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月9日）翻開國會議程，看到維凱（三巴旺集選區）要求外交部長維文醫生解釋我國爲什麽在上個月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大會決議，反對美國把耶路撒冷定爲以色列首都，頓時感到意外。
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爲我國在以巴沖突上的立場非常明確，支持決議也符合我國一貫的外交政策，想來能深究的不多。但對于維文在答複中重複著熟悉的外交辭令，維凱和官委議員馬德弗更關注的，是“支持和平解決方案”“提倡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些精神和原則如何具體落實。對此，維文同樣回應得中規中矩。
阻止家暴“第一救助者”是關鍵
也許是礙于時間關系，維文闡述著這些精神和原則時，出乎意料少提了他過去一年在闡述外交政策時最朗朗上口的一句“外交政策始于國內”。但恰恰是在國內層面，另一種“精神”問題引起議員關注。
說起余玉蓮（洋名Annie Ee，26歲），聽過她遭遇的人都會心頭一酸。這名與家人疏離的低智商女侍應生被她視爲“姐夫”和“姐姐”的潘學泉（38歲）和陳惠珍（33歲）夫婦虐待長達八個月，最後因急性脂肪栓塞而死。案情揭露，施暴者用腰帶、垃圾桶、木棍、拖鞋及收縮性薄膜等物品毒打她，導致她19根骨頭斷裂，臀部皮開肉綻，遍體鱗傷。
政府國會社會及家庭發展委員會成員梁莉莉醫生（惹蘭勿刹集選區）昨天詢問政府，是否采取足夠措施保護沒有家庭支持的智障人士。她還舉出余玉蓮事件，問政府如果讓她在公共援助計劃下受益，她是否就無需跟施暴者住在同一屋檐下，是否就能避免慘案發生。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李智陞在答複中列舉現有的近30家日間活動中心、“打破沉默，阻止家暴”宣導運動、心智能力法令下讓代理人代爲執行特定決定，以及草擬中的弱勢成人法案，指出這些措施目的都是在保護智障人士免受欺淩。
李美花（義順集選區）則詢問政府如何通過社區關懷熱線鑒定家暴風險，及是否能借助數據分析技術及早發現存在家暴風險的個案。
李智陞答複時同樣指出，家暴受害者及他們周遭的人能通過多重渠道通報家暴個案，全國家庭暴力網絡系統也從多方面、多截點及早偵察和通報“沉默個案”。
由此可以推斷，我國不缺防範家暴的制度，或是扶助和保護弱勢群體的措施。盡管如此，每當發生一起像余玉蓮這樣的案件時，我們才感歎又有一起弱者掉入社會縫隙的不幸案件。
誠如李智陞所說，再健全的法律、再完善的措施，“少了家庭成員、鄰居、路人在跟殘障者、孩童、弱勢成人互動中察覺有不妥，並敲響警鍾，引起當局注意，這些舉措全然無效”。公衆如果察覺周遭有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弱勢群體，除了指望當局能及時施援，自己也應扮演“第一救助者”的關鍵角色。
鐵鏈有多堅固，取決于它最薄弱的一環。同理，社會的堅韌程度，取決于最弱勢的群體是否受到有效保護。現如今生活壓力加劇，一個人精神再健康也沒准自己哪天會在財務、健康、事業等任何一個“高壓點”（stress points）上被“點穴”，但這個社會能爲自己做的，除了顧好個人的精神健康，還應體現更高程度的社會互助精神。
維文闡述著這些精神和原則時，出乎意料少提了他過去一年在闡述外交政策時最朗朗上口的一句“外交政策始于國內”。但恰恰是在國內層面，另一種“精神”問題引起議員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