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棠文史
要說中國古代統一王朝之中,論詩詞文化繁榮程度的話,宋朝是絕對有一席之地的。無論是三蘇,王安石,晏殊,還是柳永,都是在中國文化史上響當當的人物。當然也推動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這裏可以毋庸置疑地說,宋朝是一個文化上的巨人。
而要說誰是最憋屈的統一王朝,那宋朝也是有話要說。澶淵之盟,靖康之恥都是發生在宋朝。後人每每談到一些政治軍事弱的王朝,無不會談及宋朝的畏首畏尾,委屈求和。宋朝,也是一個政治軍事上的矮子。
或許是受到本國政治不利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爲宋朝的重心向南方移動,多了一些江南人家的風韻。宋詞便多了一些委婉含蓄,著名的柳永的《雨霖鈴》、晏殊的《浣溪沙》等,都是一些典雅,秾豔,精致之詞,而這些詞在之前的另一個文化高峰——唐朝,可不常見。
但其實除了本國政治軍事,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的影響。其實,在對外上,宋朝文化也是受到了很多來自對外關系上的影響,特別是遼。遼宋關系對宋朝文化,特別是詞文化産生了深刻影響,不僅僅是體現在宋詞風格上的影響,對其內容,以及創作上,都有很大的影響。
宋朝經濟文化與政治軍事實力不對等的大背景下,遼對宋朝的軍事武力壓迫讓宋代文化開始發生變化
說起宋朝,在經濟上別提有多風光,前朝阻礙商品經濟的坊市制度被瓦解,集會商場到處都是,商品經濟異常繁榮,國家也鼓勵經濟發展。所以當時的大宋財大氣粗,富商大賈流于天下。
不僅僅是商品經濟,手工業也相當發達。造紙,織布,陶瓷技術相當發達,處處都是民間作坊。這些制品不僅僅能夠內部消化,促進經濟發展,甚至還出口到了海外,賺取了大量外彙。這些都使得宋朝市民階層擴大,使宋朝的市井文化進一步發展,爲宋朝的文化巅峰奠定基礎。
柳永的《望海潮》中曾描繪錢塘的繁華景象: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玑,戶盈羅绮,競豪奢。”
經濟的發展,自然推動了文化的高潮,宋詞更是中國文化的一朵奇葩,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但是就是如此強大的經濟文化實力,卻是大一統王朝當中最爲憋屈的一個王朝,原因便是與其不相匹配的政治軍事。
話說把宋朝認定一個統一的大王朝其實也不完全正確,因爲宋僅僅是統一了中原地區。可不僅僅是西北的西域和西南的大理地區沒能掌握在手中,連原本屬于中原的燕雲十六州都在別國手裏。
宋朝當然想要收複,但實在是有心無力。宋初時年年都在打,年年都想要收複回來,但是因爲一系列重文輕武政策的不當,再加上敵國軍事實力的強大,宋朝起初還勝了幾次,之後便連吃敗仗。
宋朝的敵人還不止一個,不僅僅是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大理,最令人頭疼的還是北邊的契丹。遼在唐和五代時只是一個小邦,但如今卻雄踞漠北,拿下渤海,占據燕雲十六州,展現出了強大的壓迫力。
宋朝本來就連吃敗仗,文官當政,只好委屈求和,弄了個澶淵之盟,每年送一大堆金銀財寶當保護費才沒被打。遼的文化實力並不突出,但是奈何軍事實力強大,因此,宋朝的文學方向也被改變了。
由此可見,對于宋遼之間文化的影響,並不像之前西域之于漢唐那般,是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而是遼對宋的武力壓迫,使得政治軍事影響了文化,導致宋代文化開始發生變化。
宋代軍事實力羸弱,文風更加注重市井文化和個人情感,遠沒有漢唐時宏大豪邁的風格
連最高層都委屈求和,自然會影響到古代與“大夫”命運相連的“士”,政治上的變化導致宋詞的文風也變了。
以前主張抗遼的範仲淹等人在起初也有此等雄心壯志:
“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後天下人之樂而樂。”
在宋朝戰事連連退卻後,當初躊躇滿志的他也只能發出感慨:
“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雖然有錢,但是脖子被別人掐著,難免會使得宋詞人沒有了漢朝馳騁大漠的豪情,沒有了唐朝憂國憂民的宏大,宋朝的詞文化反而轉向了對市井生活的描繪,對個人情感的訴說。
宋朝的代表詞人有很多,比如柳永,他可以說是宋朝最受廣爲流傳的詞人。有這樣一句話描述柳永:
“凡有井水飲處,皆有柳永詞。”
而他的詞風,便是哀怨婉轉,秾豔精致。比如:
“潇潇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
這些都是其詞風的代表,如柳永詞風之人也數不勝數,由此可對宋詞詞風管中窺豹。從其他詞人之中也可見一斑,甚至連豪放也不及前人的豪放。
李白的豪放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式的豪放: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而蘇轼的豪放卻是因爲現實過于殘酷,轉向于忘卻煩惱的消極逃避。
“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這些都是宋詞風格上的一個特點,而後很難有這麽一個時期有宋詞這般特殊——專注于個人與市井,其畫面和格局上顯得比較“小”。
除了宋朝經濟之發達,市民階層擴大之外,遼對于宋的軍事壓迫,讓宋朝專注于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文化反映出來的便是其政治方面,由此,宋遼關系對于宋詞風格的形成也“功不可沒”。
隨著宋與遼民族之間交流的加深,宋詞開始融合吸收契丹文化,宋代文化也開始發生改變
宋與遼的關系並不是一直都劍拔弩張,隨著對峙的持久,其文化的交流也在加深。契丹雄踞漠北,是典型的遊牧民族,與漢人的農耕文化有著很大區別。但文化的區別也意味著相互的交流與融合,從宋朝與遼貴族的聯姻,再到民間的往來,這些都促進了雙方的交流。
交流不僅僅局限于往來,聯姻,還有詩詞文化上,也有重大的影響。
宋詞的內容不僅僅只是局限于江南人家和漢人的生活,對于契丹風情的下筆,更讓其內容更加豐富。比如姜夔,提起他想到的便是詠物詠情,但是他也曾寫過一首關于契丹的詞,比如他寫過《契丹歌》,其中寫道:
“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車如水馬若龍。春來草色一萬裏,芍藥牡丹相間紅。”
這樣的句子,對于他個人來說,是豐富了自己題材,使自己的詩歌內容更加多元;但對于宋詞來說,便是展現出契丹的民族風貌,對于宋詞內容不僅僅只是局限于自身,對于其內容的豐富具有重要的意義。
並且隨著交流的不斷深入,使者的不斷來往,一些士人開始用契丹語來作詩,並把其當作一種時尚。余靖曾用契丹語作詩:
“夜筵設罷(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
宋詞關于契丹的風貌展現,不僅僅只是爲詞的創作提供了素材,豐富了詞的內容,對于民族之間的融合也有意義。不僅僅只是讓民衆了解契丹文化,契丹風貌,對于漢文化與契丹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著重要意義。
綜上,宋遼關系對宋文化的影響並非是消極的,相反,這使得宋文化成爲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推動其文化走向了另一個高峰,也促進了民族文化的進一步交流。
雖然在政治上,宋朝一直被打壓,但這也變相促進了中華詩詞文化的多元,又爲中華寶庫新增了一件寶藏。以往的漢賦和唐詩,畫面格局都顯得很大,邊塞詩,詠懷詩,都是漢賦唐詩的精髓。而關注于市民生活和精致典雅的詩詞精品卻不是很多,無疑,這種風格的宋詞的大量出現,也填補了這一塊的空白。
並且不僅僅只是填補空白這麽簡單,這其中不乏很多作品是超越了前人的水平,王安石,蘇轼等人,更是被稱爲是詩詞文化的頂尖人之一,將詩詞文化推向了一個頂峰。
在另外一個方面,契丹文化也作爲一個文化種類被包括進了中華文化的寶庫當中,豐富了宋文化的內容,也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
總之,在文化上,宋遼之間的對峙關系,對于促進文化多元,推動文化發展,豐富文化內容,增強文化創作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中國通史·宋辽金元史》
《全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