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某一天，36歲的俱樂部女經理騎電單車回家途中發生車禍喪命，她的雙親永遠等不到她回家吃晚飯。女經理被一名魯莽駕駛的司機撞死後，家人傷痛欲絕。幾年後，母親也黯然離世。
當年，肇禍司機被判罰款8000元，各級駕照吊銷五年，去年可以開車上路了。本月8日，義順集選區議員李美花參與公路交通（修正）法案的國會辯論時，提到這起讓人難過的個案，並指出危險駕駛者的懲罰與他們對其他人生活的影響不成比例，她因此贊成法案新設定的強制最低刑罰條例，讓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或嚴重受傷的人必須坐牢。
當天三讀通過的公路交通（修正）法令是至關重要的民生法令，因爲每人每日平均有幾個小時在公路上。本期《實況報道》請交通專家和律師就法令的修正發表看法，並比較海外開車導致他人死亡的刑罰。
維持公路安全是人們共同的責任，隨著科技普及，公衆如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充當執法當局的耳目。他們可以舉報不負責任的駕駛行爲，或其他缺乏公路安全意識的人。
人力部長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楊莉明在國會參與公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讀辯論時指出，針對不負責任駕駛行爲的舉報，過去五年來增加超過七成。
公衆也認爲，反映這類行爲的網絡視頻也越來越多。
在交通工程顧問戈彼納·梅農（Gopinath Menon）看來，這個現象並不表示過去沒有那麽多危險駕駛的情況。“只不過有了汽車攝錄器和社交媒體，不顧安全的駕駛者更無所遁形。”
陳其玉律師（Tan See Swan & Co）說，包括公共閉路電視在內的錄像，都是解決交通糾紛的重要方法，因它可說明意外如何發生、司機犯了什麽罪等。
“許多時候，科技也協助法庭和律師了解事發情況，並依據情況給被告定罪。”
他認爲，汽車攝錄器的價格不比車子昂貴，建議當局強制車主都要安裝，“它不僅可以錄像，也可以記錄行車速度。當意外發生時，就能協助當局和司機。因爲一切都有記錄，這也有助于提醒司機開車時須更小心。”
隨著多項嚴重交通罪行的刑罰相應提高，不少議員也建議當局更廣泛地利用新科技，如要求車商安裝防止酒後駕駛的汽車安全駕駛裝置，以及駕駛限速器等。
車內 “免提” 設置難保安全
然而，科技本身是把雙刃劍，對公路安全也起著一定的負面效應。
處于人手一機的時代，駕車者上路時往往會把手機放在顯眼的地方，或是利用車載手機系統，方便在必要時查看短信或接聽來電。
公路交通法令于2015年生效的修正條例，已全面禁止駕車者在駕駛時手握並使用手機和其他移動通訊産品。不過，把手機放在托架上使用或免提方式是允許的，這也是一些國家和地區如香港所采用的制度。
對此，交通專家和律師認爲，即使免提方式是許可的，使用手機可能會分散駕車者的注意力，提高發生車禍的風險。
陳其玉說：“我無法確定使用免提手機開車的人，其幹擾是否比握著手機來得少，或比較不危險？有研究顯示，用免提手機同樣有危險。可以肯定的是，公路安全法令應該更經常檢討。”
曾任初庭（國家法院前身）交通庭法官的李迪能律師（Legal Clinic LLC）在大學時曾開過電單車，當時他感覺是安全的。
最近爲了好玩，他想買電單車來騎，最終還是打消了念頭。
“我現在覺得不安全，因爲許多司機受到手機的幹擾，我在不犯規的情況下也可能發生意外。”
學者：應注意培養個人公路安全意識
他認爲，科技日新月異，法令也應該與時並進。公路交通法令上一次全面修正是在1996年，當局須定期檢討法令，才能制訂有效條文來對付新科技衍生的罪行。
新加坡國立大學交通工程學副教授錢雄楚強調，在利用科技提高安全、駕駛效率和舒適度的當兒，人們更應注意培養個人的公路安全意識。
他舉例，過去車門沒關好，車上並沒有感應器提醒司機，但司機仍會留意，及時提醒乘客。“當時，我們更加注重安全，不僅是爲了自己，也爲了別人。我想現在我們失去這方面的意識。”
錢雄楚補充說，陸路交通管理局在十字路口安裝三色右轉箭頭交通燈，開車者必須等到箭頭轉綠才可以右轉，也凸顯我國已經習慣以制定規則來解決問題。
他說，雖然法律和規則是必要的，但是過度使用規則不一定會提高安全，反而可能削弱駕車者判斷路況的能力。“要進一步改善公路安全，發展我們迫切需要的安全文化，就不能過度依賴規則和科技。”
加強刑罰還需執法行動配合
公路交通法令的修訂將加強保護公路使用者，但也必須依靠當局的執法行動，包括交警巡邏、設路障突擊檢查司機是否酒後駕駛，才能有效改善整體的公路安全水平。
陳其玉律師說，他相信法令修正後，法庭會提高違規駕駛的刑罰。這些年來，法庭已加重駕駛罪行的刑罰，“根據我們的觀察，坐牢和吊銷駕照通常比罰款更能達到懲戒作用。”
針對這次的修訂，他認爲有三個顯著意義：
一、增設危險駕駛和粗心駕駛兩項罪名（相當于《刑事法典》中的魯莽和疏忽行爲），而新罪名就不同程度的傷害分爲四個等級，即死亡、嚴重傷害、傷害和危及生命。
他說，過去涉及駕駛的罪行可被控刑事法典和公路交通法令，這次修訂結合了這些罪行，將它們集合在公路交通法令，“修訂後，駕駛罪行都會以違反公路交通法令的罪名被控，能取得一致性。”
二、根據新的修正法令，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或重傷，駕車者將面對強制最低刑罰。若導致他人死亡，初犯者可面對監禁至少兩年，重犯者則面對監禁至少四年。
陳其玉說，最低刑罰一般是用在嚴重罪行，“所以推出這個新條文，顯示國會也把一些駕駛罪行視爲重罪，必須有強制的最低刑罰。”
三、修正法令通過後，駕駛者過去以罰款銷案解決交通違規事件，法庭將當成加重罪行的考慮因素。當局認爲，罰款銷案的記錄很好地反映駕駛者的駕駛行爲。
陳其玉說，法令修正之前，有人質疑是否應該把罰款銷案當成加重罪行的考慮因素，因爲罰款銷案畢竟不是案底。
如今修正法令澄清了罰款銷案可當成加重罪行的考慮因素的立場，“公衆應該明白，未來所有通過罰款銷案的駕駛違規事件，都能當成判刑的考慮因素。”
專家支持嚴懲酒後或受毒品影響駕駛者
受訪專家尤其支持嚴懲酒後或受毒品影響的駕駛者（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簡稱DUI）。根據修正法令，DUI的刑罰將加倍。酒駕者的駕駛執照會立即吊銷，直到法庭對有關案件下判爲止；初犯和重犯分別可被禁駕至少兩年和五年，第三次犯法就終身禁駕。
他們肯定修正法令的懲戒作用，至于公路安全水平會因此提高到什麽程度，警惕效用又是否持久，則有待時間來證明。
黃安東尼律師（United Legal Alliance LLC）指出，酒後或吸毒後開車，判斷力會受影響，這樣的開車行爲本身就是魯莽，不該被容忍，所以政府修訂法令加強刑罰的時機是恰當的。
他建議強制所有司機每幾年就得上安全駕駛課程，並且讓他們看看惡劣駕駛行爲的後果——類似香煙盒上駭人的照片，“課程可能短，但會有所幫助。”
錢雄楚則認爲，加強刑罰只是其中一環，當局還必須更嚴格和更廣泛地執法。“這就像停車罰款一樣，稽查員經常來，被逮的可能性很高才會有效。”
按經濟能力罰款引發爭議
罰款該怎麽罰，罰多少才算合情合理？官委議員特斯拉博士在國會深入剖析這個問題，建議罰金與肇禍車輛的公開市價挂鈎，或許是當局可以考慮的做法，以加強罰款的阻遏作用。
內政部兼國家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孫雪玲回應時指出，雖然芬蘭等一些司法管轄區實行了以收入爲依據的罰款制度，但英國等地在試行類似制度後，選擇終止計劃。
她補充說，內政部將研究類似制度在我國是否適用，以及可能産生的影響。
特斯拉按經濟能力罰款的建議引起公衆兩極化的反應，交通專家和律師則一面倒不表贊同。
戈彼納解釋，我國法律條文懲罰的是駕駛肇禍車輛的司機，而不單純針對車主，采用車輛公開市價來計算罰款的方式不公平。
交警執法時一般會先發通知書給車主，要求對方提供在事發時駕車者的資料，之後才開出罰單或傳票。
此外，新加坡奉行的刑事政策是基于犯罪的嚴重程度，而不是根據被告的收入來決定刑罰處分，因爲法律必須不分貧富。
陳其玉律師說：“按特斯拉說的情況，那我們就得劃一所有罪行，比如高收入者亂抛垃圾或貪汙，罰款額應比低收入者來得高。”
錢雄楚也說，如果接受這個論點，那麽停車罰款也要按車輛價格來計算。
李迪能律師則指出，開大車的人一旦發生碰撞或違規事件，就得比開小車的面對高幾倍的罰款，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法令是要對付不遵守公路安全規則，對他人生命構成威脅的駕車者，刑罰必須統一。罰款跟向高收入者征收多一些稅務的概念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黃安東尼律師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貧富、權勢、性別或種族。
“不過，一旦涉及公正就不同了，公正是當憐憫可以調和法律，即可以法外開恩。”
“只要有一個判刑的範圍，允許法官靈活判刑，那執行法律時就不會犧牲掉公正。同樣的，執行公正時，也不會因此犧牲掉法律宗旨，這兩者必須取得平衡。”
研究：提高罰款額 闖紅燈罰單數量減
特斯拉引述一項研究說，學者發現以色列在1996年把闖紅燈罰款額提高150％後，闖紅燈罰單數量整體下跌了30％。
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30歲以下的年輕司機，本來更常違規的他們，自罰款額提高後，減少違規情況比年齡較大的司機多一倍以上。此外，駕駛較新車輛的司機更有可能闖紅燈，也對罰款額的增加較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