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年8月9日是新加坡55周年國慶。因爲遭遇到了新冠疫情的沖擊，總理李顯龍在國慶致辭中呼籲全國團結起來應對困難。 事實上，由于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境，在新加坡執政長達數十年的人民行動黨正面對著巨大壓力；而年輕世代想打破它一直以來獨大的訴求無疑進一步削弱了它的政治版圖。因此，雖然人民行動黨在上個月的大選中仍然勝出，相對優勢已經有所下降。很可能今年就是新加坡政局的分水嶺。
【文/胡毓堃】
前言：2020年7月10日，新加坡舉行全國大選，此次選舉普遍被視爲對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檢驗。最終，人民行動黨贏得93個競選議席中的83席，繼續執政，但得票率創下曆史第三低，在多個傳統堡壘選區陷入膠著、優勢縮水；最大反對黨工人黨創造曆史新高，贏得10個議席和2個集選區，被視爲本次選舉的真正贏家，黨秘書長畢丹星也成爲第一位正式指定的新加坡國會反對黨領袖。
2020年7月27日，新一屆新加坡內閣分別總統府和國會大廈在正式宣誓就職。李顯龍在講話中承諾，新一屆政府將順應多元化這個不可抵擋的趨勢，讓政治體制發展和演化，以回應選民訴求。
新加坡最大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編輯沃倫·費爾南德斯評論本屆大選：“最終，多數選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動黨掌權，但國會仍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予以制衡。”
一、“分水嶺”的前奏：疫情之下，並無新事
新加坡大選並無固定周期，每4-5年舉行新一屆國會大選，日期由政府根據當年實際情況確定。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新加坡也未能幸免：雖然早期憑借“病毒探測-接觸追蹤”的預防機制，成爲世界矚目的典範，但因對外籍勞工宿舍聚集性感染的處理相對滯後，導致疫情爆發，截至大選當日感染病例累計超過45000例、死亡26例，對這個人口密度世界第三高的國家形成了巨大壓力。受疫情影響，大選日期懸而不決，最終確定于2020年7月10日舉行。
疫情沖擊，新加坡也遭遇了獨立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困境：2020年第二季度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GDP）暴跌41.2%；據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預計，今年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將下降4%-7%，甚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低谷（GDP縮水2.2%)；隔離政策下企業運營艱難，新加坡財政部長也坦言全年失業人數可能超過10萬，比非典之下2003年91000人失業的情形更糟。數十年來，繁榮經濟、個人發展和民生保障是人民行動黨穩定執政的基礎，但疫情之下經濟衰退和就業問題對其延續執政的挑戰也不可避免。
2016年第2季度-2020年第2季度新加坡GDP環比和同比增幅變化 來源：FOCUSECONOMICS
新加坡570萬總人口超過210萬爲移民，其中外籍勞工占據了相當比例 來源：The Guardian
事實上，早在疫情爆發之前，社會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以及公衆對于就業保障、老齡化社會和醫療服務的擔憂已在逐漸沖擊現狀。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年）後出生年輕一代選民數量逐漸增多，並于2011年大選時首次超過了獨立前出生的選民人數（比例爲51：49）。他們大多沒有經曆過白手起家的艱辛和經濟騰飛的奇迹，自幼對于高度發達社會的應有之義習以爲常，甚至認爲理所當然。
但是，經濟發展有其內在規律，新加坡經濟發展不可能永遠處于快車道。經濟發展隨之引發的社會變遷，尤其是社會觀念的轉變，導致低出生率和移民等新問題不可避免。即使堅持精英政治和技術官僚主義，力求彙聚各界精英，人民行動黨也無法對民衆關切的問題面面俱到；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潮對新加坡社會的影響持久深遠，青年一代對打破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走向多元政治的期待日益增長。
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遷隨之在政治層面凸顯，沖擊一黨優勢的政治版圖。自1981年第一位反對黨議員惹耶勒南通過補選進入國會以來，以工人黨爲代表的反對黨逐漸在新加坡國會立足。2011年“分水嶺大選”，工人黨不僅創下6人當選的最高記錄，更是贏得阿裕尼集選區5個議席，打破了執政黨對集選區【1】的壟斷；而人民行動黨的全國得票率創下曆史新低（60.14%），還折損了時任外交部長楊榮文等資深政府要員。
2015年，建國總理李光耀去世和新加坡獨立50周年兩大事件爲人民行動黨在當年大選中加分，得票率和勝選議席均有止跌回升之勢，但阿裕尼集選區再次被工人黨以微弱優勢贏得，可見反對黨業已贏得新加坡東部腹地的穩定多數支持。
除了選民的多元化偏好和反對黨壯大等外部挑戰，總理李顯龍的家族矛盾則對個人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産生了直接沖擊。2017年，李顯龍就父親李光耀的歐思禮路故居處置問題，與胞妹李玮玲和胞弟李顯揚爆發了激烈矛盾。2019年初，新加坡總檢察署針對李顯揚妻子林學芬爲李光耀准備遺囑一事，向新加坡律師公會提出投訴，但李玮玲再次與李顯揚站在一起，指責李顯龍。“第一家族”曠日持久的紛爭，自然波及李光耀創建的人民行動黨。
大選在即，李家三兄妹之爭非但沒有降溫，反而在新加坡社會投下更大的震撼彈：大選開始前兩周的6月24日，李顯揚宣布加入成立僅一年的新加坡前進黨。他公開宣稱，“人民行動黨已經迷失方向，現在的政府和李光耀時代截然不同”。巧合的是，”第一家族“成員加入前進黨，與該黨的創立有異曲同工之妙：前進黨正是由原人民行動黨資深議員、差點榮登總統大位的陳清木，集合原人民行動黨的一批資深幹部于2019年3月共同組建，旨在“確保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問責制，關注增加就業”。
都說堡壘往往從內部攻破，第一家族和執政黨內部出現反對力量且二者結合，無疑爲執政黨選情蒙上陰影。
李顯揚（中）和陳清木（右）在前進黨的早餐會上，二人與李顯龍和執政黨有著特殊的關系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二、大選之下：一黨優勢制的變與不變
代議制下的一黨優勢
“一黨優勢制”（dominant party system）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阿蘭·阿裏安和薩缪爾·巴恩斯于1974年在《政治學雜志》發表的《一黨優勢制：一種被忽視的民主穩定模式》一文提出【2】，形容一個國家由某一政黨在民主選舉制度（多爲代議制）下長期勝選、穩定執政的現象。具有這一特征的國家，執政黨的領導地位也是通過參與多黨競爭、贏得立法機關（國會）大選得以實現，形式上無異于傳統兩黨制或多黨制國家。由于反對黨實力偏弱，執政黨可以連續勝選、壟斷執政權達數十年之久，俨然形成特殊的“一黨制”。
當今國際社會，一黨優勢制並不罕見，在俄羅斯、南非、委內瑞拉、日本、土耳其等國，執政黨都已穩定執政至少近20年，新加坡更是典型代表：1959年至今，人民行動黨已執政超過60年；曆屆國會中，人民行動黨幾乎占據了90%以上的議席；而反對黨在2020年之前能贏得的席位僅有個位數，以至于新加坡在1984年引入了非選區議員制度【3】，確保反對派始終有機會在國會發聲。
新加坡獨立以來人民行動黨曆屆國會選舉表現 來源：維基百科
競爭性政黨體系和選舉制度下出現一黨優勢的現象，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得以獨占優勢，既有共同原因，也受特定因素影響：各國執政黨可憑借執政優勢壟斷立法、行政、經濟社會資源，通過制定或修改選舉法、重新劃分選區、推出政策吸引選民等方式保持甚至擴大選舉優勢；有的大黨與本國極具影響力的社會組織或利益集團聯系緊密，尤其是主流宗教和大型社會運動（如戰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有的則得到了大型媒體支持，或者對全國主流媒體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從而間接引導公共輿論（如1979年至1997年間英國保守黨）；有的執政黨得益于國家多數族群或母語群體的身份認同（如1994年至今南非的非洲國大黨）；有的執政黨因其曆史功績或執政得到全民認可，例如建立國家、民族獨立與解放、政治變革、經濟改革、國家崛起（如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以色列工黨等）；還有的大黨通過建立和維系執政聯盟而確保其執政優勢地位（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和印度國大黨）。
如果一個執政黨具備上述多重條件，其長期優勢將更難撼動。
在承襲英國普通法和選舉機制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時間之長、優勢之大更顯得不可思議。其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無疑是成功的精英治國實踐：獨立以來，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始終得以將頂尖人才招致麾下，憑借專業知識與技能制定合適的政策，推動國家經濟起飛，令新加坡從獨立之初人均GDP僅500美元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爲人均GDP超過64 000美元（世界第三）的高度發達國家，成爲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亞太經合組織（APEC）總部所在地，並以成熟嚴格的法治、清廉的政府、開放的社會吸引著全世界的投資者、移民和遊客。新加坡的巨大發展成就強化了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合法性和選舉優勢。
然而，執政黨優勢背後的其它因素，卻常招致反對派和國際社會抨擊：人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受到法律嚴格限制，包括憲法第14條對于言論、結社自由的限制，《內部安全法》賦予政府不經審判和控告即可直接拘禁的權力，以及《煽動法》、《廣播法》、《公共秩序法》對言論和集會權利的限制。新加坡法學家、美國律師協會教授約西·拉賈（Jothie Rajah）的《威權式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一書，揭露了新加坡法治如何制約異己、保護當政者，卻又無損于政府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正當性。
無論是第一位反對黨議員惹耶勒南遭執政黨多年起訴，最終被判罪並褫奪議員資格，還是原社會主義陣線議員謝太寶因違反《內部安全法》遭到23年監禁和9年軟禁（監禁時間僅次于南非曼德拉），無數針對反對派和異見人士的訴訟和司法判決似乎印證了拉賈的觀點。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劍橋大學法學專業出身的李光耀，熟知英國普通法的精髓，行事注重程序正義，成爲他多年來與反對派博弈、維護執政優勢的重要武器。
新加坡前議員謝太寶因違反《內部安全法》遭新政府監禁23年、軟禁9年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此外，新加坡承襲威斯敏斯特的簡單多數制和獨創的集選區制度相結合，這一選舉制度也有利于維持人民行動黨的選舉優勢：前者導致執政黨憑借六成得票率便可贏得超過九成的競選議席；而後者令資源較少的小黨難以組織足夠多的候選人參選各大集選區。不同于其它英聯邦國家，新加坡的選舉機構並非獨立機構：新加坡選舉局直屬新加坡總理辦公室，其選區範圍檢討委員會更是由總理直接任命組建，因此其調整選區劃分的決定無需經過國會批准。
在此機制下，人民行動黨政府完全可以”指示”選舉局根據不同地區選民結構的變化調整選區範圍，確保各選區的選民結構有利于執政黨、其候選人立于不敗之地。選舉機構缺乏事實上的獨立性，爲執政黨留下足夠的格裏蝾螈（Gerrymandering）【4】操作空間，也招致反對黨和國際社會對新加坡大選公正性的質疑。
除了現有的法律和制度，新加坡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進一步確保人民行動黨暫無失去政權之憂：反對黨規模偏小、力量分散，多年來目標定位只是作爲“副駕駛”【5】監督制衡執政黨；新加坡本地媒體幾乎都由政府投資機構——淡馬錫控股和其它國營機構直接或間接控制，包括新加坡國家廣播電視機構——新傳媒集團和幾乎壟斷紙媒的新加坡報業控股，而獨立媒體和國際媒體則多次因異見被政府用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和懲罰，爲執政黨營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以華人爲主體的新加坡也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對于維護和諧、穩定的追求也使多數選民無意推翻執政黨、促成“政黨輪替”。
此外，新加坡總理有權在總統授權之下臨時舉辦大選、高額的選舉保證金制度、執政黨政府通過資助社會組織和群體獲取支持等因素也給反對派和獨立候選人帶來了更多的阻礙，甚至令其望而卻步。大家都在同一個賽場賽跑，但帶著鐐铐的選手怎麽也跑不過輕裝上陣的選手。
2020：變與不變
與以往相比，今年的新加坡大選處處體現新變化，不乏“史無前例”的新現象：11個政黨和1位獨立候選人（共計192人）參選，反對黨數量再創新高；在重新劃分的14個單選區和17個集選區，競選議席高達93席；自2015年大選之後人民行動黨第二次在所有選區都要與反對黨競爭，在部分選區無人競爭、自動當選的時代成爲曆史；白沙–榜鵝集選區更是首次出現人民行動黨、新加坡民主聯盟、人民之聲黨三黨競逐的局面。
如果說2015年大選仍打上了李光耀的烙印，那麽2020年大選可謂是真正意義上“後李光耀時代”對執政黨的首次檢驗，而越來越多的“史無前例”體現了新加坡走向政治多元化的必然趨勢。雖然外界普遍預期人民行動黨勝選不成問題，但此次選舉中如何應對日益壯大的老對手工人黨，以及成立不久卻來勢洶洶的前進黨的挑戰，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本屆大選之變，最不可忽視的是執政黨內部的重大更替和社會對執政黨的態度與觀感。自1959年執政以來，人民行動黨先後經曆了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三代領導人，本屆大選被普遍視爲李顯龍作爲新加坡總理的收官戰，而前總理、國務資政吳作棟不再角逐連任議員、從政壇隱退。以副總理和執政黨第一助理秘書長王瑞傑爲首的第四代（4G）領導團隊將正式接受新加坡人民的檢驗和委托。人民行動黨以“守護生命、保障工作、共創未來”爲競選宣言，圍繞應對疫情這一主軸，呼籲選民全力支持執政黨，確保人民行動黨在大選後有足夠的施政空間，專注于疫情防控、穩住經濟、推行政策。
但這一競選主題招致反對黨的抨擊和指責，後者聲稱執政黨只是在利用危機之下人心求穩的心態謀求選舉優勢；另一方面，執政黨應對疫情行動遲緩、缺乏決斷，對外勞宿舍聚集性感染的忽視導致了疫情全面爆發。作爲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應對疫情的表現、競選綱領、候選人言行、競選活動無不受到反對黨和社會的嚴格檢視，從“林紹權事件”便可見一斑：6月24日，人民行動黨提名42歲的吉寶岸外與海事總經理林紹權爲裕廊集選區候選人，卻遭網民起底抨擊態度傲慢、帶有精英主義色彩、沒有同理心、涉及海外項目賄賂，僅四天後林紹權便在輿論壓力之下宣布退選：多年來被執政黨有效掌控的媒體和輿論，這一次開始反噬執政黨的選舉布局。
本屆大選被視爲李顯龍（左）總理生涯的收官戰，而他的副手王瑞傑（右）預計未來將接任新加坡總理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人民行動黨候選人林紹權退選事件，成爲本屆大選的一個插曲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反對黨野心壯大、走向團結，志在逐漸改變一黨優勢格局。大選之前，工人黨擔任國會議員時間最長的前黨魁劉程強放棄連任，競選領導團隊正式完成更新換代，以新面貌競逐國會。該黨喊出“讓您的一票成就未來”這一口號，除了改善基本社會保障、提高社會福利等傳統綱領外，格外強調“國會平衡”的重要性，黨魁畢丹星更是略顯誇張地表示“如果工人黨失去原來的議席，國會在大選之後很可能一個反對黨議員都沒有”；前進黨則以“你應該得到更好”爲競選宣言，其關于保障本國企業、國民就業、社會福利、移民和外勞的主張與工人黨的傳統立場相似，對于政治多元化、行政中立化、言論自由的訴求則比工人黨更加強烈。
此外，其它反對黨也圍繞“人民優先”的相同理念，分進合擊，集中力量在各選區全力與執政黨爭奪選票，力爭改變一黨獨大的國會格局。
印度裔工人黨議員畢丹星接替“潮州怒漢”劉程強成爲黨魁2年後，將被正式任命爲國會反對黨領袖 來源：Mothership
疫情之下，就連投票本身也出現了新變化。7月10日，大選如期舉行，超過253萬選民走上街頭投票。爲了兼顧疫情防控和便利選民，政府一方面增加了220個投票站，另一方面通過分時段投票、測溫消毒、佩戴口罩手套、保持一米間距等措施避免的聚集性感染。但防疫措施終究還是導致各投票站出現排隊長龍，原計劃5分鍾之內就能完成的投票甚至需要等待1個小時，原定早上8點開始至晚上8點結束的投票時間延長了2個小時。
因各項防疫措施，新加坡大選投票日各投票站均排起長龍 來源：Channel News Asia
晚上10點，投票時間截止。隨著各選區計票結果陸續出爐，大選結果在淩晨揭曉：人民行動黨贏得93個競選議席中的83個，全國得票率61.24%，比上次大選降低了8.62%；工人黨創紀錄地贏得10個議席，不僅保住了阿裕尼集選區，更贏得了新設立的盛港集選區，使之成爲反對黨有史以來贏得的第二個集選區，標志著反對黨首次在新的集選區初戰告捷；新加坡前進黨雖然與議席失之交臂，但總得票數亮眼，在參選的24個選區得票率超過40%，兩名高票落選的前進黨候選人將作爲非選區議員進入國會，俨然成爲新加坡政壇的新興力量。就連低迷多年的新加坡民主黨也在武吉巴督單選區和武吉班讓單選區的得票率有了大幅提升。
2020年新加坡大選結果（各政黨得票數和得票率）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2020年新加坡大選結果（按選區分布）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人民行動黨維持絕對優勢執政的格局沒有改變，但相對優勢變小，難言滿意。李顯龍在選舉結果公布的11日淩晨4點召開記者會時雖表示“虛心接受人民給予的明確委托”，聲稱“人民行動黨仍獲得選民廣泛的支持”，但也承認“成績不如預期理想”。
第四代領導團隊中，由總理公署部長黃志明領銜，一位高級政務部長和政務次長共同作戰的“夢之隊”在盛港集選區不敵工人黨，失去公職，可謂“4G”團隊的重大損失和執政黨最大的失敗。公認的總理接班人王瑞傑在臨時決定轉戰的東海岸集選區與長期服務本地的工人黨明星團隊陷入苦戰，最終以53.41%的得票率險勝對手。從全國範圍來看，重新劃分選區後，人民行動黨仍在10個選區得票率不足六成。略顯遺憾和失望的結果，的確值得人民執政黨深刻反思。
相比之下，反對黨仍不具備取代執政黨的實力，但更加團結並再次突破國會格局，未來深遠影響亦不可小觑。與心情略顯沉重的人民行動黨不同，工人黨的支持者在大選結果出爐的淩晨便在街頭爭相慶祝，陷入狂歡。在東海岸和西海岸集選區令執政黨陷入苦戰，並攻下新劃出的盛港集選區，使工人黨贏得的阿裕尼、盛港集選區和後港單選區連成一片，新加坡“地鐵東北線的東北部近乎全線飄藍（工人黨的標志色爲藍色）”。工人黨由此成爲第一個攻下兩個集選區的反對黨，使得集選區制度不再成爲執政黨的議席保障。
版圖擴大，成爲建國以來國會席位最多的反對黨，黨魁畢丹星也成爲首位正式指定的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俨然成爲本屆大選的最大贏家。
而首次參選便初戰告捷、進入國會的前進黨，爲國會反對派注入新的力量，令新加坡國會更加多元，增加了制衡執政黨的力量。
大選結果出爐的深夜，工人黨黨員及支持者自發聚集在工人黨總部門口，慶祝勝利，來源：Asiaone
疫情之下“聚旗效應”失靈，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新加坡社情民意的改變。“聚旗效應”指國家遭遇國際危機或戰爭時，政府或政治領導人短期內獲得極高支持度，國內輿論也減少了對政府施政的批判，起到了轉移國內注意力的作用。
2001年11月大選期間，新加坡正因美國“9/11”事件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民心思穩，選民希望穩健有爲的執政黨帶領國家走出危機，吳作棟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也創造了1980年以來的最佳選舉成績，全國得票率超過75%。19年後再次面對全球性危機，人民行動黨試圖複制2001年的成功經驗，但得到的是史上第三低的得票率和堪稱有史以來最失望的選舉結果，令反對黨得意地表示“執政黨利用疫情炒作選情的策略失敗”。危機不再說服選民對執政黨買賬，體現的是民衆心態更加成熟和理性：曆經大風大浪的55年，選民考慮的不只是政府一時能解決什麽問題，更重要的是從長遠出發如何確保政府持續守法、清廉、負責、有爲。
對于廣大選民來說，參與選舉就是表達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關切和訴求，而今年的新冠疫情無疑放大了這些問題和訴求。本屆大選，新加坡選民用手中的選票體現了自己的話語權：他們委托人民行動黨的第四代精英團隊帶領國家度過難關，但也讓這個常年國會獨大的執政黨感受到更多壓力和危機感，清晰地表達了他們對改善醫療、就業、社會福利、住房、教育等諸多問題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對政治多元化和制衡執政黨的政治訴求。新加坡選民也是本屆大選名副其實的贏家。
2020年大選在變與不變中落下帷幕。那些被視爲塑造一黨優勢的制度保障和客觀環境並未實質改變，但選民心態的微妙變化，尤其是對反對黨壯大趨勢的心理預期慣性，對政治多元化的訴求高漲，對執政黨精英治國理念認同的走低，證明選舉制度下不存在“永遠的執政黨”（令人驚訝的是，此次投票結果顯示，40至59歲的中年選民和私宅選民給反對黨的投票率甚至更高）；反對黨的日漸成熟和理性，更給予了選民更多另選高明的理由。而新劃分的盛港集選區落入反對黨之手，媒體對執政黨候選人問題的放大，似乎透露出新信號：面對民意，那些看似爲一黨優勢制服務的制度和條件，如今也可以沖擊和削弱這一格局。
三、未來走向：4G時代，一黨優勢制的倒計時？
大選結束兩周後，新一屆內閣于7月27日正式宣誓就職。新內閣既保留了第三代領導團隊的資深高官，也注入了第四代領導團隊的新鮮血液：內閣成員保持37人，平均年齡52歲；16個政府部門中9個保留原部長，6名新當選議員入閣任職；李顯龍續任總理；而“接班人”王瑞傑除了繼續擔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還被任命爲經濟政策統籌部長，並將在未來出任經濟理事會主席和國立研究基金會主席，其4G領導人地位更加凸顯。
受疫情影響，新一屆內閣于7月27日分兩批在兩地宣誓就職。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左）在新加坡總統哈莉瑪·雅各布（中）和大法官梅達順的見證下，率領部分閣員在新加坡總統府宣誓就職，來源：《聯合早報》
7月27日，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左一）率領部分閣員在國會大廈通過視頻連接，與新加坡總統府的內閣成員同步進行宣誓，來源：《聯合早報》& The Straits Times
其實，領導團隊接班的布局早在2020年大選之前便已經進行。王瑞傑自早年擔任李光耀秘書期間便得到後者的高度贊譽。2018年11月，時任財政部長的王瑞傑接替時任副總理張志賢擔任人民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已引發新加坡社會關注，被視爲李顯龍的繼任者；2019年4月李顯龍宣布改組內閣並任命其爲副總理，釋放出更加強烈的信號：人民行動黨已經開始布局後李顯龍的“4G時代”。今年2月慶祝68歲生日的李顯龍曾多次表示，新加坡不應有70歲的總理，自己會在大選後不久交棒。換言之，兩年之內李顯龍就會讓4G領導團隊正式接班。
由于疫情之下新加坡面臨嚴峻的挑戰，新內閣保留了經驗豐富的資深成員，對4G領導團隊“扶上馬、送一程”，以應對並盡快度過當前的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參照2004年非典結束後吳作棟辭去總理職務、由時任副總理李顯龍接任的先例，隨著疫情得到控制、社會生活回歸常態，王瑞傑及其4G領導團隊自會正式接棒。對于人民行動黨來說，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再從李顯龍到4G團隊，領導團隊的過渡和世代交替早已形成了成熟的運作機制，但真正的挑戰已然不在黨內：隨著新加坡社會深刻變化，4G時代是否會見證一黨優勢制的正式終結？
自2011年“分水嶺”大選以來，以工人黨爲代表的反對派發展壯大，在更多選區挑戰甚至戰勝執政黨，國會議席逐步增加，體現了新加坡民意的微妙變化。但這種變化不能簡單歸結爲反對黨與執政黨實力對比的實質性轉變，而更多地反映了新加坡和國際社會大環境變化及執政黨對此應變欠佳。人民行動黨60多年長期執政積累的豐富經驗、塑造的專業經營團隊和設計主導的新加坡模式，的確使這個自然資源匮乏的東南亞小國創造了矚目成就，體現了可持續性發展。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反權威反建制浪潮的推動下，執政黨與民衆溝通的軟實力尤顯欠缺。
不少選民認爲，人民行動黨精英化、強勢、家長式的領導風格造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形象。但建國後一代的選民接受過良好教育，常年在繁榮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能更加成熟地獨立思考國家公共事務。說教式地告知選民“怎麽做”已經失靈，即便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機之下也無法實現“聚旗效應”，因爲更多的人開始思考“爲什麽”。隨著反對黨陣營出現更多成熟、理性、專業且親民的候選人，選民有機會通過其它選擇發出聲音、向政治人物表明態度，尤其是提醒執政黨：人民的授權並非理所當然，執政黨應更加謙卑、具有能引起共鳴的共情力量。否則，僅憑傳統專業精英式的作風和民衆無感的數據，無法永遠維持一黨優勢。
2011年大選前夕，李光耀聲稱“如果阿裕尼（集選區）選民選擇工人黨，未來五年將活在後悔中”，遭到社會輿論激烈反彈，最終導致工人黨首次贏得該集選區並立足、連續勝選至今。全民敬仰的建國總理說教失敗，也促使人民行動黨反思並轉變傳統作風，試圖以更加謙卑的態度與民衆對話、傾聽民衆心聲。
新一屆國會任期開始之際，李顯龍于7月31日給執政黨新一屆議員發出公開信中，表示“我們必須期待國會有更尖銳的提問和辯論”【6】。同時，執政黨在堅持精英治國原則的同時，盡力吸納更多年輕力量進入政府，委以重任。
本屆大選人民行動黨提名多名40歲出頭甚至40歲以下的候選人，其中6名勝選議員進入內閣，最年輕（39歲）的閣員、新任貿工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陳聖輝便是代表：擁有悉尼大學和哈佛大學學位、精通7門語言，曾在高盛集團、臉書（Facebook）、領英（LinkedIn）等大型跨國公司擔任高管；同時紮根社區做過15年義工，手把手教社區老年居民使用智能手機社交軟件，既具有精英的專業知識與素養，也親近平和、更接地氣。相比于年齡相仿、同爲高管卻遭批“精英主義”的林紹權，陳聖輝們也許才是人民行動黨未來贏回民心的更優人選。
2011年大選期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選民後悔論”引發爭議，來源：Yahoo
除了誓言解決民生困難、實現經濟複蘇，人民行動黨也坦承民衆對于政治多元化的訴求，主動采取措施變革政治體制，朝當前的一黨優勢制“開刀”。本屆大選後新加坡國會出現12位反對黨議員，人數創下建國55年來之最。隨著國會反對黨更加壯大，人民行動黨政府首次正式承認了國會反對黨領袖的職銜，並效仿英國議會正式列出這一職銜的職責條款和特權，包括在國會享有優先回應權，有權聽取政府在國家安全、對外關系、出現全國危機時的機密報告，在國會質詢、辯論和發言等方面享有與執政黨議員和內閣成員相同的權利。
正如李顯龍在7月27日新內閣宣誓就職儀式所說，政府將順應多元化這個不可抵擋的趨勢，讓政治體制發展和演化，以回應選民訴求。在宣誓就職講話中，李顯龍甚至呼籲反對黨不僅應該對政策提出疑問和批評，更應該能夠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可見執政黨如今不只將反對黨定位爲制約和監督者，更是將其視爲共同建設國家的一份子。相比于父親李光耀動辄把“精英治國”挂在嘴邊，李顯龍很少提及這個概念。經曆了分水嶺大選，人民行動黨也逐漸接受新的現實：既然民意逐漸不支持國會一黨獨大，那就順水推舟、主動改變現有的一黨優勢制。
就政黨實力對比而言，工人黨等反對黨仍不足以挑戰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只是起到”副駕駛“的監督制衡作用，同時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式的議會民主制下新加坡國會議事崇尚紳士風度，講究法治和程序規範，並不存在不少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政黨激烈惡鬥；人民行動黨對社會資源的實質掌控和“威權式法治”也有效遏制了反對力量發展壯大的可能性；新加坡選民對執政黨不完全滿意，但也無意選擇一個替代政府，而是希望有效敦促執政黨改善提高，而長期規劃、高效執行、保持清廉和及時糾錯恰是人民行動黨在李光耀多年領導下塑造的寶貴特質。
然而現階段一黨優勢制得以持續，不代表其未來能夠一成不變：反對黨的人才基礎和組織基礎不斷擴大，爲替代政府逐漸積累條件；李光耀痕迹的逐漸淡化和新生代選民的比例增長，選民的心理和觀念也可以從量變形成質變，雖然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如果人民行動黨的活力和紀律逐漸喪失，調節社會矛盾的能力不足，國內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一黨優勢制的難以爲繼也不無可能。
隨著李光耀時代正式落幕，以及新加坡社會的發展進步，當代新加坡政治人物既不享有他的功績，也不具備他的威望和傳奇地位，更不可能像他一樣以“導師”的身份指教民衆選擇何種私人與公共生活方式。即使未來反對黨逆襲上台執政，也不可能重建李光耀時代的一黨優勢。畢竟21世紀的新加坡與獨立初期完全不同：1965年的新加坡，富足的家庭生活、劍橋大學法學院等精英教育經曆只屬于李光耀和執政團隊的極少數人；而2020年的新加坡“民智已開”、“國富民強”，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優質教育早已爲不少中産家庭共享，大衆身處信息時代，對于公共生活的思考、認知和選擇判斷自然不再是少數精英政治人物的專利。
基于傳統“精英治國”和“技術官僚主義”的一黨優勢制在全球範圍內無不遭受民主化浪潮的沖擊，而新加坡也不例外。本屆大選後李顯龍政府一系列主動求變的行動，已然說明一黨優勢制至少要在形式上做出改變、與時俱進，方有延續的可能性。
而本屆大選傳遞的信號，正如新加坡最大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編輯沃倫·費爾南德斯的評論：“最終，多數選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動黨掌權，但國會仍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予以制衡。”
參考資料：
【1】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簡稱GRC）是新加坡特有的選舉制度，也是一種選區，于1988年開始實行。根據這一制度安排，集選區需要3到6人組成團隊參選國會議員，勝選團隊所有人均當選爲國會議員。實施集選區制度的官方依據是確保國會有少數種族的代表：角逐集選區議席的團隊至少其中一人必須是來自新加坡馬來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數族群。批評者則認爲這一制度與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馳，且導致人少勢孤的反對黨處于競爭劣勢。2020年新加坡大選劃分了14個單選區和17個集選區，每個集選區設4到5個議席。
【2】Arian, A., & Barnes, S. H. (1974).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36, No. 3, 592-614
【3】根據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和《國會選舉法令》，在國會選舉中，如果當選國會議員的反對派候選人少于下限，選舉官就可以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請若幹名得票率超過15%，卻在大選中落敗的反對黨候選人加入國會，即非選區議員。非選區議員擁有的權力與民選國會議員相同，不過獲邀出任非選區議員的大選候選人可以拒絕受委。新一屆國會共104席，包括民選議員93席、非選區議員2席、官委議員（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9席。
【4】“格裏蝾螈”是一個來自美國的政治術語，指以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方法操縱選舉，致使投票結果有利于某方。這個政治術語源自1812年美國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裏奇·格裏（Elbridge Thomas Gerry）將某一選區劃分成不尋常的蝾螈（salamander）狀，以讓民主共和黨得勝。
【5】“副駕駛”策略是工人黨原秘書長劉程強于2011年大選期間提出的工人黨的“建設性反對黨”定位，即工人黨就像副駕駛的司機一樣，“不是去爭方向盤，而是去支援並時不時提醒司機，確保他夠清醒，能夠完成路程”。
【6】Lee Hsien Loong, Letter from PM Lee Hsien Loong to PAP MPs on Rules of Prudence on 31 Jul 2020,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Singapore. Retrieved August 1, 2020, from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Letter-from-PM-Lee-Hsien-Loong-to-PAP-MPs-on-Rules-of-Prudence-on-1-Au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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