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約有1000名街頭露宿者。在“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給這些居無定所的人安排安身處，成了社會及家庭發展部當務之急。
過去一年多，政府社工加入義工夜訪街友的行列，努力說服他們離開街頭，做法初見成效：義工和社工過去一年多來接觸了150多名露宿者，當中的五分之一答應暫離街頭。這是好的開始，但不意味著問題已獲解決。
陳財華（假名，51歲）單身，長期不和家人聯絡，可說是孤身一人。因爲“沒有後顧之憂”，他過去10年一旦因病沒辦法工作就睡在外頭，選擇采取“不求人”的方式過生活。
直到今年10月，他才真正放棄露宿街頭，搬入裕廊一帶的兩房式租賃組屋，好好養病。
他說：“我斷斷續續在外頭住了好多年，近兩年都睡在市區一個大廈的餐館外，鋪些紙皮就躺下去，過去也睡過公園。沒病能工作賺點錢，我會租個便宜床位，只是近來病情更嚴重，不太可能工作了。”
陳財華患有疝氣，睡在地上時腹部會疼痛至難眠，也無法久站。像他這樣健康亮紅燈又沒能力養活自己的街友，是政府社工和非政府組織義工最想盡快帶離街頭的群體之一；說服並安排他們遷入永久性住房，可算是一大“成就”。
調整做法 政府有“一股沖勁”
一項最新的全國統計，計算出本地有約1000名街頭露宿者。在落實“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這個數字帶來震撼，令人開始反思問題所在，政府也調整它解決街頭露宿問題的方法。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過去一年多在短時間內說服原本已關注這個問題的非政府組織，讓政府社工加入夜訪露宿者的行列，並成立露宿者夥伴援助網（PEERS Network）。該網絡不斷擴大，目前已有26個夥伴組織。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執法與執照監管署高級司長李金華用“一股沖勁”（aggressiveness）形容政府過去一年動作之快。他認爲，就連“積極”（proactive）這個字眼都太被動了。全島目前有更多可供街友暫時寄宿的地方（如寺廟與回教堂），只待街友願意接受援助，就能馬上離開街頭。
根據官方數據，政府社工和義工自2018年合作以來，在接觸到的150多名街友當中，32人同意離開街頭，其中13人待在分布全島各地的短期安置處，12人有永久性住房安排，部分人則因不同原因而再流落街頭。
像陳財華就不把自己視爲成功案例。這也凸顯解決街頭露宿問題的困難。陳財華在裕廊住家附近的快餐店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多次歎氣表示，想要搬回大街上。他說：“每次那個負責經濟援助的人打（電話）給我，我都想跟他說不要再打來了。我不再需要你們的幫助。”
陳財華10年前落魄時曾尋求福利部幫忙但被拒，自此不再嘗試申請援助。與他談話，發現他非常抗拒外人幹預自己的生活，即便是與他頻密聯系的天主教福利協會社工，他也坦承相處時還是會設防，更別說是電話另一端某個他從未見過，並須要衡量他經濟情況的政府前線人員。他說：“我甚至有點後悔當初接受援助。”
不過，政府目前確實能做到更系統性地一步步幫助街友，可確保一些人在短時間內就能有永久住房；當中一些像陳財華一樣，接受需求評估後才知道自己其實有一大筆公積金存款，能申請組屋。
多年來爲街友提供臨時庇護的新希望社區服務組織（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觀察到，他們的住戶過去可能要半年才有永久居所，政府介入後，現在整個過程縮短了一半。
另外，自今年9月開始，單身者聯合住房計劃（Joint Singles Scheme，簡稱JSS）的租戶若是住在沒隔間的租賃組屋單位，可要求申請安裝隔間。爲了制造更大的私隱空間，建屋發展局在2015年開始興建有隔間的租賃組屋單位，至今共有約500個單位，另200個單位正在施工，未來還會建造更多。
社工義工合作 個案管理效率提高
對于天主教福利協會的項目經理蒙特羅（Brian Monteiro，54歲）來說，允許政府社工跟隨他們的義工一同夜訪露宿者，有具體的成效。
義工過去幾年做夜訪時，最主要是派發糧食和飲料，給露宿者一點慰藉，並嘗試成爲他們的朋友，但在鼓勵街友離開街頭方面則較被動。蒙特羅指出，過去一些街友在同個地點可能一住就是好幾年，如今每月有三四街友找到永久住房。
這樣的個案管理效率讓蒙特羅欣慰，也顯示政府不但更關注街頭露宿問題，並有決心調整做法，改善情況。不過，他也觀察到陳財華的例子顯示了街友搬入組屋後，面對另一些新問題。
天主教福利協會正考慮爲搬入租賃組屋的前街友設立起步基金，供他們購買家具和基本電器等用品，待他們的情況更穩定後才要求償還。蒙特羅說：“許多街友都是一個背包浪迹街頭，住進屋子後看到家徒四壁，比在外還要慌張。”
引介工作 幫街友找回生活主導權
在本地專門爲街友提供較長期住宿的一些臨時庇護所，近年來開始更專注于提供額外的就業“導航”服務，嘗試爲無業的住戶找工作，讓他們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導權。
“現在就看我能不能撐下去了。先做做看，可以的話就堅持六個月。”在街頭露宿半年後，60歲的陳旗偉今年5月聽取街友建議，到甘榜格南的家庭服務中心求助。如今他住在新希望社區服務組織位于惹蘭固哥的臨時住所，與另11人共住一個改裝過的二房式組屋單位，10月中在工作輔導員徐書聰（55歲）的協助下找到工作，在醫院負責雜勤，幫忙護送病人去看病或照X光等。
徐書聰和新希望的社工劉文娘（59歲）負責陳旗偉的案子。與許多無業的住戶一樣，陳旗偉最初對重新投入職場，尤其是接受培訓，特別抗拒。他說：“那些申請工作需要的文件和文憑，我一張都沒有。要我當學生去上課，太辛苦了。”
陳旗偉過去長時間在國外，基本上與待在新加坡的妻子和孩子斷絕聯系，一年多前回國時先是住進廉價酒店，錢不夠用後流落街頭。在受訪的衆多街友中，唯有陳旗偉願意拍照和具名受訪，聊起新工作或露宿街頭的經曆時，他侃侃而談；提起家人或國外經曆時，他馬上轉移話題。
徐書聰說，陳旗偉過去經商，要他接受藍領工作非常不容易，工作配對時挑戰特別大。
就業援助模式鼓勵街友自食其力
根據2018年的數據，本地受雇居民的月入中位數爲3467元，比大多數露宿者呈報給調查員的收入多出至少一倍。因此，即便最終成功離開街頭，露宿者屬勞動隊伍中弱勢群體的現實問題仍然存在；他們就業的不穩定性也可能導致他們再次陷入流落街頭的惡性循環。
新希望采取的就業援助模式，主要鼓勵住戶透過勞動創造價值，讓他們自食其力，但工作輔導員必須非常謹慎，確保尊重住戶的意願。徐書聰自8月在一次國慶日活動上認識陳旗偉後，就不時主動到他的住所和他聊天。
對徐書聰和劉文娘來說，陳旗偉的性格外向，善于人溝通，醫院的護送病人工作非常適合他。陳旗偉目前在辦離婚手續，手續一完成就可申請自己的租賃組屋單位，讓生活逐步上軌道。
輔導員：街友就業待遇有待提升
每日工作八小時，一天要辛苦地走上1萬8000步，陳旗偉的月入在扣除公積金後只有1000元左右。他受訪時說，這其實比他打兼職工少，只不過如今住在新希望的臨時住所，他認爲應該按社工安排的計劃走。
徐書聰受訪時說，幫助住戶克服就業障礙後，下來更具挑戰的是確保他們不輕易離職。他很同情陳旗偉和其他低收入住戶的處境，希望弱勢群體的整體就業待遇能系統性地獲得提升。
他說：“他們也是新加坡人，只不過以前做了錯誤的決定。現在他們想過正常生活，卻要從最底層的工作做起，單憑工資，生活難以爲繼，那是最大的挑戰。”
社工義工聆聽細微心聲
五年多以前，非政府組織義工開始走上街頭時，街友一般不太願意接受義工的關心，甚至懷疑他們的目的。所幸義工沒氣餒，繼續聆聽街友的心聲，爲如今的“夥伴援助網”奠定基礎。
爲了更好地了解街頭露宿問題，天主教福利協會在2014年5月底，開始從惹蘭勿刹一帶夜訪街友。同樣關心街友的非政府組織Homeless Hearts of Singapore也在一個多月後成立，活動地點在牛車水一帶。
靠著路邊情報及經驗累積，義工們慢慢掌握了街友的行蹤，並在交流過程中了解街友需求，從而提供必要援助。與此同時，義工們也發現，施與受的關系並非單向的。
Homeless Hearts創辦人之一的楊耀安（38歲，軟件開發員）約兩個月前和妻子彭正語（24歲，護士）結婚，除了邀請親友出席，還特地邀請25名街友觀禮，獲得滿滿的祝福。
彭正語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名患糖尿病的中年街友，他約三四個月前被義工發現時，血糖指數超標到連儀器都檢測不到，義工趕緊送院就醫。她透露，這名街友或許因爲病情，總是滿懷心事的樣子，但婚禮當天，她第一次看到他滿臉笑容，親切地祝福。“看到他能暫時忘卻煩惱，享受當下，是我們邀請街友觀禮最大的收獲。”
人際關系 街友共同痛點
每名街友都有不同的故事和苦衷，但一個共同痛點是人際關系。長年累月下來，他們的身體雖處在空曠的戶外，心卻已封閉。
循著天主教福利協會在惹蘭勿刹和宏茂橋中心的夜訪路線，發現街友大多選擇偏僻角落睡覺，有些還用紙皮包圍自己，守住僅有的隱私。
62歲街友戴德文（假名）是協會在惹蘭勿刹一帶的“老友”。他目前是兼職廚房助手，領著日薪，過著走一步算一步的生活。不去找全職工，是因擔心自己休息不夠，年紀大可能撐不住。
他雖沒透露太多，但似乎與家人的關系不太好，兄弟姐妹之間沒什麽聯絡，但他偶爾會探訪母親。母親並不知道他露宿街頭。
問戴德文難道沒想過找個舒適地方安頓下來，他告訴我們最近幾個月，開始想要找室友，一起申請租賃組屋單位。可是問他室友要上哪裏找，他眼神閃爍，回答不上來。
他其實可在尋找室友期間先搬到安宿所，但他想保有自由，安宿所除了只能在指定時間入住，還得跟其他人共享空間，他覺得擁擠。至于理想室友條件，他說：“一定要找個相處得來、能信任的人。否則一拍兩散的時候，手尾很多。”
天主教福利協會的項目經理蒙特羅過後私下告訴記者，戴德文似乎爲了不讓義工擔心，不止一次說要找長期住房，但總沒下文。
“不過，只要他有這個意願，我們就會跟進；畢竟他不年輕了，不應繼續這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