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美國的體制就是：州和地方政府始終提供美國大部分一線公共服務。這是美國聯邦制分權制度的體現，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應對治理一個幅員遼闊、多樣化的國家的好方法。但這並不以意味著聯邦政府就是一個擺設，他應該有調配資源的能力。它可以協調全國範圍的市場，在家庭和州政府吃緊的時候調動資金，確保在重大災難和問題前解決問題。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大衛·施萊謝爾指出：“據我所知，在大多數國家，危機必然導致權力向國家政府和行政長官的集中，美國曆史也是如此。但在現在的美國，聯邦政府卻一直缺席。”美國政治評論員約翰·哈裏斯甚至稱特朗普是“一個威權主義的弱者”。
其結果是，本來應該是國家反應的中心，實際是一個空心。正如2月初公開警告冠狀病毒准備不足的參議員克裏斯·墨菲所說，“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宣布投降。”他們不是在管理公共衛生緊急情況，而是在管理特朗普的公共關系危機，同時讓各州來處理實際問題。
這就是特朗普處理危機的方式：沒有系統的行動計劃，也沒有客觀的標准。取而代之的是，聯邦政府的援助是零星和武斷的，繞過了他認爲是潛在競爭對手的州長(“更喜歡直接把物資送往醫院”)，或者按照對自己選舉有利的標准來對某些州進行援助，這只能說是一種封建君主的善舉，而不是一個負責的美國總統的義務。
早在2019年11月的彈劾聽證會上，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帕梅拉·卡蘭就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一位利用外國援助作爲杠杆來獲取個人政治利益的總統，可能會對拿著各州州長做同樣的事情。事實證明特朗普就是完全按照這些思路進行的。3月24日，在福克斯新聞的虛擬市政廳上，特朗普表示，對各州的援助是“一條雙行道”。受援的州要感謝總統。”
但特朗普拒絕扮演這一角色。特朗普說：“政府不應該在那裏購買大量物品，然後發貨。我們不是辦事員。與測試一樣，州長們也應該自己解決問題。”其結果是各州之間爲了從私人供應商那裏獲得必要的設備而展開了競爭。導致受災最嚴重的紐約爲購買急需的醫療用品支付的費用是正常水平的15倍。從根本上說，美國就是資源將根據誰手頭有現金的偶然性進行分配，而不是爲了推進任何連貫的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