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WHO）贊揚了兩個國家的抗疫成績——中國和新加坡。
中國模式
中國的抗疫模式就不多說了，大家有目共睹。 應該說，成績顯著，湖北以外一些省市已經連續多天新增確診病例爲零，湖北除武漢外其他市縣也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武漢的情況依然不好，但也過了高峰，因此得到了WHO的充分肯定。但是，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感染人數奔著十萬去，死亡人數兩千多，前期還有一些死亡和染病因爲檢測手段或其他種種原因沒有計入，其中每一個都浸透了親友的血淚，而其他每一個國人也都在驚惶中度過了三十多天。
現在疫情高峰已過，但疫情防控依然不能松懈防控，同時又要平穩複工複産。此次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占GDP比重、消費零售額、人口占比分別高達74%、71%，無論是區域、行業還是人口，新冠肺炎疫情的輻射範圍都是非典期間的三倍甚至以上，而且非典時期並沒有停工，此次疫情即便扣除春節假期，企業也已經停工10天到30天不等。由于湖北目前依然封省、其他省市此前甚至至今也事實上半封城，複工複産困難重重。今天看到報道，深圳驕傲地宣布規模企業複工率達到92%，但這是規模企業，中小微企業呢，後者才是掙紮在破産倒閉邊緣的企業，後者的雇員往往也是收入相對不高的群體。而如果放眼全國，企業整體複工率只有1/3。複工需要多部門蓋章，對中小微企業而言難度更大。此外，複工不等于複産，由于原材料、零部件、員工、物流、交通的配套率問題，複工企業短期內也難以實現全産能複産。企業和企業雇員的損失是一方面，此前的疫情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一文曾寫道，更深刻的則是可能危及中國在全球産業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香港的經濟同樣遭受重創，港府宣布每位18歲以上居民可以領取一萬港幣的補貼，希望以此補助並提振消費。
新加坡模式
反觀新加坡，因爲早發現、早決斷、早公布兼且措施直擊防護要點，新加坡已經取得“佛系”抗疫的階段性成功。根據WHO 2月27日的數據，新加坡累計感染人數93人，新增兩例，治愈62例，無死亡病例，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是在生産生活幾乎完全沒有受到影響的情況下取得的成績。
新加坡是海外首個對新冠病毒做出應對措施的國家。早在2020年1月3日（聯想到華春瑩所說，中國1月3日開始向美國通報疫情），新加坡就已經開始采取防範措施，對來自武漢的遊客進行體溫檢測。1月23日，新加坡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1月27日，新加坡宣布實施強制休假計劃（Leave of Absence），要求雇主對從中國來的員工實施14天強制休假，由政府給予企業補貼。隨著境內確診人數上升，2月2日，新加坡開始禁止所有過去14天曾到訪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及過境，還暫停簽發工作許可給中國訪客，具有中國旅行史的新加坡居民及長期簽證持有者則被要求在抵達新加坡後進行爲期14天的強制自我隔離，新加坡成爲朝鮮和俄羅斯之後第三個對中國實行“封關”的國家。2月7日，在出現三起源頭不明的病毒病例後，新加坡又將疫情警報級別從第二級“黃色”上調至第三級“橙色”，代表“疫情嚴重且容易傳播，但在新加坡尚未廣泛傳播，目前得到控制”，允許政府采取隔離、體溫檢測、限制醫院訪客等“中等”社會幹擾措施，此前2003年SARS疫情和2009年H1N1流感也曾升級到“橙色”級別。2月8日，新加坡暫緩大型活動。2月18日，實施居家隔離令（Stay-Home Notice），對于在新加坡工作或讀書的外國人，如果在過去14天內曾訪問中國大陸，強制在家隔離14天，違者將受到懲罰。隔離令實施中，多人因未能遵守強制休假令和居家隔離令被罰款，甚至被取消工作簽證。
教導民衆采取適當的防護措施。敦促人民保持冷靜和警惕，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和社會責任感。在咳嗽和噴嚏時掩住口鼻，經常洗手且手盡量不接觸眼鼻口處。如感覺身體不適，避免去人多處，並戴口罩去看醫生，同時闡明健康人不用戴口罩（將口罩留給最需要的人）。
對于病患追根溯源，詳細披露。新加坡政府官網每日更新疫情情況，除了數據和每一個新增案例詳情通報之外，還提供了每日案例和之前案例的傳播鏈條分析。對未知的恐懼甚于病毒。詳盡可靠的信息披露，不僅能緩解公衆緊張，也能降低疾病傳播概率。
醫療措施得當。新加坡在之前抗擊SARS和H1N1中積累了經驗，指定了大約800多家公衆健康預備診所，在疫情期間全部啓用，任何人有感冒類似症狀都可以前去就診。爲了鼓勵病人及時就醫，政府給予補貼，去預備診所看病一次只需要10新幣，老年人和志願者只需要5新幣。總理李顯龍在視頻中表示不能容忍對醫護和病人的歧視，呼籲大家平等對待新冠感染病患，一個原因是對病人的歧視，會導致病人傾向于隱瞞而不是積極去醫院救治。在中國1月初公布病毒基因序列後，新加坡科技研究院就開始了緊張研發，到2月初已經首批生産了15000個試劑盒，保證了病例檢驗的需求，留用5000個的同時還捐贈武漢一萬個。
講明利害，分類處置。總理李顯龍在視頻中沉著地向民衆交代新加坡的防疫情況和可能面臨的風險，建議大型活動暫時取消，以免病毒擴散，但是並不會規定民衆一定要留在家中，還是可以照常生産生活，不要因恐慌大量囤積生活必需品。李顯龍希望大家用平常心對待，稱新冠肺炎死亡率與流感相當，如果把每一個疑似病例都送進醫院，醫院將會人滿爲患，所以鼓勵輕微症狀的人看家庭醫生或者在家休息，而不是去醫院，將醫療資源留給最需要的人。
簡而言之，新加坡模式就是用一切可能方法，確保本地醫療資源平穩運行，同時依據循證醫學，按照最高證據等級的WHO推薦制定公共衛生方案，並與國民充分溝通確保執行。如是，不僅保護了民衆，也相當程度上護住了經濟。新加坡模式，對疫情新發國家，很有參考價值。
兩種模式，不同情形
不同于2003年SARS和2009年H1N1，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不高，特別是在醫療資源充裕和匮乏兩種情況下結果差異很大。在醫療資源充裕之時，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只比流感略高，全球死亡率大約徘徊在0.02%-0.05%之間，即便在中國境內，根據WHO對新冠疫情的觀察，WHO專家組給出的武漢以外地區的病死率也只是0.7%，武漢的病死率則在3%到4%之間，在集中爆發初期（1月22日-28日），大量人群湧入武漢各大醫療機構，而醫生們缺乏必要防護措施和設備，導致當地醫療系統幾近崩潰時，病死率能高達5.5%。對于新冠這種在不同條件下致死率有天壤之別的奇葩病毒，在制定公共衛生政策時，是可以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抗疫方案的。
新加坡模式適用于病毒尚未廣泛傳播時，此時醫療資源足以處理新增病人的國家。中國模式適用于病毒已廣泛傳播的情況，由于武漢感染者衆以及由此帶來全國感染風險大，醫療資源已經極度承壓甚至面臨崩潰的國家和地區，中國的方案是正確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爲什麽WHO總幹事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評價中國和新加坡在應對疫情方面都采取了正確的措施，WHO希望看到各國考慮周詳、以循證爲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
寫到這裏，不由得設想，如果，是說如果，武漢的疫情能早發現、早測序、早報告、早告知、早采取措施，中國是不是也就可以采取新加坡模式了，不會有那麽多的人受難呼號，不會有複工複産的步履蹒跚。每念及此，禁不住淚流滿面、悲從中來。擊鼓傳鍋，鼓聲落時，鍋在何處？國家需要查明和反思，給國人以交代，並吸取教訓，砥砺前行。
編輯：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