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一等”卻沒打籃球，想從事研究工作卻當上公務員，宣布了三個預算案，竟沒當上財政部長——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身上集合了許許多多的“非理所當然”。配合傳記上卷“Tall Order: The Goh Chok Tong Story”問世，吳作棟透過電郵接受《聯合早報》簡短訪問，記者結合了訪問內容和傳記的精彩片段，讓讀者了解他如何一步一步地挑起治理國家的“高難任務”。
“我沒有選擇政治，是政治選擇了我。”
現年77歲的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在傳記上卷“Tall Order: The Goh Chok Tong Story”（《高難任務》）的自序中開門見山，一語道破他從未想過從政，更別說奢望有一天會成爲新加坡政府的首腦。
他的政治伯樂是當時正在物色接班人的財政部長韓瑞生。吳作棟這名經濟系高材生曾在財政部工作，了解財長工作性質，也自認能勝任。
“我的想法並非是要當政治人物，我以爲財政部長不外是另一個技術官僚——韓是技術官僚，我從沒把他當政治人物。”
于是，對政治一竅不通，不知道要如何贏得選舉或如何接見選民的吳作棟，懵懵懂懂地步入政壇。
更有趣的是，他雖在國會宣布了三個預算案，卻不曾當上財長，而是輾轉主管新的部門——貿工部。盡管他隨後調往被視爲較次要的衛生部，但他堅持“不理會閑言閑語”。
“我只是做我的工作。就算不是當老大，那又怎樣？我沒爭取，我只是做好我的工作。”
希望傳記能激發新加坡人
回答《聯合早報》他最希望讀者透過傳記了解他的哪些事迹，吳作棟強調他沒當總理的天賦，上小學時是個文靜的普通學生，在萊佛士書院時參加許多課外活動，才發現自己的領導才能。
“被引進政壇後，我就全心全意去做；我學習、掙紮並堅持。我的責任感給了我擋風遮雨的耐力，讓我完成我的政治旅程。”
他也說，許多人爲了實現崇高的目標而活，他們不是只要創一番事業、賺錢、養家和享受生活，而是要對國家社會做出貢獻。
“我的傳記主要面向這些人，它不是一部桃色秘聞，也不是白手起家的奮鬥史。我希望我卑微的故事會激發能幹和成功的新加坡人把眼光放遠，找出要在生命中追逐的事，不論是環保、動物福利、社區事務或慈善。”
吳作棟強調，服務國家人民是他人生最大目標，但這份艱巨工作不一定受認可，決策經常受非議。“我們必須努力實現信念，讓新加坡更爲美好。不要擔心是否受認可，曆史將是最好的評判。”
與李光耀的微妙關系
就算建國總理李光耀公開吳作棟並非接班人首選，指他向大批公衆講話時有如木頭般，甚至建議他向心理醫生求助，吳作棟深信用“明刀明槍”數落他的李光耀，是對他溝通能力之差勁感到一籌莫展，才不得不用激將法。
他在《高難任務》自序中說：“不論是私底下、在內閣裏或是衆目睽睽之下被李光耀訓斥，我都不把這當人身攻擊，即便這些話蠻羞辱人的。他是我的導師、師傅、老師，我明白他的出發點。我吞下藥物但不覺得苦，我堅持下去。”
就算若幹年後回想起事件，總結出李光耀當年批評他是要傳達“還不是時候引退”的信息；就算沒當機立斷逮捕涉及“馬克思主義陰謀”、圖謀推翻政府的人，導致氣急敗壞的李光耀在內閣會議中直言：“如果‘龍’不是我兒子，我會叫他現在就取代你”，吳作棟也始終不認爲自己是李顯龍的暖席者（seat warmer）、一個過渡性的新加坡總理。
理由再簡單不過：李顯龍是他本身從武裝部隊發掘出來的人才。吳作棟在爲傳記受訪時，展示收集了李顯龍資料的文件夾，裏頭有其履曆，包括華文會考C4的成績單，說明李顯龍過五關斬六將才被行動黨選中。
然而吳作棟坦言，他腦海裏並非完全沒有閃過李光耀可能撤換他這個繼承人的念頭。當上總理的第一年，盡管黨秘書長由總理出任是一貫的做法，李光耀卻提出“能否繼續當秘書長”的問題。
《高難任務》引述吳作棟的話說：“那說明什麽？他不確定我是否會改變或是否會取得成功。很多人當上總理後就變了——撤了所有老將並建立自己的團隊。權力會令人改變，因此他問我能否讓他繼續當秘書長。
“你知道我的作風，我答應了。換言之，身爲行動黨秘書長，他有撤換我的權力。這是衆所周知的，他可以決定把我踢出行動黨。我一出去，就會失去議席，就可以被廢。”
但吳作棟仍自信地認爲李光耀假以時日會退下。“如果我對他說‘不’，他因此退黨，他可能會是另一個馬哈迪。看看馬哈迪即使已經92歲，還做了些什麽！如果他繼續留在黨裏，我們可以討論，我們相信彼此、厘清疑慮。”
例如，吳作棟原本只要委任王鼎昌爲副總理，李光耀對此表示不解。吳作棟不覺得李光耀是要自己的兒子當副手，純粹只是認爲李顯龍合適。吳作棟當時解釋說，他是考慮到在把觸角伸向華人社群方面，王鼎昌更勝一籌。但他也清楚地讓王鼎昌知道，李顯龍是未來的總理人選。
比較第二代與第四代領導團隊
世界科技出版的《高難任務》是由《海峽時報》前采訪主任白勝晖執筆，書中多處可見吳作棟“現身說法”。除了收錄吳作棟自序，作者在每一章尾端還附上訪談節錄。此外，吳作棟還親寫後記，針對每一章提出看法。
書中有個有關我國第二代領導團隊的章節“The Magnificent Seven”（七好漢），講述建國元勳如拉惹勒南和林金山如何批評當時被喻爲“七好漢”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建國元勳認爲他們雖能做好工作，卻缺少治理和領導的熱忱。
“七好漢”之一的林子安受訪時說，他們確實是把爲新加坡人創造更美好的新加坡視爲一份工作，還坦言若非李光耀找上他，他不會自願從政，“因爲那不在我的血液裏”。
另一人丹那巴南則說，他們之所以從政是因爲認同當時領袖的說法，擔心商界、民事服務等領域的成功人士都不從政，恐怕會吸引有野心、別有居心的人踏入政壇。
吳作棟在後記中寫道：“像王鼎昌、丹那巴南、林子安、陳慶炎和我這樣的技術官僚，我們都不是天生的政治家。我們毫無准備但心甘情願；初期胸中沒有激情但火點逐漸點燃。在新加坡過渡到新階段的過程中，我們充滿熱忱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種種對第二代領導人的批評，加上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有明顯的領導人，團隊必須團結並取長補短，這讓人容易把他們與第四代領導班子相提並論。
對此，吳作棟透過電郵說，第四代部長能幹、勤奮、盡忠職守、可管好各政府部門和治理國家，但他們“必須團結新加坡人並證明能勝選”。
吳作棟語重心長地說，每輪政治領導層交接都有自己的韻律和挑戰，他那一代“沒有經曆過長的痛苦就選定了領導人”，然後給予他支持。他把這視爲團隊的長處。
“距離李顯龍總理卸任已經不遠，盡管我認爲第四代應及早選出同侪之首，他們最清楚什麽時候才應這麽做。他們必須知道領導人的優缺點，整個團隊一起支持領導人。准領導人則必須是最能動員他人者，結合衆人的長處，組成團結的第一等內閣。”
傳記4大事
吳作棟與李光耀的緣分
吳作棟從政前，其實就已數次與李光耀碰頭。這包括以萊佛士書院曆史學會會長身份，邀請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長大衛·馬紹爾和當時在野的行動黨領袖李光耀，擔任論壇主講嘉賓。他當上公務員後，也成功通過李光耀的面試，差點兒擔任類似私人秘書的職務。
想不到他後來竟須想方設法擺脫李光耀的影子。例如，他接任總理前，堅決不要在“充斥著李光耀味道”的地方辦公。他後來經李光耀提議，把辦公室設在李光耀原本的飯廳，就在李光耀辦公室樓上。
“我當時想：沙發應該選軟的還是硬的？他用的沙發是硬的，有個木框、沙發墊很薄的那種。這是他引以爲豪的。當時我必須決定，是要以他爲榜樣，表現得節儉，還是要換更好的？結果我選了軟的沙發，因爲我想，現在都1990年了，接待賓客時，應該不用像李光耀當年那樣，得一再強調我們有多節儉。”
事業發展都是無心插柳
想要爲更高的薪酬而毀約；從民事服務過檔到蚬殼公司卻沒成功；發表了三個預算案卻沒當上財政部長；從衛生部長“降”爲第二衛生部長，好讓原國防部長侯永昌成爲衛生部長，自己則取代侯永昌擔任國防部長，卻因不願被視爲李光耀派到衛生部的“間諜”而沒有踏足衛生部——吳作棟感歎命運捉弄人，笑說自己的事業“是失敗的”。
“韓瑞生計劃退休，他要爲財政部物色新人。我發表了三次預算案、在國會回答問題，以便在他退休時，有人已做好准備。1983年，韓去世時仍在任，當時已經有其他人能夠勝任了。那時，陳慶炎已經進來。他是合適的人選，我就做其他東西去了。”
李玮玲與何晶 誰適合參選？
吳作棟透露，李光耀不曾親口向他舉薦李顯龍參選，也沒推薦過次子李顯揚，但曾在國會尚缺女性代議士時，提過女兒、神經科醫生李玮玲。李光耀認爲她會是很好、很有社會良知和正義感的女議員。
吳作棟不動聲色地向李顯龍及時任行動黨青年團主席楊榮文征求看法，兩人都不認同，他也就沒再提這件事。
既然是缺女議員，那吳作棟有沒有考慮過李總理的夫人何晶？
吳作棟說，他確實問過何晶是否有興趣從政。他是在國防部與何晶的接觸中看出她“很有料”，“會是個好部長”。何晶當時表示還沒作從政考慮，後來計劃趕不上變化，她與李總理結了婚。
“她成了李家一分子後，我就沒再問她要不要從政了。顯龍會反對，她會反對，新加坡也會反對。”
汲取安順區補選教訓
行動黨在1981年安順補選中敗北，對行動黨和吳作棟都是一記警鍾。
安順區行動黨原議員蒂凡那獲得84.1%的選票，萬萬沒料到11個月後的補選中，工人黨秘書長惹耶勒南會勝過行動黨參選人馮金興。
敗選後，吳作棟走了超過一公裏路到安順的行動黨支部打電話，心裏不斷盤算要如何向李光耀交代。
電話接通後，他直言沒預料到會敗選，也不了解民怨，李光耀並沒有光火。“你那時學習到當領導人就要把眼光放遠，要思考接下來應做些什麽。”
行動黨後來召開了檢討會，吳作棟和一些年輕議員都覺得應該把安順聯絡所交由惹耶勒南管理，但年長的議員不同意。
“交了給他，他可以鞏固地位，我們就失去再回到安順的機會……但留住聯絡所管理權的理由呢？它是政府設施的一部分，要用它推廣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