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一代受害者感覺到“文革”的可怕，討論著如何才能消除其余毒，避免死灰複燃。但久而久之，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和各種制度變革的開始，人們覺得“文革”已經成爲過去，相信“文革”那樣的事情既不會回來，也沒有任何可能性再回來了。
可是，最近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和某些實踐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使得很多人開始改變這個觀念。盡管大多數人仍然覺得“文革”不會再發生，但同時也感覺到如果搞不好，“文革”還是有可能發生的。當然，少數人甚至覺得“文革”就在眼前了。這種觀念層面的細微變化值得注意。意識是現實的反映，新意識的産生表明了中國內部的很多變化。
是什麽樣的變化使得這些人開始有了這樣的擔憂？概括地說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革”作爲一種烏托邦理想，其影響力仍然存在。在文化意義上，“文革”所追求的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烏托邦。但正是因爲“文革”的烏托邦性質，其影響得以持續。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人類都需要烏托邦的存在，既是對現實不滿的表達，也是對未來的憧憬。“文革”所包含的諸多理想，例如大衆政治參與、社會平等、反官僚等政治價值，對今天的人們仍然是需要追求的價值。因爲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體驗到的社會政治變遷的很多方面，並非人們想要的，諸如社會分化、巨大的收入差異、黨政官員嚴重腐敗等。在中産階級還沒有成長到足夠大、貧窮人口還占大多數的中國社會，仍然具有深厚的民粹主義社會基礎，在條件成熟時很容易轉化成類似“文革”那樣的政治激進主義。
第二，近年來執政黨高層提出了“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理論意向，即毛澤東的三十年和鄧小平的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客觀地說，兩個三十年的確不應當互相否定，因爲兩者都是客觀的曆史事實，並且各自延伸著巨大的影響力。不過，“互不否定”的理論盡管用意良好，但到了實踐層面，則成了兩個陣營的相互否定。“毛澤東陣營”和“鄧小平陣營”，在今天的中國似乎已經演變成兩個敵對的陣營。至少，在意識形態層面，看不到兩者有彌合的任何可能性。
第三，原來“文革”的一些受害者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文革”剛結束的時候，他們中的很多人就批評“文革”，也曾經總結過“文革”慘痛的曆史教訓。但現在他們中的一些人因爲對現實的高度不滿，而轉向同情甚至懷念“文革”。如果和1980年代、1990年代的“文革”論述相比，不難看到今天很多有關文革論述已經轉向正面。這或許和有關方面的輿論導向有關，因爲對“文革”的反思性論述，經常沒有空間。
第四，更爲重要的是，“文革”精神契合了今天年輕一代中日益盛行的反建制主義（anti-establishment）。反建制主義可以說是“文革”的最主要動力。“造反有理”，起來造“資産階級當權派”的反、反官僚主義、反現存體制，是毛澤東動員文革社會力量的動力機制。1949年的新政權是毛澤東親自建立起來的，但不久毛澤東就發現這個體制不是他所希望實現的體制。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迅速形成，和蘇聯東歐共産主義的演變，促動了毛澤東去發動社會力量來反對建制。
反建制主義也使得“文革”具有了世界重要性（主要是對歐洲學生運動的影響）的主要原因。今天，反建制主義已經再一次成爲世界性思潮和以學生爲主體的社會運動的目標。發達歐洲的社會運動，參加的主體是年輕人，意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建制。亞洲等非西方社會也往往在民主或者民主化的口號下，進行著反建制的社會運動。台灣的占領立法院運動和香港的占中運動，無一不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中國的左派盡管總體上說是支持建制的，但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隨時可以轉向反建制，因爲他們相信現存建制已經不能代表他們的理想或者利益。
第五，這種複雜的現狀，爲左派機會主義者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左派機會主義指的是那些並不真正信仰左派思想，但會有效利用左派思想所提供的機會，來追求私利的那些社會群體。正如在“文革”期間，今天的中國，左派機會主義主要表現爲兩種。其一是爲了“自保”。一些人覺得自己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不安全，因此要說些左的話，做一些左的事情，來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
盡管這樣做不見得安全（例如今天“左”的思想和行爲，已經難以“豁免”自己的腐敗行爲），但在以往曆次左的運動影響下，“左的總是正確的”已經根深蒂固烙印在一些黨政官員的思維裏面，很難改變。其二是爲了“博上位”，即在現存體制內得到提拔。這些人爲數不少，他們總是在尋找各種政治機會來求得在體制內的上升機會。不管如何，左的思想和行爲對他們來說實在很“廉價”，如果有機會，何樂而不爲呢？目前的左傾思潮，和這些機會主義的推動是聯系在一起的。
正是這些現象的存在，使得人們擔心起“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再次發生的可能性。怎麽辦？人們的共識是要繼續肅清“文革”的“余毒”。不過，事情並非那麽簡單。這裏有很多問題需要回答：要肅清“文革”什麽樣的“余毒”？由誰來肅清？怎樣肅清？對這些問題，執政黨並沒有思考清楚，也沒有明確的答案。
對這些問題思考清楚的、也具有答案的，是中國自稱爲“自由派”的社會群體。“自由派”也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力量。但正是因爲如此，人們便有可能擔心中國會不會發生右派“文革”，即一場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的可能性，是由激進政治所造成的激進“民主化”。考量到今天亞洲社會激進政治和激進民主的現狀，這種可能性在中國也是存在著的。爲什麽說右派“文革”呢？自由派所說、所做，除了話語和目標與左派的剛好相反之外，其思維和行爲方式，實際上是左派的複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自由派完全否定“中國模式”的存在。極端左派所想往的是“毛澤東時代”或者經過後現代主義解讀過的“毛澤東時代”，即左派的“中國模式”。顯然，左派所張揚的“中國模式”，實際上是對鄧小平時代以來所發展起來的“中國模式”的否定。自由派則相反，他們不僅要徹底否定與毛澤東有關的“中國模式”，而且並不認爲即使是改革開放以後所發展起來的“中國模式”，可以存在下去的任何理由與合法性。和左派一樣，自由派也是試圖清洗人們的頭腦，向人們灌輸著諸如西方代表人類前途、西方代表人類真理那樣的想法。用西方模式來替代中國模式，是自由派的“文革”的烏托邦理想。
第二，從經驗層面看，自由派總體上說，屬于理想主義者。盡管自由派在中國並沒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但具有廣泛的思想基礎。這或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教育所致。盡管自由派到今天仍然秉持教課書式的理想，根本沒有現實手段來實現這些理想，但近代以來持續的教育，已經使得人們廣泛接受了這樣一個概念：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問題的存在，只有通過實現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才能得到解決。迄今，自由派除了批評現實，並沒有任何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盡管中國並沒有真正實施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無論從中國近代的經驗，還是亞洲其他社會實行西式民主自由的經驗看，自由派的自由民主觀充其量也是一種政治烏托邦，正如左派烏托邦一樣。
第三，當一部分當年“文革”的受害者開始轉向同情“文革”的時候，剩余的受害者更加感覺到否定“文革”的緊迫性。在那些已經退休的黨政官員中間，他們不遺余力地在否定“文革”，鼓吹自由民主，盡管他們經常發現他們的空間並不大。不管如何，追求自由民主也一直是他們的理想。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也容易被視爲是“自由派”的一部分，盡管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完全認同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觀念。
第四，自由派也同樣是反建制派。這一點，自由派較之左派更爲明顯。左派因爲和建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反建制方面，情形比較複雜一些，更能迷惑人。而自由派基本上是體制外力量，他們從來不隱瞞自己的反建制性質。
現實地說，較之自由派，中國的左派更具有現實社會基礎，在手段上也更具有馬基雅維利主義色彩。左派有兩個非常有效的意識形態手段，即“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往往自诩爲愛國主義）。在民粹主義下，左派可以用意識形態或者“道德高地”來攻擊對方，可以把任何一種自己不能認同的行爲，視爲是“階級”（無論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的意志表達；在民族主義下，他們可以把任何一個自己不能認同的行爲，視爲是外國“反華”勢力意志的表達。正因爲具有這些優勢，左派裏面的一些人，尤其是左派機會主義者，可以不擇手段。另一方面，作爲追求西方價值的自由派，其手段往往會顯得“文明”一些（或者用左派的話來說是更“虛僞”一些）。不過，兩者在使用手段方面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有方式的不同。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兩種主義已經陷入了“內戰”狀態。人們可以從這種狀態中，預測到中國未來民主化過程中所要承擔的巨大不穩定風險。意識形態上的“內戰”必然會反映到實際政治層面的內戰。中國近代曆史就是如此。到今天爲止，執政黨所采用的似乎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方法，在不同的時空下，做不同的選擇，即支持誰和反對誰。這不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反而在加速意識形態的分化，同時執政黨本身也經常被兩者所綁架。實際上，正如數千年曆史所明示的，執政黨是否能夠把這兩個極端的思想邊緣化，取決于執政黨能否提供一種代表沉默的大多數社會群體的意識形態或者說國家意識形態。這種國家意識形態的缺失，正是今天中國的執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最薄弱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