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探討建立公設辯護人辦公室，爲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受訪律師和學者支持這個做法，認爲這能擴大刑事法律援助覆蓋面，但強調要仔細研究不同方案，新制度才能長遠發揮作用。
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上星期三（4日）在國會發表部長聲明，透露設立公設辯護人辦公室（Public Defender’s Office）的構想。他指出，業界原則上支持擴大援助，但也擔心這會影響有償服務，尤其是小型律師事務所。
爲了更好地界定援助對象，有刑事律師代表提議擴大適用計劃的罪行範圍，而不是放寬支付能力調查准則。
刑事律師協會會長蘇尼爾（Sunil Sudheesan）受訪時說，顧及飯碗的一些律師會覺得，如果自身難保，他們很難提供無償服務。
本地有781家律師人數介于一至五人的律所，當中有233家提供刑事法律服務。約750名刑事律師中，好些相當依賴刑事案件中費用較低的法律工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教授庫馬拉林甘（A. Kumaralingam）認爲，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應該是重點幫助付不起律師費的貧困罪犯，不會對有償服務造成太大的影響，還可能爲刑事律師提供就業機會。
蘇尼爾說，問題的關鍵是要找到平衡點。“我們必須仔細研究，公設辯護人辦公室與刑事法律援助計劃（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簡稱CLAS）是要分開運作，還是將兩者合並起來，以取得規模經濟效益？”
律師：兩援助計劃須清楚區分案件類別
義正律師事務所（TSMP Law Corporation）聯合管理合夥人張祉盈認爲，不論新制度以何種方式落實，兩種援助計劃須清楚區分所負責的案件類別。
她說，在許多法律志願者的推動下，CLAS做出傑出貢獻，但是資源永遠不足夠，有專門的機構與現有機制協同工作是令人歡迎的。
“理想的做法是一種整體協作的解決方案，在業界和公設辯護人辦公室之間建立有效的合作夥伴關系。”
蘇尼爾補充說，討論也應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避免我國陷入類似經營不善的問題。
庫馬拉林甘同樣強調，富有遠見和決心的發展策略至關重要，以確保援助模式是可持續的。“在一些國家，刑事法律援助撥款突然被削減，導致體系陷入混亂，造成許多嚴重延誤。”
他說，審查求助者的過程也須足夠嚴謹，避免遭人濫用。“我們還可考慮采納更具創意的策略，包括及早在警局或監獄提供被告信息和建議，讓他們能自我辯護，或設立社區法律診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