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圖北京移動的套餐資費設置可以看到，同樣是30G的國內流量，結合不同的語音通話時長，5G的資費均比4G便宜很多。
從成本角度出發，4G業務已經成熟而5G網絡正處于大投入階段，這樣的定價策略並不合理；但從市場策略來看，通過低門檻的資費吸引4G用戶升級到5G，通過高清視頻、VR、雲遊戲等熱門應用來調動客戶通過5G手機使用5G網絡的積極性， 由于5G網絡比4G網絡的網速理論上要提高10倍，則單位時間內5G用戶的流量消費也可數倍于4G用戶，雖然5G套餐資費的平均單價要低于4G，但最終仍可實現5G用戶使用5G網絡爲運營商創造的收入要高于4G用戶的效果。
但是，出于5G業績宣傳的需要，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在5G用戶發展上卻並未按照上述市場策略推廣5G業務，反而走上了一條捷徑，對于升級5G套餐的用戶並不要求其必須使用5G手機。由于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並不注重5G手機在5G網絡上的激活率和使用率，反而在市場上通過促銷打折等手段推動4G用戶直接升級5G套餐，由此造成了大量4G高檔用戶降檔到5G套餐的情況，從而出現了市場上5G套餐用戶數多于5G手機出貨量的尴尬局面。
這些使用4G手機的5G套餐客戶並不使用5G網絡，在未改變使用習慣的情況下，其數據流量不會大幅度增加，對于中國移動的ARPU值提升不會産生貢獻，反而會因爲由原來的高檔位4G套餐轉簽5G套餐節省了流量支出而對中國移動的業務收入産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如果這一現象越來越普遍化，則也可能會引起市場上對于運營商現有4G資費定價水平的質疑。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爲了短期宣傳效果而偏離5G業務健康發展軌道的做法其實風險很大。
此外，在市場宣傳上拿5G套餐用戶做標准，也不利于三大運營商之間在5G業務上的良性競爭。在三大運營商中處于弱勢的中國聯通，在2019年業績發布時並沒有單獨公布5G用戶數，反而是強調在2020年，將“繼續自律，堅持理性規範競爭，同時通過5G創新引用引領消費升級”，並且預計“隨著5G網絡的建設加快，加上5G終端價格持續下降和普及，創新應用不斷推出，預計5G登網用戶將于下半年快速發展”，其與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拿5G套餐用戶進行注水宣傳的叫板味道濃重。
應當說，中國聯通針對5G業務發展的表述非常理性，其提出的“5G登網用戶”的定義也更符合5G用戶和業務發展策略的正常邏輯，把不用5G手機，不上5G網絡，不使用5G業務，不享受5G服務的套餐用戶數作爲5G的宣傳業績，對于加快5G發展有何意義？
中國聯通的這一保守姿態，或許與其當前5G套餐用戶數量不如人意有關，但相信更多是吸取了其2016年前車之鑒的教訓。在2016年初，中國聯通在其2015年末公布的全年2.87億移動用戶總數的基礎上，一次性剔減了3050萬“無效用戶”，導致其公布的2016年1月底的移動出賬用戶數僅爲2.57億。也正是在這次剔減無效用戶的過程中，中國聯通針對其4G用戶統計給出了嚴格的定義，即“持有4G終端並使用公司4G網絡的出賬移動用戶”，並一直沿用至今。
中國聯通針對4G用戶的定義，應當同樣適用于5G，即只有持有5G手機並使用5G網絡的出賬移動用戶，才能被定義爲真正的5G用戶。5G初始階段，在網絡建設上因爲NSA和SA的組網架構的爭論，搞出一個真5G和假5G之爭；而中國聯通與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在5G用戶定義上的不同標准，或許也將在業內引發真假5G用戶的爭論。
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將不使用5G手機、不享受5G服務的套餐用戶數作爲5G的宣傳業績，其實只是營造了一種虛假的5G繁榮；而中國聯通堅守“5G登網用戶”的嚴格標准，呼籲“規範競爭”，堅持通過5G創新引用引領消費升級的發展方向，無疑爲行業內的5G發展注入了一股清流。
在此，也希望通信行業的主管機構能夠出台相應的規範措施，從維護行業良性競爭的角度出發，制定出5G用戶嚴格標准，爲5G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