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抗疫能力並不取決于政治體制,而是政府的能力、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醫療基礎設施的素質。國家的良治也不一定高度依賴政府的決策,更重要的是政府能否推動積極的社會進步文化,打造社會的共同責任感。
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昨晚作客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亞洲思想者系列”線上對話會,針對政府在抗疫方面的角色發表看法。
他在會上指出,冠病疫情促使各地人民寄望政府更大程度地主導抗疫工作,但關鍵其實不在于政府是否大量撥出資源,而是能否組織和動員社會,以及借助私企和社群的力量,讓人人自發地貢獻,這更爲有效,且具包容性。
要做到這點,政府必須抱著維權主義者的精神和道德使命感來組織社會資源,政府決策和財政政策也必須以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爲中心。這不只限于醫療政策,也適用于教育、市區規劃和交通等領域。
尚達曼說,我國在醫療上投入的國內生産總值占比不及歐美國家的一半,但醫療成果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投入資源的多寡,更重要的是怎麽組織社會,確保每個人都盡自己的責任,並覺得他們有所付出……人人都付出,才是真正的進步。比起被動地依賴資源再分配,這是更積極的改進進步。”
昨晚的對話會也邀得彭博社總編輯米思偉(John Micklethwait)和《金融時報》全球財經專欄作家弗魯哈爾(Rana Foroohar)分享觀點。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克拉布特裏(James Crabtree)主持。
尚達曼和米思偉皆指出,各國抗疫的成效並不取決于政治體制。尚達曼說,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冠病死亡率較低,更多是因爲政府的應對能力,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才能快速追查病例接觸者和安排病毒檢測。
此外,高質量的醫療基礎設施也有助降低死亡率。尚達曼說,公共部門在抗疫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協調私人部門的資源。
指失業保險和福利制度只適于高度結構性失業
被問及就業和失業保障機制時,尚達曼則說,失業保險和福利制度只適用于出現高度結構性失業的情況,但新加坡政府通過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保持低失業率,並盡快讓失業者找到工作。
由尚達曼領導的全國就業理事會也負責統籌監督政府今年5月推出的“新心相連”就業與技能配套,該配套將提供近10萬個就業、實習及培訓機會,以填補預期流失的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