作家岡察洛夫到新加坡後作的詳細統計。1890年，全島人已達25萬余人，其中華人16萬多。20世紀30年代，新加坡80萬人口，華人約60萬，占到百分之七十五。現在新加坡626平方公裏上地上，人口已超過300萬，華人達到240萬。一批批華人移民到新加坡，成爲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正是這種近代由移民造成的以華人爲主體的多元民族社會的結構成爲新加坡近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
移民，首先是“家魂”的永遠伴隨。移民來自儒家思想浸染了的各自家庭，在“祖先的陰影之下”生活，其成就和榮耀屬于家庭，其羞恥和落敗也屬于家庭，“家魂”成爲一種強有力的意識，一種有效的控制手段，一種不會枯竭的動力源泉。在儒家傳統中，生者和死者都使某個人處于家庭、文化和曆史之中，“齊家”與“家齊”都是在家和離家的華人終生思考的問題。儒家雖然強調“父母在，不遠遊”，但是仍然主張“自強不息”“四海爲家”。華人移居海外是他變化、進步和向外發展的第一步—移民將開始履行他的“轉變”職能，按儒家學者余英時的觀點，“轉變”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儒家倫理本身是積極的、樂觀的、運動的。與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作者）的觀點相反，儒家學說不僅僅是對生活和環境的調整和適應，它還努力尋求轉變和改善生活。
移民不是去享受生活，而是要生存、創造生活。要生存和創造，就必須高度緊張、全心奉獻，儒家倫理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勤奮”“節儉”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華人移民總是比新加坡其他移民更加勤奮、節儉、克己。儒家“勤奮”的價值觀，體現了人的基本義務和尊嚴。“一日不作，一日不息”是鼓勵勤勉的共同格言。“勤奮”與“節儉”又緊緊相伴，誰也離不開誰，華人移民都深深懂得這一道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儒家文化十分重視人際關系的規範和處理。新加坡有位企業家說：“曆史告訴我們一些中國占代名人如何成功的故事。倫理教我們怎樣做人，怎樣待人，與人打交道。我對此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相互尊敬，互惠互利，公平正直，忠誠友善，這些都是儒家規範的人際關系價值觀，也是華人移民一直遵守的信條，他們在新加坡一代代傳揚、播植。
總之新加坡早期華人移民雖然很少讀過儒家經典但他們生長在傳統的儒家社會，思想文化、生活習俗充滿了濃厚儒家色彩。他們來到新加坡既保留了儒家的仁義禮智、忠信勤儉、勇恕正直、慎終追遠等美德，也帶來了儒家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這就是他們的儒家精神因子。
1881年，儒家文化自覺意識在新加坡開啓
這一年，新加坡有兩件大事推動了儒學的進一步傳播。第一件事：中國第一次派遣駐新加坡的領事（後升爲總領事）。第一任領事爲左秉隆，左氏到任後首先興辦學校，傳揚儒家文化。自此，新加坡島內華人居住區，一時間弦誦之聲相聞于耳，《千字文》《三字經》《幼學瓊林》《朱子家訓》等儒家通俗讀物傳遞于華人子弟手中，義塾、家塾（培蘭書室、毓蘭書室、東英書室、養正書室等）比比皆是。與此同時，左領事還倡設文會，比義塾、家塾提升了一個層次，其中“會賢社”，每月都開有“月課”，由左秉隆親自出題課士。根據現存課榜名錄估計，自1881年至1891年，新加坡會賢社呈交課卷的士子超過千人，每年平均一百人。從會賢社現存的課題來看，大都是關于儒家思想的，例如《人之行莫大于孝論》《人皆可以爲堯舜》《致知在格物論》《有文事必有武備記》《政貴與民同好惡論》，《財散則民聚論》等等。左秉隆當時寫了一首詩記其事：
欲將諸生換骨丹，夜深常對一燈寒；
笑余九載新洲在，不似他官似教官。
儒學“教官”左秉隆，在任十年，功勳卓著，開啓了新加坡華人儒家文化的自覺意識。1891年，黃遵憲接左秉隆任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繼續推行儒家文化。黃氏重組左秉隆離任後解散的會賢社，更名爲圖南社，親任圖南社督學，比左秉隆更進一步的是：除每月出題課士外，還捐銀獎掖，閱文批稿，判別等級。據有關資料估算，黃氏在新加坡任內三年，呈交課卷的士子也有千余人，每年三百人，平均每天收到一篇儒學課卷。據當時新加坡《叻報》報道，圖南社“每課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粵之《中西報》，上海之《滬報》，輾轉鈔刻，互相傳誦，南國文明，于茲益信。”
三年後，黃遵憲離任回國，新加坡士子僑民贈以萬民傘、德政碑，送行詩中將他比喻爲唐代大儒韓愈。中國駐新加坡領事以傳播儒學爲第一要務，左秉隆、黃遵憲後接任者一如繼往。
第二件事：新加坡第一份華人日報一一《叻報》于12月份創刊。《叻報》1881年由薛有禮創辦，主筆爲“南洋第一報人”葉季允。葉氏儒學根抵深厚，主筆《叻報》41年，以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價值觀爲己任。他似《叻報》上發表的文章有：《中國必強于廣興學堂，以儲人才論》《論教子弟》《論誠實乃爲人之本》《論傲字爲處世大病》《論交友勿事戲谑》《論報恩》等等網。《叻報》至1932年停刊，曆時52年，見證了新加坡的發展曆史，記錄了會賢社、圖南社等儒學社團的重要學術活動，特別是重點刊載了許多優秀的月課課卷，對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新加坡儒學傳播由華僑移民的遺傳精神因子潛移默化，到華人士子自覺意識的培養，大大跨越了一步，1881年，是應該濃筆重彩描繪的一年。
20世紀前半葉，新加坡的“尊孔讀經”與“儒學複興”
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和中國接連發生“維新運動”，自然波及到新加坡。明治維新和戊戌維新的原動力都是儒學，傳統儒學有一個基本命題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派宣傳按照孔子描繪的大同世界藍圖革舊政、迎新政，“托古改制”。他們極力倡導尊孔讀經，紛紛成立“孔教會”。1900年2月1日，中國的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爲從香港來到新加坡。“他在華人中四處活動，傳播他的尊孔保皇維新思想，在新加坡，他著成了《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等書。”在他的影響下，新加坡成立了“中華孔教會”，祭祀孔子的活動也紛紛展開。接著，維新人物丘逢甲也來到新加坡傳揚尊孔讀經活動。一時間，新加坡形成儒學熱潮。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從“孔夫子”一直延續到“孫中山”的。就在康有爲抵達新加坡不久，革命派孫中山也于1900年7月9日來到新加坡，擬與康有爲“合作救亡”，共走“民主共和”之路。孫中山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會”，鼓舞華僑，振興華報，倡設華校，高揚儒家文化大旗。新加坡成了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的“避難所”和“講台”。儒學也就隨之得到了進一步傳播。
20世紀初，新加坡華人社會中自覺掀起了一場“儒教複興運動”。曆史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在異國他鄉漸漸淡化了傳統意識，“數祖忘典”的事自然發生。華僑們意識到，儒教必須複興。儒教複興，這是民間性的文化再生運動。當時，新加坡一批兼通中西文化的有識之士，深感處在不同文化夾縫中的華人移民面臨著失根的危險性。他們在積極反思的同時致力追根溯源，試圖通過振興華語和儒家文化再現傳統的價值，從而使華人移民的心靈固紮在傳統文化的上壤上。于是，這批有識之士，辦華語傳習班，推廣華語運動；舉行各種儒學講演會和座談會，加強華人移民對傳統文化的固本意識。新加坡儒教複興的首領是：林文慶和邱菽因。邱菽因創辦《天南新報》，這是維新派的機關報，後又承辦《振南新報》《南铎日報》《覺華周報》，還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數十年。林文慶主辦《海峽華人雜志》，旨在“促進海峽華人智力及指導當前混沌的公衆言論，促其步上正軌”，接辦《星報》（後易名《日新報》），發起倡辦“中華孔教會”，每逢孔子誕辰紀念日熱烈慶祝，舉辦各項活動宣傳孔子學說。林文慶等人還籌創了新加坡華僑女子學校，這是東南亞最早的華僑女校。辦報，興學，複興儒教，尊孔讀經，緊緊結合在一起。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加坡華人和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僑一樣，“英勇保護中國固有文化，其基本原則自《四書》《五經》，此等書籍放中國受推崇爲最高文化權威者。放此書中，可發現中國人民道德、社會及政治生活基礎。此等書中包括中國占代聖賢之真理，若幹世紀以來，幾被目爲尊嚴的法律。”華人教育，培養了大批熱愛鄉上、抵禦侵略的愛國志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59年，新加坡華人和其他新加坡國民一起，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迎來了新加坡國家的獨立。
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五四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日號，60和7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出現批林批孔運動。這些卻並未阻礙新加坡的儒學傳播。新加坡著名學者蘇新鋈作了見證：“在二十世紀初、五四運動以前，中國提倡尊孔的呼聲更加強了此地（指新加坡）弘揚儒家思想的力量。但接下來，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風潮，對此地卻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並未在廣大民間引起附和之聲，而只是對少數知識分子産生了一些影響。到了六十年代，中國文革風起，強烈地批孔十多年，在此地雖然偶有徐波，有些知識分子應和，但也只是如春水略被吹皺，並未出現翻江倒海現象。儒家思想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心中，仍然穩固地占據原有的地位。”
*本文摘錄自《雲夢學刊》2003年第6期，原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學國際傳播追蹤》階段性成果之一，作者朱仁夫，湖南臨湘人，湖南理工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儒學發展史、藝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