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地時代的新加坡，華人社群分爲海峽華人與中國移民。
“海峽華人”俗稱 “峇峇” ，女性則稱 “娘惹”，是中國移民與馬來亞當地土著的混血後裔。他們的祖輩約于 14、15 世紀從中國南來馬來半島，在本土化的過程中，生活上逐漸吸收土著的語言、服飾、食物和習慣。
這一群體在其後，逐漸轉向英文教育，也多屬于殖民地時期新加坡的上流社會。其實，海峽華人的名字，便是源于一個名稱：海峽殖民地。
1826 年，英國將新加坡、槟城和馬六甲並爲 “海峽殖民地”。
而中國移民，則是堅持華語教育，並以中國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新加坡華人。許多心系祖國的南洋華人，都屬于這一群體。盡管這一群體不被殖民地政府接納爲“上層社會”，但也是大企業家、大文豪頻出，如南洋大學的創立者陳六使。
英語教育和華語教育，是海峽華人與中國移民的核心分界。
語言，作爲民族文化的載體，既是民族的凝合劑，也是民族意識的基石。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也以此作爲切割華人與中華文化聯系的匕首。
在殖民地時代，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只集中發展英校，任由華校自生自滅，而英校在財政、行 政、校舍、設備、師資和課程等方面都遠遠優于華校。
正是在這樣的夾縫中，華人社會自力更生，捐款捐物，保護華校發展，爲中華文化留文脈。南洋大學，便是其中的典範。
客觀地說，在二戰前數十年，新加坡的中華文化一直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華文教育、華文報紙、華文文學和華族文化活動等的蓬勃發展；華校發展到 20 世紀 50 年代，已建立了從幼稚園至大學的完整體系，而且在 1954 年之前，華校學生的注冊人數一直領先。
不過，隨著一位海峽華人的崛起，新加坡的華語文化，卻反而陷入了低谷。
這位海峽華人，便是李光耀。
李光耀來自峇峇家庭，母親是福建娘惹，他自小接受英文教育，分別就讀于萊佛士學院和英華學校，然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深造。從英國學成回來後，他卷入反殖民鬥爭之中，最後領導新加坡走向獨立。
盡管在成爲新加坡總理後，李光耀處處凸顯其華人身份，也常常在英語圈講華語，但在文化是英、是華的問題上，李光耀卻是鮮明的去中華化的態度。在文化上，獨立後的新加坡，保留了英國的體制、行政、法律、語言、教育政策和價值觀。李光耀尤其重視英語，並將英語設爲官方語言。
在李光耀看來，英語是國際優勢語言，具有高實用價值; 與此同時，英語在新加坡是中性語言，可以沖淡周遭的反華情緒和團結本國多元種族。
于是，南洋華人迎來了吊詭的曆史境遇轉變——
在殖民地時代，新加坡華人有效地反抗了殖民者的文化殖民，華語教育在殖民地政府打壓下，仍欣欣向榮；而獨立之後，新加坡華人並未等到一個去文化殖民化和發展本族文化的契機，曆史的車輪滑入了另一軌道——去中華化加速了。
華語教育的逐漸走弱便是其印證，具有百多年曆史的華校在建國後短短 22 年關門大吉；這其中，尤其以1980年南洋大學的關停爲典型。
更爲吊詭的：新加坡說著英語，推廣華語！
在英語的官方語言已然確立的氛圍下，李光耀搞起了華語運動。
20 世紀末，新加坡掀起了華語運動和儒學運動，倡導者，便是力行去中華化的李光耀。
第一屆華語運動于 1979 年 9 月由李光耀親自主持開幕禮。它的目標涵蓋社會、語文、文化、經濟等 各層面，而保留傳統文化的設想則始終如一。它的對象從一般群衆轉向白領階級，進而至英文教 育者和專業人士。1993年的獅城舌戰，更讓新加坡成爲彼時的華語中心。
至于儒學運動則從校園開始，擴大到社會層面。從 1983 年起，新加坡教育部 即設置儒家倫理課程，讓中三和中四學生修讀; 還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前來指導編寫工作和發表儒學演說; 又集資千萬成立東亞哲學研究所，並召開多次學術會議。
除此之外，爲了有效提高學生的華文程度，新加坡教育部頻頻推出華文教學大小改革，尋求種種適合華族學生學習華文的方案。
華人老師用英語，教華人學生華語，堪稱是新加坡華語教育的奇景。
曆史似乎又重複了新加坡海峽華人從 “西化”到 “再華化”、從 “文化殖民”到 “去文化殖民” 的旅程。華人世界都在感慨：新加坡在尋根中華文化了，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就在華語運動發起的一年後，李光耀強勢關停南洋大學，便給出了答案——在華語的通用性和實用性超越英語前，華語不會在新加坡回歸強勢語言的地位。
華語運動和儒學複興，在英語的語言氛圍下，又如何能結出碩果？華語運動更多是在新加坡國族意識的基礎上，對尋根意識進行補充，而非真正以複興中華文化爲己任。
新加坡已然以自己的母 語、傳統文化和華族身份爲抵押，換取國家經濟發展和物質建設。文化的傳承一旦斷層，非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是不會得以重塑的。
事實證明，華語運動之下，華人沒有“再華化”，只保留了許多“僵硬”的小傳統。
20 世紀 80 年代，儒家話語對大多數學生沒有親和力和吸引力，加 上其他因素的幹擾，儒學運動到 80 年代末便無疾而終。30多年的華語運動，雖然“長壽”，卻也是空活一生。華文教學改革之頻密，被新加坡人譏諷爲 “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1992 年、1999 年、2004 年、2007 年、2009 年等出台的 報告書或發布的政策，無不引起華人社會英語群和華語群的熱烈討論和爭辯。經年的教改，雖然推進了華語的普及，卻始終未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華文程度。
現在的新加坡，英語已經取代華語，成爲家庭用語。根據新加坡教育部的調查，以英語爲主要用語的華人家庭，從 1990 年的 26% 上升到 2009 年的 60% 。
新加坡華人的傳統文化，經曆建國初期政府的務實政策，早已呈現文化土壤變質和文化斷層的嚴重現象。國家領導人文化的醒悟和努力，其實也是從務實的角度出發——李光耀和李顯龍掌握國家機器，但缺乏深受儒家文化浸潤的華人知識分子的文化視野與關懷，多年來所實施的語言、文化和教育政策，事實證明，更多是務實的作秀。
當然，更務實的還是新加坡華人。
華人父母爲孩子教育的籌謀，基本以英美學校爲第一考量，也因此，自小對孩子進行深度的英語教育，這也導致華語教育缺乏群衆基礎和對新加坡華人的“實惠”。
實用主義的新加坡，以實用主義的西方文化，塑造了實用主義的新加坡華人，他們以實用出發，又怎會如百年前的南洋華人，爲往聖繼絕學、爲中華文化傳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