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面對面
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引起多國關注，包括積極鼓勵本地企業和法律服務等專業趕搭這趟列車的新加坡政府。
黃偉康具備新加坡及法國巴黎律師執業資格，精通法、中和英三種語文。他當年毅然選擇了少人走的窄路，如今已爲自己開拓了康莊大道。
他當年爲何不“好好”在本地執業，反而出走浪漫之都巴黎？他在法國和中國打拼多年，爲何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選擇回新？
他在受訪時也談及法國和中國的文化差異，在兩國執業的不同觀察，以及他對新加坡律師的看法。
一法通，萬法通。這個說法指的是專修一個法門，就都明白其他法門的修行方法。43歲的黃偉康是“中（文）法（文）”通，而萬法（律）皆通。
認識黃偉康得先從他的背景說起。
父親是退休商人，母親則經營美容院。姐姐也念法律，目前在司法界服務。
黃偉康先後在聖公會中學、維多利亞初級學院就讀，畢業後前往英國萊斯特大學攻讀法律。
學成歸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接受培訓時，他非常尊敬的國際法教授埃林傑（Peter Ellinger）告訴他：“與法國人進行跨境交易談判時，除非你能用法語，否則永遠贏不了他”。
教授的話深深觸動他的心弦，使他意識到從事法律工作，不能單靠法律知識，也須掌握語言和其他技能。
從法文一竅不通到在法國執業
留學英國時，他多次到鄰近的法國旅遊，對法語和法國文化著了迷。當年對法文一竅不通的他下定決心要學好法文，到法國當執業律師。
這個決定很不容易，甚至不合乎傳統，因爲他已26歲，要學習新語文顯得有點“老”，況且當時已經被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聘請。
他解釋說：“一旦攀爬企業樓梯，就得做出許多犧牲，所以趁年輕還能闖蕩時，該勇敢走出安樂窩，做有別于一般的事情。”
在費盡一番唇舌勸服父親後，他前往所喜愛的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的出生地——法國東部貝桑松市（Besancon）一所法語學校，展開學習之旅。
一年後，黃偉康的法文水平達到大學要求，就到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攻讀法律碩士課程。
隨後，著名國際經濟學教授梅瑟林（Patrick Messerlin）邀請他，到法國知名學府——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
與梅瑟林教授共事，讓他對律師業有了全新的看法與認知。
黃偉康說：“梅瑟林教授給的第一份作業是閱讀世界曆史地圖集。我當時想，幹嘛要我們去閱讀與經濟學毫無關系的世界曆史？
“但在梅瑟林教授的指導下，我逐漸明白，原來一名優秀的律師不僅僅要有豐富的法律知識，還應該是一名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
“律師在執業過程中會受到許多重大事務的影響，我們須不時自我提醒，我們不過是大千世界中極爲渺小的一部分。”
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他被巴黎國際仲裁法庭聘請，當亞洲團隊的主管律師。
首位獲得法國律師執照新加坡人
不說不知，原來黃偉康是首位獲得法國律師執照的新加坡人。
他當年在巴黎國際仲裁法庭工作後，要考取法國律師執照，當局卻不讓他考，理由是新加坡也不允許法國人在本地考執照。
經過幾個月的交涉和磋商，當局終于點頭，他就成了第一個獲得法國律師執照的新加坡人。
在法國，頂級律師事務所聘請律師都要求對方擁有法律以外的其他學位。同時擁有法學和經濟碩士學位的他，一拿到法國律師執照就獲得巴黎最富盛名的基德律師事務所聘用。
黃偉康說：“在法國的學習經曆和工作經驗，教會我以多元化的方式來開展律師工作，讓我至今十分珍惜和感激。
“一個人如果對廣泛課題不感興趣、缺乏對不同文化的了解，也沒有豐富的經曆，那麽他很難以一個世界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掌握法語讓他如魚得水，再加上是基德律師事務所中唯一能說流利華語的律師，使得他能參與許多涉及亞洲區域的交易。
一次，他被派去爲一家中國國有企業收購法國酒莊的交易提供法律服務，這也是第一家收購法國酒莊的中國公司。
隨後，法國和中國並購的交易紛至沓來，他都代表中國客戶。
承辦多個中國交易之後，他意識到中國作爲一個超級經濟體的時代就要到來，“這萌生了我參與更多中國並購（兼並與收購）交易的願望。”
在巴黎生活和工作了10年的他，認識了在奢侈品牌公司任職的香港籍女友。2012年，他決定帶著妻子移居北京，女兒在北京出世。
他說，當時正值中國對外投資大事宣傳的階段，上海是外資對大陸投資的首選地，而大部分陸資對外投資則來自北京。
“移居北京是個非常棒的體驗，我的語言能力加強了，北京也開啓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機會大門。”
2015年初，爲了年邁雙親，他告別待了三年多的北京，回到新加坡。今年，他的6歲獨生女上小一。
中國人對合同觀念不一樣
對許多西方國家來說，簽署合同往往是協商的最終目標；但是，中國卻不同，簽署合同反而是爲了進一步協商而給予對方信任的一種形式。
“中國人對合同的觀念，與西方人不同。對中方來說，簽了合同不代表這個合同關系就定死了，很多時候還得考慮交情、與合作夥伴的君子協議是什麽，長遠的合作關系又是什麽？合同有法律效果又怎樣？我認爲感情比較重要，關系比較重要。”
黃偉康說，在中國，很多人都會強調“關系”的重要性，但他認爲，“關系”的定義常常被誤解了。
“所謂‘關系’，不僅僅是指你認識一個人罷了，而是需要你用時間和精力去建立對方對你的信任，並讓自己成爲合作對象的一部分，了解他們的真實需要，這樣他們才會把你當成‘自己人’。
“從律師的角度來說，就是須全心爲客戶著想，提供優質服務。其實，我發現一些中國人是我見過最爲忠誠的朋友和客戶，因爲他們會不辭萬裏地幫助你。”
比較法國和中國的文化差異，他說，在兩國從事律師行業的感覺截然不同。
“法國跨國公司通常非常重視頂尖律師所提供的意見。我在巴黎時，每天都和跨國公司的高層頻繁互動，經常會比媒體更早了解到許多公司內部重要發展的一手資料。
“中國公司則比較注重等級，律師們須要有效地通過一層又一層的級別，爲顧客爭取最好的結果。”他說，法國人非常尊重會說法語的外國人，中國人也很欣賞能以中文有效溝通的新加坡律師。
“所以無論是在法國或在中國工作，都讓我感到十分的惬意。中國的工作經曆，讓我成爲一名更好的律師。”
掌握華文趕搭“一帶一路”列車
新加坡律師要趕搭“一帶一路”列車，須積極策劃，走出安樂窩，更重要的是——掌握好華文。
黃偉康說，一帶一路爲新加坡的專業人士帶來許多機遇。它涵蓋的領域包括基礎設施、銀行和金融、電信等，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他認爲，新加坡擁有高技術人才，具備強大潛力。許多要在東南亞進行投資的中國公司，會選擇在這裏設立據點。
“一帶一路發展迅速，當我們還在討論這個課題時，中國早在去年11月召開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推出數碼一帶一路議程。
“新加坡政府及法律專業機構可以爲年輕律師帶頭，協助他們了解這些領域並掌握相關技能，未來才能有效參與其中。”
他指出，律師事務所的高管也必須意識到時代正在改變，只專注本土業務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得到其他國家尋求業務和發展機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創造財富的重任也不像傳統時代那樣，單單由資深律師承擔，年輕律師也應該承擔。”
他說，現今律師事務所面對的難題是征聘和留住年輕人才。現在的年輕律師成長的環境不同，他們多數渴望在職場中得到鼓勵，並馬上獲得回報。
“律師事務所須給予年輕律師時間、資源和靈活性，讓他們積累經驗和學習技能，奠定堅固的專業基礎。”
“在年輕律師身上投資，把他們外派到世界各地短期打拼，回來後，他們必能更好地工作。”
“我希望年輕律師更勇于冒險。正因爲年輕，所以沒有什麽輸不起。機會的大門，永遠只對那些敢于冒險的人敞開。”
應給年輕律師更多接觸中國法律機會
新加坡政府和律師事務所應該思考爲年輕律師提供更多接觸中國法律的機會，包括與中國律師事務所互換人才，以及增設到中國頂尖大學留學的政府獎學金。
黃偉康律師說，新加坡律師有許多機會前往英國和美國律師事務所進行人才互換，但到中國的機會卻不多。
他認爲，應該重新審視這一做法，“我知道許多中國科技公司願意接受新加坡實習生和聘用執業律師，如果律師事務所願意爲年輕律師爭取這些機會，我相信整個法律界都會受益于他們的經驗。”
他說，對許多新加坡律師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謎團。
“他們不清楚如何在中國做生意、談判和簽訂交易，中國的企業文化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他們也不知如何調解中國客戶之間的糾紛。”
“另一方面，中國人則對新加坡華裔感到困惑，因爲我們是華人，卻沒有足夠的華文詞彙跟他們溝通。”
他說，新加坡華人在學校至少學了10年的華文，卻無法達到一定水平，工作時無法用上，十分可惜。他鼓勵年輕律師更積極參與中文浸濡課程。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等組織開辦了許多中文課程，但參加的律師，卻遠遠少過從事商業或金融領域的專業人士。
“一般人因爲中文表達能力差，而羞于使用。其實，唯一有效提高中文水平的途徑，就是不斷地使用。練習、練習、再練習。”
黃偉康很早就意識到華文的重要。在聖公會中學念書時，他選修高級華文。閑暇時，也經常閱讀中文小說。
“我有許多住在新加坡的中國朋友。我很喜歡看中國的電視節目和電視劇，比如一度熱播的《延禧攻略》，這些都提高了我的中文水平。”
最近，黃偉康開通了微博推送功能，不間斷地推送中國新聞。一有時間，他一定閱讀《聯合早報》和《聯合晚報》。正如他說，學習一種語文不難，但要掌握這種語文，需要一生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