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防疫大戰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有兩種現象顯得格外突兀，一種是“低國民待遇”，另一種是“超國民待遇”。
說得是外國人和本國人在中國都受到了差別對待。
最近沸沸揚揚的英國女婿事件，就爲我們生動地演繹了什麽是“超國民待遇”。
一位輾轉多個國家的英國籍女婿，在回到上海自己的小區後，感受到了如沐春風般的關照。
在勸告無效後，社區並沒有動用行政手段強制執行，也沒有因爲這個他在幾個高風險國家逗留，而對他高度警惕。
社區竟然另辟蹊徑，讓這位外國女婿的老婆全家搬到親戚家，讓洋女婿自己在家裏住。
這份暖心關懷實在是令外國人很動容，讓國人聽了很憤怒。
在蘇聯的全盛時期，蘇聯婦女地位比歐美更高，也比歐美更早有選票，蘇聯高舉“民主”大旗，其意識形態的確對美國想要領導的“自由世界”産生了動搖。
蘇聯的宣傳部門深入歐洲，不僅在歐洲的青年群體中培養出了不少對共産主義感情深厚的青年，就是美國自己內部，也有不少人對其心向往之。
于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CIA）出手了。
別以爲CIA只會簡單粗暴的暗殺、顛覆，他們的“活”可以幹得很文藝。
正如美國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所言：
“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
“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爲是自己在選擇方向。”
1950年，CIA在歐洲操縱成立了一個“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資金則來自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這幾千萬美元本來就是“援助歐洲”的錢。
這個龐大的組織，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納博科夫領導，實際上統歸由一個CIA特工喬斯爾森直接指揮。
獎勵藝術家是有技巧的，藝術作品到了一定的水平，剩下的評價都是很主觀的，CIA就挑選出比較親美反共的作品進行頒獎。
比如吉拉斯的《新階級》、艾略特的《荒原》、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等；
更有甚者，原本不是“純粹”親蘇反美的作品，中情局也會想盡辦法讓它變得“純粹”，大名鼎鼎的奧威爾，其《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優秀作品。
奧威爾本人經曆過蘇聯的大清洗，自己的“蘇聯夢”有過幻滅；也因爲社會主義者的身份被英國軍情五處長期監視，所以他對兩種意識形態都很抵觸。
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是極權化的政權，都是他諷刺的對象，他個人偏向比較理想化的民主社會主義。
但西方在作者死後對原著進行電影改編時，故意扭曲原意，將《動物莊園》原著中代表資本主義的農場主刪除，只留下了象征社會主義蘇聯的豬，成功把對全人類的反思，引導成了對社會主義的抹黑。
冷戰結束後多年，CIA相關檔案有大批解密。
英國女編輯桑德絲寫了一本《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揭露美國情報系統操縱的“文化冷戰”是如何運行的。
當然，CIA如今早已“完成任務”，用不著避諱什麽，可以直接把桑德絲書的相關內容的直接放自己官網上。
季諾維耶夫，蘇聯最著名的異議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自己是蘇共黨員，卻扛著紅旗反紅旗，鼓吹絕對化自由主義、猛烈抨擊共産主義制度和蘇聯社會。
馬克西莫夫，曾以堅決反共著稱，他在國外創辦的《大陸》雜志，被認爲是俄羅斯僑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鮮明的刊物。
他成立“抵抗國際”反共組織，多次自稱“堅定的反共分子”，西方當然也“尊”他爲“反共鬥士”。
女詩人德魯甯娜，在蘇聯解體前的軍事政變“八·一九事件”時，她還專程趕到白宮對葉利欽表示支持，她覺得葉利欽是“正義與善”的體現者，認爲在白宮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
但解體後她很快發現，一切都不是應有的樣子，周圍的生活難以忍受，目睹國內出現的混亂狀態，她終于意識到了俄羅斯將會有怎樣悲慘的前途和命運。
三個月後，她服安眠藥自殺。
自殺前她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她極度擔心沒有人能在“懸崖邊上拉住羅斯”使之不掉下深淵，她之所以“選擇死亡”，是因爲“不能、也不願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當東歐和蘇聯的知識分子集體墮落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同樣沒有抵抗住這種侵蝕。
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界拍了一部紀錄片，名叫《河殇》。
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就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曆史宿命論，是一種極端的逆向民族主義，就差喊出“讓外國人再殖民三百年”了。
然而，《河殇》這股思潮，迅速彌漫在整個華人世界當中，成爲了後來所有逆向民族主義的祖師爺。
所幸的是，八九十年代最凶險的政治風波，中國熬過來了，沒有被擊垮。
但這些思想還是讓整整一代人中，不少人都被帶歪了，天生就覺得外國人比中國人更高等，還誤以爲是自己與生俱來的，殊不知價值觀大多數都是後天塑造的。
隨著兩千年以後網絡的普及，他們又以線上爲陣地，爭奪了輿論話語權。
這些河殇派換了個名頭，還給自己貼個了“我們才是真的愛國”的名號，但不外乎還是那些思想，毫無進步，甭管什麽事情讓他們來評價，他們七拐八拐都要拐到“中國人不如外國人”這個論點上去。
在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穩步推進，中國的國力與日俱增的時候，中國在輿論場的地位卻和國力嚴重不匹配。
但所幸的是，隨著中國工業化的迅猛發展，一批實事求是，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人也站了出來，開始爲中國說話。
張召忠將軍化身爲戰忽局局座，金燦榮C位出道成政委，丁一凡、張維爲、馬前卒、袁岚峰等都開始在網上展露風采。
讓他們在給年輕人講故事的時候不斷在故事裏偷偷質疑：
爲什麽歐洲國家那麽多海盜，英國女王還給海盜發私掠許可證，官方背書？這是否說明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天生只懂掠奪和盤剝，從來不事生産，具有劣根性？
爲什麽歐羅巴和美洲大陸祖先都是一個個貪婪的盜賊？用武器和病毒屠殺對他們友好的美洲土著，還設立“感恩節”貓哭耗子，是否說明歐美文明是天然的殺人犯？
這是不是人種問題？民族問題？
讓他們對著年輕人上課的時候上到一半突然輪番感慨：
“上帝不再眷顧亞伯拉罕”；
“深藍的海洋文明……終究只能讓人走向深淵”；
“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海洋裏流淌出來”；
“這片大陸不能再教給我們什麽是真正的人權”；
“罪惡和懲罰必將降臨在美利堅”。
學術著作也要跟上，什麽《論西方的衰亡》《醜陋的美國人》《帝國的落日》都安排了，讀來男默女淚。
到時候，你看還會有對著外國人直不起腰來的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