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新加坡的疫情防控模式就曾引發海內外的普遍關注。推崇者有之，诟病者也不少。隨著第二階段疫情在新加坡的暴發，新加坡的應對方略也做了較大的調整，但是，其確診人數卻快速攀升。
新加坡模式是否終結，現在下結論還爲時尚早
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在國家治理層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直以來都被視作是精英治國、科學治理的典範。但是，本次新冠疫情對新加坡社會治理以及經濟發展的巨大沖擊，後果已經開始顯現。
尤其是第二階段疫情暴發以後，疫情的壓力讓輿論開始質疑長期以來備受推崇的新加坡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可持續性問題。加上疫情暴發初期，政府曾放出會在6月份大選的信號，使輿論出現了對執政黨所具有的自信與能力的懷疑。甚至有學者認爲，新加坡模式已經破産，有評論人士還提出了“新加坡政府搞砸了”的觀點。
新加坡政府是否真的搞砸了，新加坡模式是否面臨終結的危險，現在下結論還爲時尚早。不過梳理一下什麽是新加坡模式，看看新加坡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面對危機的曆史成績單，也許會對當前新加坡政府的應對方略有更爲深刻的認識。
何謂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新加坡發展經驗的總稱，也被稱作是新加坡經驗或者新加坡道路。
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複合性的範疇，涵蓋了國家治理理念、經濟與政治以及社會等多個領域的根本制度設計、具體的制度建設與政策供給、各領域的發展經驗等不同的領域和層面，其實質是發展和治理的問題。“善治的新加坡”，可能是對新加坡模式的最好概括。
縱觀新加坡的建國史，就是一部奮鬥史。從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開始，到新馬合並和後來新馬分家、新加坡獨立建國，從建國初期的“一窮二白”，曆經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勵精圖治，實現了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騰飛、成爲“亞洲四小龍”，最終到今天新加坡人均GDP超過6.5萬美元，位居世界前列。
看似低開高走直線騰飛的背後，其實是新加坡不斷克服各種危機，進而完善其國家治理，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曲折過程。
從李光耀執政初期風起雲湧的激進社會運動、嚴重的種族與社會沖突以及脆弱的經濟基礎，到吳作棟時期經曆的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再到李顯龍時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以及當下的新冠疫情，不同時期的政府都面臨諸多來自社會和自然的挑戰。
2013年12月爆發的小印度騷亂，更是讓當時的社會輿論爲新加坡的社會和諧與族群關系捏了一把汗。但是，作爲城市國家的新加坡並沒有被這些危機壓垮，而是不斷總結經驗，反思檢討過往，最終推動社會和國家更具活力。這也是在新冠疫情面前，新加坡政府自信的一個重要來源。
一個國家的治理績效從根本上而言要取決于其制度與政策層面的設計和供給能力，高效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離不開科學完善的制度支撐與有效的政策支持。好制度與好政策的結合，才能催生好的治理效能，而前提是必須要有科學的治理理念引領。
新加坡國家制度建設與政策設計並非最佳，但是，在科學的治理理念引領下，在其精心設計的治理框架內，實現了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對接，激活了現有制度和政策的最大潛能，最終締造了“善治”的新加坡。
所以，面對此次新冠疫情的沖擊，新加坡這個“小紅點”雖然從確診人數來看已經是東盟疫情嚴重指數最高的國家，但是卻保持了0.09%的最低死亡率和最高的治愈率。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至少從疫情暴發至今新加坡並沒有垮掉，政府還沒有“搞砸”，新加坡模式還沒有空轉，更沒有破産。而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就要深入了解一下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制度架構和政策體系。
有效緩解了疫情沖擊
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可以視作是新加坡模式的宏觀層面。治理理念決定或者反映著這個國家的整體發展思路。
對于新加坡來說，其治理理念可以概括爲以人爲本的執政理念、可持續的發展理念、以導代壓的管理理念、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防患于未然的危機意識等。這些理念涵蓋了新加坡國家治理進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等多個領域。在這些理念的引領下，新加坡實現了從威權體制到現代國家治理的轉型。這是新加坡模式的精髓所在。
在本次新冠疫情暴發以後，新加坡政府的各項舉措也很好地貫徹了這些理念。比如，針對客工群體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李顯龍總理就特別指出：新加坡“有責任照顧好客工”，因爲客工爲新加坡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就是以人爲本理念的體現。
而人力部長楊莉明則在多個場合強調，政府會在適當的時機對本次疫情應對中的問題進行反思，以提升政府在未來同類事務中的治理能力，則凸顯了明確的危機意識和可持續理念。
新加坡國家治理中的各項制度設計，不妨視作是新加坡模式的中觀層面。制度是一個國家共同體內部規約各領域行爲的規範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沒有具體的制度規約，將成爲一盤散沙。而制度體系包括根本的制度、基礎的制度和具體的制度等不同層面。
新加坡的政體是其根本的制度設計，而選舉制度、政黨制度、反貪汙制度、儲備金制度、法律體系等則屬于基礎的制度體系，其他諸如擁車證制度、人才戰略、電子收費系統等都是涉及具體領域的制度。
國家治理的好壞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優劣和制度化的水平層次，制度化的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則會依賴于制度供給與制度執行的程度與水平。
新加坡在新冠疫情暴發以後的種種表現，則很好地體現了其在制度供給與執行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比如，由新加坡衛生部和國家發展部牽頭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在每次面對大規模疫情傳播時，都能很好地整合政府各部門應對力量，發揮制度供給的重要作用。
爲了應對疫情期間的輿論傳播問題，果斷推動《反假新聞法》的落地，重拳打擊不實信息，保證輿論環境的潔淨。其完善的預警機制、危機決策機制、風險溝通機制等，更是爲緩解疫情沖擊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國家治理進程中所推行的各項及時而有力的政策舉措、應對方案等，則可以視作是新加坡模式的微觀層面。如果制度是國家治理實踐的手段和方式，那麽，政策就是國家治理行爲的目標和方案。
國家治理進程中，只有好制度與好政策的結合才能發揮最佳的治理效能，如果好政策缺失必然會造成制度扭曲，而如果制度先天不足則會出現政策空轉，任何一方的缺席或者不足都會造成劣政。
如果說制度是基石，那麽政策就是黏合劑，旨在彌補制度的不足和潛在的脆弱。在新加坡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出台相應的政策配套，以應對和完善突然情況造成的制度執行中的短板。
2020年度新加坡的財政預算案就是其有效的政策應對的呈現。李顯龍在講話中用了“史無前例”一詞來形容本年度的3個預算案。
這一財政預算共撥出了600億新元來幫助員工、企業和家庭渡過難關。
同時，政府還推出了大刀闊斧的措施，比如，通過雇傭補貼計劃，爲所有新加坡本地員工的薪金提供75%的補貼，幫助企業減低成本。再就是動用國家儲備金用于支付各種開支，目前，已啓動210億新元的儲備金支持。
這些政策應對有效地緩解了疫情的沖擊，進一步鞏固了社會對制度以及國家發展和治理的信心，也充分體現了政策的彈性以及政府的決策效率。
客工疫情蔓延，治理能力經受考驗
目前，在東盟各國疫情統計中，新加坡的出院治愈病例在確診病例中比例最高，而死亡病例在確診病例中的占比則是最低。
這一方面凸顯了新加坡公共衛生系統的完善和治療能力與水平處在較高的層次，另一方面也在側面印證了新加坡的制度和政策在供給與執行中發揮了較好的效能。
而公共衛生系統的完善，從根本上而言，也是基于其高效的制度與政策供給系統。比如，新加坡雖然累計確診病例和新增病例增長較快，但是，目前基本是以客工群體爲主，本土居民中尚未出現較大規模的社區傳播，由此可以認爲，新加坡模式在新冠疫情面前依然是成功的。
但是，客工群體疫情的迅速蔓延，從另一個層面也凸顯了新加坡政府在危機應對和疫情防控方面的不足。
新加坡本土社會在社區層面早就建立起了較爲完善的預警、應對、溝通和善後機制，但在針對大規模聚集居住的外來客工群體的管理依然存在較多不足。
雖然政府很快啓用了空置組屋、小學校舍、會展中心、軍營和海上浮動宿舍等來疏散聚集人群，但是嚴峻的現實，也給今後的相關管理工作敲響了警鍾。
新加坡模式是否仍將繼續，衡量標准並非新加坡已經取得的光鮮的治理業績，而是看這個模式中最短的那塊木板到底在哪裏。新冠疫情給了新加坡政府一次查找短板的機會，希望新加坡可以抓住並補足它。
毫無疑問，此次新冠疫情給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都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也讓長期以來奉行的精英治國偏好受到質疑，但是，只要新加坡能夠像以往那樣樹立戰略思維，不唯書不唯上只爲實，在危機應對過程中以及危機過後做好檢討反思，未來繼續保持其發展的可持續性是可能的。
當然，對于高度依賴外部性的新加坡而言，這不僅取決于其自身還要看其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其把握未來大變局中所蘊含的機遇的視野和能力。所以，新加坡模式並未終結，經過此次疫情的新加坡可能會涅槃重生發展得更好，這將是對新加坡第4代領導人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的直接考驗。
責任編輯/徐坤陽 張玲
作者：範磊，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山東政法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