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英文傳記“Tall Order: The Goh Chok Tong Story”（ Volume 1）去年底由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前新聞工作者白勝晖編著；中文譯本《高難任務：吳作棟傳》（第一輯）下周問市，由八方文化創作室與焦點出版社聯合出版，林琬绯翻譯。
配合新書發布，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媒體集團社長李慧玲與資深高級記者周雁冰，在總統府與吳資政做了一個多小時的專訪，探索他眼中的個人、華社、政治生涯，以及他對新加坡未來政治景觀的期許；資政也很坦誠地分享了他政治人生中最感驕傲和最感遺憾的事。
看著攝影、攝像以及打燈和架設的錄像機，資政自我調侃：我以爲我已經不需要應付這種場面了！
吳作棟剛在5月20日慶祝他的78歲生日。
1976年，才35歲的他受命在大選中出征新加坡東部一個新劃出的選區“馬林百列”，正式亮相政壇。
時間一晃43年。43年間，新加坡人看著吳作棟與國家一起成長。紀念開埠200年的新加坡還很年輕，78歲的吳作棟在訪談最後，翻著書裏的照片說：“我們都會變老，不是嗎？”語氣不無感慨。
作爲政治領袖，吳作棟永遠必須站在鎂光燈裏，無所遁形。我們通過媒體看到他的快樂、堅毅、憤怒、傷感……國人也一直會記得，1988年國慶群衆大會上，建國總理李光耀公開指吳作棟在第二代領袖中，並非他的首選。
1990年11月，吳作棟從李光耀手中接棒成爲我國總理；2004年8月，他交棒李顯龍。作爲建國以來的第二代領導人，第二位國家總理，吳作棟無疑站在我國曆史獨特的一個位置上，與第一代至第四代領袖都有直接接觸、一起工作的經曆。《高難任務》記錄了吳作棟這獨特的經曆。
問：資政，我想先請您描述自己。我們在許多報道中看到別人描述您——認真、真誠、友善、快樂，還有笨拙、不自然的政治人物……如果您自己說，您會怎麽說？
答：哈哈哈……那要看是何時的我。目前，我是一個滿足、開心，能夠快樂生活的人。年輕時，有工作壓力，我比較嚴肅。眼下，我的哲學是心滿意足地，帶著一顆平和歡快的心航向未知。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自己，那是謙虛（humble）吧！
問：您會如何概述自己的強處與弱點呢？
答：強處是，當我被賦予責任，尤其是我堅信的重任，我會全力以赴。當然我得克服弱點。以總理的工作爲例，我得克服缺乏華語溝通能力的問題，我需要理解華語社群。我仍沒法說，但我聽得懂一些，我學會閱讀和溝通技巧。需要時，我用福建話。
■華社縮小但繼續存在
問：建國總理李光耀曾形容華語社群爲沉默的大多數，您會這麽看嗎？
答：我不肯定他們是否還那麽沉默。他們也面對生活費問題，也關心實際問題如工作就業、孩子教育等等，這些問題上他們並不沉默。不過在其他問題方面，與受西式自由派教育的新加坡人相比，他們雖然有看法卻信任政府，雖然會埋怨但是會順著政府的方向，因爲李光耀建立了兩者間很好的互信。
問：您在任總理的1995年，是南大慶祝成立40周年紀念晚會的嘉賓，當時南大生要求南大複名，後來就沒有消息。您怎麽看待這個群體？
答：他們有華人傳統，思考具深度，能理解一個社會要如何治理。我覺得他們要的是一個和平和諧的社會，一個強大的政府。
1995年南大生歡迎我，因爲我和南大關閉沒關聯。他們希望我能爲南大複名做點事。我個人並不介意把南洋理工大學改爲南洋大學。教育部和南洋理工大學師生討論以後說，師生傾向保留南洋理工大學。我同意了。
除了懷舊，你得向前看。主要看法是，南洋理工大學的教育重點是科技，南洋大學代表了另一種大學。所以我說好，我們向前看，意思是繼續南洋理工大學的名字。
問：接下去，您覺得所謂“華社”還存在嗎？
答：我想會越來越不明確，隨著更多國人掌握雙語，英語也成了主要工作語言。不過我相信華社將持續存在，只是相對全國人口會縮小。我們需要一個核心華人社群。以本地會館來說，他們也是雙語的。我參加海南會館晚宴，我說英語，他們約五六十歲，也說英語。他們的英語不如華語好，但你看得出他們的思維不同。我希望我們新加坡華人盡管英語用得更多，仍然紮根華人文化。
■國家集體利益應超越個人利益
問：這會影響我們的社會本質嗎？您說小時候，國人都深具傳統文化價值觀，現在西化了，思想更開放，要求也更多。
答：到今天，我們的重點仍是社會集體利益。那些不曾到海外旅行生活，沒有大量接觸民主自由理論的人，他們明白集體利益爲先，個人利益爲後。不過如果你曾在歐美生活，享受了自由，你可能認爲個人利益更重要。
我喜歡atomise（原子化）這個詞。我們就像原子，每個人做自己，聚焦自我。人人可追求興趣，追求所好所愛，不再只滿足父母要求，去打一份工，組建一個家庭。
今天，更富裕的新加坡人要實踐自我，這挺好。但個人和集體利益沖突時，何者爲先？過去，我們首先考慮集體利益。今天，個人利益步步擡頭。這並非壞事，但是社會和政府，必須在個人追求以及集體對和平穩定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問：您認爲我們現有的機構和機制，有允許個人更多追求和發展自我的空間嗎？
答：我們必須這麽做。否則，我們很難和他國競爭。如果都是國家領袖出主意，就算領袖英明，國人只是跟著走，長遠來看，國家將失去競爭力。你需要創意，需要具創新精神的國人，你必須讓他們創造。他們的想法和意願未必和政府同調，你得接受。但是我們得設法要求國人負責任地發揮創意與自由。
就像藝術家，他們渴望自由，不希望被審查控制，但是他們不時超越社會規範。藝術家會說：我的工作就是打破界限。但是社會沒准備好。有時，個人創意會引發反彈，使社會分裂。
所以我們在容許自由的時候，也得留心。這是政府的工作，讓個人負責任地擁有更多自由。你或許會問什麽叫負責任，因爲藝術家的責任就是推倒界限，哈哈……所以政府不時要站出來說，集體利益的考量不允許你這麽做，社會發展現狀還沒做好准備。
■信任以後還是要以防萬一
問：您說的很有意思，因爲您談到了信任的問題，也就是政府與國人之間的互信，因爲只有以信任爲基礎，才會有自由與探索的空間。您在書裏提到過，上世紀70及80年代，國人對政府及行動黨有很大的信任，因此幾乎不需要監督和平衡政府權力的機制，您是否看到信任度有了轉變？
答：我相信信任度還是很高，超過60%、65%的信任度不是問題。當然比過去要低一些，但不嚴重。李光耀時期，國家面對的是根本問題，他解決了根本問題，如房屋、教育、衛生、就業，並與國人建立了緊密關系。他貫徹始終，言出必行，所執行的政策讓大家受惠。
今天，社會與經濟愈加複雜，需要和過去有別。超越根本需要以後，國人一有不滿就嚴厲批評，認爲政府做得不夠好。信任和信心挂鈎。信任度或許維持了，但是信心可能微跌。因爲今天的社會與經濟更複雜多面，出錯的可能性更多。
出錯以後，國人感覺政府不如過去有效率，使到信心受損。譬如公共交通，以前巴士抛錨，我等很長時間才有巴士。但是巴士抛錨影響幾個人，地鐵故障影響幾千人。一兩次人們可以接受，次數多了信心就會下降。
就像有時候我們沒依照父母要求辦事，信心會下降，但是信任度還在。爲什麽？因爲國人知道這個政府會在應變中，考慮國人看法，把事情辦成。政府會承認、正視並糾正錯誤。
問：剛才您說的是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政府對國人的信任呢？有時候政府推出的一些機制，譬如集選區、官委議員等，會讓國人覺得政府並不信任國人投票的智慧。
答：這些機制不是因爲我們不信任國人。如果不信任，任何機制都無法運作，因爲國人會知道你不信任他們，會讓你下台。這些機制的實施有它們的原因，我就不談細節了。但是我會擔心異常選舉結果（freak election），盡管可能性微小，卻不是零可能。這和不信任國人或認爲他們不懂投票無關。
大體上，我認爲國人能夠有智慧地投票。但是新加坡就像一個大選區。在其他國家，不同地區的人有不同的投票方式。在新加坡，如果政府誤判選情，實施國人感到痛苦的長遠政策，以爲在互信基礎上國人可以接受。但民意可能因此變糟，事態變壞。如果有人利用不滿與憤怒，像一個能力很強的反對黨人，情勢會急轉直下。整個新加坡大選區就會沿此方向投票。
2011年大選的馬林百列集選區選舉，顯示異常選舉結果的可能。當時我作爲前總理，35年經驗的議員，面對不知名的國民團結黨。雖不知名，他們團隊裏有一張清新的女性面孔，能幹能言。當時民情不順，加上競選對手，結果我幾乎被（選民）完全忽視，選票大大受挫。
馬林百列集選區贏得57%的選票。我照顧的如切範圍，主要爲公寓和有地住宅，僅獲53%，差點輸掉！所以你說異常選舉結果不可能嗎？
再一個例子。你真的很難想象有些人怎麽投票，很隨意。2011年的馬林百列集選區，一名中年婦女選後來找我說：“吳先生，我投了反對票。”
我說：“爲什麽？你認識我啊。”我見過她多回，所以我問：“你爲什麽不選我？”
她說：“因爲我要在社區花園種東西，他們不讓。”就這樣少了一票。那是沒有智慧的一票。
但我更關心民情對執政黨不利。這不是國人的錯，是政府在不對的時機舉行大選，讓有能力的反對黨候選人針對你，利用形勢。
如果另一政黨有能力治理國家，國人投票換政府，我不反對；我們得接受事實。但如果他們沒想換政府，結果卻換了，另一政黨有能力治理新加坡嗎？
我們預見問題，所以有民選總統，是預防異常選舉結果的後備機制。就算如此，也不一定是合適的人當總統。不是因爲不信任人民，而是你知道事情可能出錯，所以設法建立一個萬無一失的體系。但是政治，沒有萬無一失的。
■人才從來都不夠
問：作爲我國政治領袖，您的位置很有意思。您親身經曆了第一第二代、第二第三代的權力交接。現在又親睹第三第四代的交接，您可以向我們分析這不同世代交接的難處嗎？
答：我認爲這中間有系統性或宏觀的難處。
李光耀時期的政治領袖，與英國人周旋爭取國家獨立、與共産黨鬥爭，當時部長團隊的核心人物政治意識強烈。他們尋找新血的時候，困難在于能否找到具備同等政治意識的人做交接。答案是不能。因爲我們享受了他們努力的成果，上大學有好工作。我們並不關心國家，因爲感覺第一代領袖還年輕，還在治理國家。所以他們必須說服我們從政。他們找了很多人，並非每一位都成爲理想中的政治領袖。這是第一個難處。
第二個難處是，如何從第二代當中選擇一位領袖（總理）。李光耀無法私自指定繼承人，我們得自己選。我們這一代的選擇不難，他們選擇了我。
所以第一到第二代的交接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找人從政不易，第二部分選擇總理不算難。
第二到第三代，當時找人加入第三代相當容易，他們理解國家需要正直能幹的人。李顯龍、楊榮文、張志賢……都明白，都願意從政。他們也看到了我們權力交接的方式。
第三代之間選領袖也不難，李顯龍是很明顯的選擇。作爲總理，我毫無異議，我沒說他是我的第二選擇。議員也附議贊同。最重要的是沒有爭權奪利，沒有派系糾紛。
目前的權力移交，盡管找人不難，仍有不少人不願從政。這是因爲經濟與大形勢不錯，人們工作具挑戰性，他們認爲政府已有新血，不需要我，還不如享受自己的工作和自由。
在第四代的總理選拔裏，我看到一些困難。主要原因有二。首先王瑞傑不幸中風，可以說浪費了一年時間，他無法積極活動，大家無法評估。回來後，還得觀察他在體力、健康上能否勝任。會不會出現突發狀況？
很幸運的，第四代當中，有其他願意受命的總理人選。我那一代沒那麽多；李顯龍那一代，就一位。現在有超過一位，是好事，表示他們需要時間彼此評估再做決定。
未來，我想要找新血不容易。經濟好，社會安穩，人們看不到從政理由。社交媒體也是負面因素。我指的是假消息，從網上獲得一些（不實）印象，所以很多人不願意。我指的是具備部長潛質的人，高素質議員不是問題，但是部長人選，不容易。
問：您覺得未來，國人是不是需要調整或降低他們對政府的要求？對內閣成員的要求？
答：或許得調整，不過那並不正確。我去過很多國家，南美洲、亞洲、非洲、歐洲……國家的成功取決于領袖的素質。大國像澳大利亞可頻頻換總理，不是大問題。小國像我們，挑戰巨大，很脆弱。
你說，國人應該調整對領袖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無法吸收最好的人才組隊，領袖素質會下降。如果影響我們權力交接的計劃，每一屆大選都換政府，像輪盤賭博，誰贏你都得接受。
如果你輸了40%的國會議席，內閣人選就只剩下國會裏60%的人，你肯定失去一些部長。如果內閣很弱，國人不滿，下一屆大選又會把內閣換掉，一直換。這樣我們將無法長遠計劃。新加坡就完了。我們會像其他國家一樣。
你制定的政策，都是爲了贏得下一屆大選。你的財政預算也爲了大選做准備。一切都是爲了贏得下一屆大選。很快的，大局急轉直下。人們當然會適應，他們得適應一個越來越無能的政府，越來越無力的制度，越來越弱的國家。
不過現在，國人可能需要調整的是，未來總理年紀將偏大。部分原因是整體國人的老化。如果總理70歲退休，王瑞傑就大概60歲；如果他在任10年，第五代領袖年紀就會較年長。所以未來領袖大概都有50幾歲。我認爲當總理的理想年齡是50歲左右，這樣他會有10年到15年時間，有精力去建立自己的國際威信和影響力，讓大家認識你。
■我們對自動請纓者有點懷疑
問：您提到對參政建國的熱情，第一代非常濃烈，後來就減低了。從政者把它當做一項工作。這種消失的熱情是一個問題嗎？因爲國人都袖手旁觀，覺得反正等政府請喝茶。抱著“我不會關心，除非來叫我”的心態。
答：我們那一代，因爲李先生和同僚都還年輕，我們不知道有交接的考慮，當然都沒自動請纓。他們做得很好，我以爲黨內很多人才。從政以後發現，黨內人數不是問題，但是可進入內閣的人才不足。
你問的沒錯，我們確實缺乏激情，但是參與以後卻激起我們許多人的積極性。我們明白李光耀不會永遠存在，明白新加坡的脆弱性。老實說，我的熱情是後來的事。
至于第三代，李顯龍不一樣；他很早就向父親理解了政治的意義，他是一開始就有這股獻身精神的。
第四代和我們第二代相似。第五代可能又會說，我們的領導人還年輕，你不需要我。不過，這很難說。或許就有這麽一群人，理解人民行動黨如果沒有人才，國家會遭殃。所以要怎麽讓大家了解，當你被邀請從政，應該當做是一種責任。
問：自動請纓的呢？
答：這也是我們制度古怪的地方。當有人自動請纓，你會有點懷疑。你說的沒錯，人們坐等受邀，但我們也知道他們（需要被邀請的人）是誰。沒有百分百，也有80%。新加坡很小。老實說，雖然我們對自動請纓者有戒心，但我們不會不予理會。我們也見他們，也有發現他們還符合要求的例子。
不過大體上他們都是受邀的。我們在尋找什麽？廉正排第一，無論議員或內閣人選都一樣。再來是動機——如果你答允從政，我們想了解你的動機。第三是獻身精神，你有參政的動機但有沒有持之以恒的決心？之後再考慮能力——思考和辦事能力。最後是經驗。經驗和能力挂鈎。前三樣特質無可商榷，缺一不可。如果沒有，人民行動黨不會考慮你。當然過程也並非萬無一失。
問：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反對黨似乎在吸引人才方面有進展。
答：這是好事。不過他們吸引到的是議員級別的人才。我們吸引的議員，在我看來，素質更高。我是真誠地這麽說，我們的議員和官委議員的素質——當然不是指所有人，而是部分人——素質比反對黨議員來得高。他們的素質提升了是好事。這就是你要的體系，各方面都提升，官委議員、反對黨、我們。我不覺得他們的議員能夠和我們的部長相提並論，能達到（內閣）工作的要求。
■國人不應讓部長生活太難過
問：您曾在海皇輪船工作，雖是政府獎學金得主，不過背景經曆不一樣。現在的部長多數來自公共部門。您怎麽看團體迷思（groupthink）的問題？
答：這是我的一大煩惱，是我們繼續治理國家必須考慮的。從私人企業吸收人才越來越難，他們習慣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擁有具挑戰性的工作。以我來說，海皇的工作很有滿足感——買船、接收新船、運貨謀利，有實質的挑戰和成績。部長處理的是政策，不會馬上看到成績。
第二，人民沒感激。我希望國人對部長的工作表達多一點欣賞與理解，而不是純粹地譴責攻擊。這很讓人沮喪。已經參政的人只好接受，還沒加入的會說，我爲什麽要這樣子被打擊？所以私人企業高管不願意來，你只剩公務員和武裝部隊將領。
接下去，願意從政的公務員也會減少。他們說：我們已經在幫政府工作，我不需要受到政治攻擊，不需要大家認識我。作爲部長，你得去遊說民衆，你得是公衆人物。所以公務員不一定要從政，已經有好幾位說“不”了。
然後是第三類。很幸運的——我知道我說很幸運，有的人會笑——我們還有武裝部隊將領。我擔任國防部長時實施新體制，所有最高將領大概45歲左右就要退休，因爲我們要保持一個年輕的武裝部隊，不是一個老爺爺部隊。而要年輕人才加入，上層必須有空缺。
他們都是人才。首先，武裝部隊讓他們理解國家的重要性，理解國防和建國的意義。問題是，他們的人生太多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有的人可開拓思維，有的人則過于守舊，比較難適應政治。就算可以，如果多數內閣成員來自武裝部隊，團體迷思很危險。
多樣性的話，應該有武裝部隊、公務員，加上私企以及公共社會，或者任何其他領域的人才。這樣思考才會多元。
問：您剛才談到對部長的欣賞與理解。一些人會認爲，既然部長享受高薪，應該能夠承受一些口頭譴責或攻擊。
答：這樣說或許有理。如果部長沒把事情做好，你譴責他們，那也就認了。如果沒犯錯，別人嘲笑你，你也承受吧。政治領袖是要厚臉皮。但是爲什麽他們的伴侶要承受？爲什麽孩子要承受？如果你是部長的孩子，經常會在學校裏被“特殊對待”。
像我的兒子，如果獲選擔任職務，大家會說：“當然，你是副總理的兒子嘛！”如果他表現不夠好，大家又說：“怎麽表現不好，你不是副總理的兒子嗎？”
他當時默默承受。長大了，他們才說是的，在學校時壓力極大。孩子會說：“你臉皮厚，我臉皮沒那麽厚。”
你還得聽配偶的。配偶若不支持，你無法從政。所以，不要讓部長生活難過。他們若不從政或者不准備從政，你的選擇只能越來越少。
■最驕傲的交棒與最遺憾的沖突
問：在您40幾年從政生涯中，您最驕傲的是什麽？有沒有遺憾的事？
答：2001年，我們在大選中勝得漂亮。我知道可提前交棒給李顯龍。我告訴他交棒時日，也告訴李光耀資政，那是我最驕傲的時刻。我步入政壇來做一份工作，我完成了這份工作。我可以把一個形勢良好的新加坡交給下一任領導人。當李光耀先生把新加坡交到我手裏時，她是一個很好的國家。而我交給李顯龍的，也是一個形勢良好的國家。我完成了我的任務，那是我最驕傲的一刻。
問：有任何遺憾嗎？
答：其中一個是個人遺憾，就是沒有更早學習華文，錯失了機會。這不僅是在政治上。我現在去中國得靠翻譯。一般社交場合可聊幾句，但無法深入。
真正的遺憾，是在王鼎昌任職總統的最後一段時間。
他是新任總統，總統制對王鼎昌來說是新嘗試，對我這個總理來說也是新制度。我們沒能很好地理解對方的思維和需要。當他提出公共部門沒提供他所需要的資料和信息時，我讓公務員和他之間去處理。後來，王鼎昌發表聲明表達不滿。作爲總理，我需要捍衛政府的立場。所以就造成了一個不愉快的局面。這是我深感遺憾的。
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調整制度，我們可避開沖突。可惜因爲那次爭議，（王鼎昌的）總統任期苦澀收場。我們是好朋友，私底下沒有問題。但是在大家眼裏，卻變成爲什麽總統和政府之間居然有沖突？這是我的遺憾。
問：所以您會以不同方式處理？
答：我會以不同方式處理。我不會僅僅讓公共部門去和他協議。他沒來找我，因爲他以爲這是一個公共部門的問題。但回頭看，這是政府的問題。作爲總理，作爲政府，我們應該設法努力找出解決方案。那一部分，我可以做得更好。
■執政黨應擁有80%議席
問：我也想問您，如果活到100歲，希望20年後的新加坡有一個什麽樣的政治景觀？
答：我希望看到一個有效的民主制度。在國會裏，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黨。我相信執政黨要明顯擁有國會大多數議席，或許是75%到80%的議席，才能組成強大的政府。那樣反對黨會擁有20%的議席。我希望看到聰明，具建設性，具批判性的反對黨，能夠挑戰政府，有真正的辯論。
（反對黨的作用）不是監控和制衡政府，因爲需要監控和制衡表示政府辦事不力。我希望會有關于國家政策、項目和發展方向的激烈辯論，這我能接受。一個強大的政黨，一個小而批判性強的反對黨，加上優秀的官委議員。我們需要素質和人數上強大的政府，如果只是一兩個議席的差別，你馬上就得擔心下一屆大選。如果有75%到80%的議席，就不需要單單只是擔心大選。你可以計劃長遠。
要擁有這樣的政治景觀，是否需要改變我們現有的機制？我覺得應該不需要。我們已經竭盡所能去穩定機制。集選區、官委議員等等都可被稱作“穩定器”。就是說，你可以有人選的更替，但是制度不會翻船。所以我不認爲接下來20年需要改變。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未可預見，但目前來看，無須改變。
國人方面，我希望看到一個更具思考力，更具批判思維的群體。現在國人會批評，但我覺得不夠明辨是非。別總是把政府想得很糟。檢視政策，好好思考，分辨對錯。（我希望看到）一個探究求索的群體。當然，我希望國人懂得爲長遠打算，不要只是爲了滿足當下。
危險在于，我們將進入一個把一切當成理所當然的狀態。我們正重新分配財富，這是應該做也是正確的，但怎麽收尾？如果心態是你必須分配財富給我，必須做更多；在個人沒努力制造財富的情況下，認爲是應享有的利益，這會是問題。所以我期望每一個人都努力——政府、反對黨、人民，確保我們能順利地代代相傳。
問：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回到建國總理李光耀和您的關系。您在接受英文報訪問時，記者提出李光耀對您來說，就像個父親般的長者（father figure）。您10歲父親過世，有40幾年的時間和李先生共處。您會怎麽形容和他的關系？
答：我會將他形容爲我的導師（mentor），一個教我事情的人。作爲一個像父親般的長者，一個導師，沒錯。但是我沒有任何一刻，把他當成是我的父親。他不可能取代我父親的角色。他對新加坡非常投入，對我的政治生涯非常關心，有時也關心個人生活，會問起我的妻子、兒孫。我想導師還是比較正確的，是導師和父親般長者的混合體吧。
《高難任務:吳作棟傳》中譯版發布會
配合新書發布，新加坡書展2019將在6月4日舉行座談會及簽書會，屆時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將與作者白勝晖，以及華文媒體集團社長李慧玲進行交流。座談會以英語進行。
座談會傍晚5時開放，攜書公衆可優先入場。主辦方基于保安考量，滿座後謝絕入場。入場公衆或須接受警方隨機安檢。
日期：2019年6月4日
時間：傍晚6時至7時
地點：新加坡書展主舞台，首都綜合項目戶外廣場（Capitol Singapore），13 Stamford Road（史丹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