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緩緩君
首發 | 緩緩說
01
10月16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福布斯會議上談到香港反對派的“五大訴求”時表示：
“這些訴求並不是用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而是爲了羞辱和逼迫香港政府下台。如果你去問這些示威者，這五大訴求達成之後將如何，他們中的一些人會說我不知道，但我不高興，所以我就要這麽做。這是最不幸的事。”
李顯龍還表示，反對派可以提出“我要普世選舉權”這樣的要求，但他們應該明白，香港並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個特別行政區，所以一切安排都必須遵照 “特別行政區”的框架——也就是《基本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李顯龍做這樣的表態，一方面我覺得有外交目的上的考量（拉攏中國），但另外一方面，我相信這也是李顯龍的肺腑之言。
就在前一天，李顯龍在出席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TUC)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有記者問，如果香港的事發生在同爲“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會有什麽後果。
李顯龍回答說，如果香港的事發生在新加坡，那新加坡肯定完蛋，因爲新加坡更加脆弱。
今天的新加坡，看上去已經較爲發達（2018年人均GDP爲6.46萬美元），但這個國家有兩個巨大的劣勢：一是體量特別小，二是地緣環境極爲複雜。
這就造成了新加坡無論是在內部治理還是在外交政策上，其容錯性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李顯龍在提到新加坡更脆弱時，表情極爲凝重。
在此之前，我還特別關注了李顯龍在今年香格裏拉對話和新加坡國慶日的兩場演講，我最大的感觸就是“焦慮”，李顯龍對新加坡當前的處境有一種深深的焦慮。
對此，我是非常能夠理解的。
如果你去了解一下新加坡的曆史，你去了解新加坡執政者一直以來的焦慮，你或許能夠體會到，對于某些小國來說，“安全感”真的是一種奢侈品。
接下來就從新加坡的曆史開始講起。
02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其主島位于馬來半島的最南端。
但如果你把地圖放大看，你會發現它和馬來西亞並不是連著的，中間隔了一條狹窄的柔佛海峽（寬度僅爲1.2公裏-4.8公裏），柔佛海峽即爲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國界。
在新加坡島之外，其國土還包括另外63個小島（都很小），總面積加起來719.1平方公裏，相當于上海浦東新區面積的60%（浦東新區全區面積爲1210平方公裏），可以說是非常小了。
新加坡的人口爲564萬（浦東新區爲550萬，面積還比新加坡大2/3，由此可見新加坡的人口密度真的很高），其中華人大約占了3/4，其次爲馬來族（13.3%）、印度裔（9.1%）以及少量歐亞裔/混血（3.4%）公民。
從各個族群的比例來說，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爲主的國家，並且是全世界（除中國以外）唯一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
中國關于新加坡的文字記錄，最早可追溯到三國時期。
當時東吳的將領康泰寫了一本書《吳時外國傳》，裏面記載了一個名叫“蒲羅中”的地方，根據新加坡學者許雲樵的考證，蒲羅中是馬來語 Pulau Ujong 的音譯，意爲“馬來半島末端的島嶼”，即新加坡。
所以早在公元3世紀，中國就和新加坡有了交集。
但之後的1000多年，新加坡似乎被中國淡忘，直到元朝時期，皇帝專門派人出海尋找大象，期間路過一個叫“龍牙門”的地方，被認爲是新加坡的吉寶港。
1330年，元朝航海家在遠渡埃及的時候，也來到了新加坡，並將其記錄在《島夷志略》一書中。
（之所以將其命名爲龍牙門，是因爲新加坡港出口的位置有兩個“龍牙”形狀的石頭聳立在海道兩側而得名）
到了明朝鄭和下西洋時，將其稱爲淡馬錫（淡馬錫是古爪哇語 Temasek 的音譯，意爲海城）。
在鄭和下西洋前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已出現了小規模的“下南洋”活動（南洋是明清時期中國對東南亞的稱呼，下南洋指中國人向東南亞區域經商和遷徙）。
而明末和清朝時期，則出現了大規模的去南洋地區打工、經商、移民的現象。
今天的新加坡華人，其祖輩被大多就是在“下南洋”時期遷徙過去的。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之所以選擇“下南洋”，一方面是爲了經商或者躲避戰亂，另一方面則和西方殖民者的優惠政策有關。在歐洲殖民時代，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方強國紛紛來到東南亞跑馬圈地，占領殖民地。但這些殖民地開發程度很低，當地又缺乏足夠的勞動力，所以西方殖民者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包括許諾爲華人提供臨時安置房屋、食品供應以及免費的土地等等，以吸引華人向東南亞地區遷徙）
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萊佛士登陸新加坡島，當時新加坡還屬于柔佛王國（馬來半島上的一個封建王國）的領土。
1824年，新加坡被割讓給了英國，成爲英國的殖民地。
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正好扼守住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航運要道，並且水域寬敞，水深適宜，是天然的良港，所以受到了英國的高度重視。
一戰結束後，英國更是斥5億巨資在新加坡修建了一個海軍基地。
然而，正是因爲新加坡地理位置極爲重要，所以它在二戰期間成爲了日本人侵略的主要目標之一。
就在發動珍珠港偷襲的次日，日本同時向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發動了攻擊，並成功擊潰了當地的英國守軍。
此後，日本人就對當地華人進行了系統性的肅清。
按照李顯龍的說法（出自李顯龍在香格裏拉對話開幕式上的講話）：
“在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裏，人民飽受壓迫，在恐懼中度過了苦難歲月。”
03
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生活在南洋地區的華人，他們的心態是複雜的。
一方面他們在南洋謀生，但另一方面，他們在身份認同上又認爲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無論是在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南洋華人都給予了巨大的支持。
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其南洋總支部就設在新加坡。
抗日戰爭時期，在新加坡經商的華社領袖陳嘉庚號召南洋各地愛國華人、華僑成立“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
陳嘉庚自己帶頭出錢，並致電汪精衛反對其和日本進行和談。
在中國的各沿海港口紛紛失陷之後，緬甸通過雲南的滇緬公路成爲了外部物資輸入中國的重要通道，陳嘉庚得知祖國需要大量汽車司機和修理人員之後，又組織新加坡華人青年返回中國，以“南僑機工”的身份負責公路運輸和汽車維修。
可以說，在抗戰時期，新加坡華人，或者說整個南洋地區的華人，都在通過出錢、出人的方式支持祖國抗戰。
（陳嘉庚自己逝世于北京，並被安葬在廈門，還是有很典型的落葉歸根的思想的）
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新加坡淪陷後遭到了日本人瘋狂的報複。
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對新加坡華人開展“肅清行動”，大量華人被帶到郊區或者海邊進行集體槍決。
關于死難者人數，日本官方給出的數字是5000人，新加坡華社的說法是10萬人，戰後的審訊中有證據提出的數字約在2.5萬人到5萬人左右。
確切數字已無法確認，但毫無疑問的是，這是老一輩新加坡華人最慘痛的一段記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新加坡華人最黑暗的時期終于過去了，英國殖民者也回來了。
但此時英國的威望早已大不如前，新加坡人提出了自治的要求。
在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英國同意成立新加坡自治邦（1955年至1962年），其首任總理爲李光耀，也就是後來的“新加坡國父”。
然而，自治其實只是一個過度的手段，新加坡真正的目的是效仿很多前殖民地尋求獨立。
但新加坡自己的體量又太小，所以他們的選擇是和剛獨立出來不久的馬來西亞組成聯邦，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
1963年9月，新加坡脫離英國的統治，正式加入馬來西亞。
然而3個月後，雙方就爆發了公開的矛盾，李光耀批評馬來西亞劃撥給新加坡的預算不足。
新加坡華商也抱怨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專門針對華人實行歧視性的經濟政策。
1964年，“馬來人至上”的觀念開始擡頭，于是新加坡又爆發了嚴重的種族沖突。
1965年，以“巫統”爲首的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在國會緊急修改憲法，宣布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
關于馬來西亞驅逐新加坡的原因，此前有一種說法是爲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馬來西亞的族群沖突問題，但畢竟新加坡占著馬六甲海峽最好的位置，是東亞國家連通中東、歐洲和非洲的海上貿易的必經通道，就這麽輕易放棄，我覺得“避免種族沖突”的說法多少有點解釋力不足。
而且驅逐新加坡是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的結果全數通過的，我覺得這背後一定有其他原因。
後來我又看到了另一種解釋，說李光耀的政治領導力太過強大，其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了急速的發展，這讓馬來西亞執政黨感受到了威脅，他們擔心未來人民行動黨會取代“巫統”（馬來人的執政黨），成爲馬來西亞的執政黨，從而統治整個馬來西亞聯邦。
爲了避免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于是他們決定把新加坡驅逐出去，從而一勞永逸地杜絕這種可能。
我個人覺得這個說法更有解釋力。
總之，1965年8月9日，被逐出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正式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新加坡共和國。
04
新加坡的獨立，據說並沒有讓李光耀感到慶幸。
據其本人在回憶錄（《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第一章·新馬分家》）中的說法：
“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麽值得慶祝的日子。我們從沒爭取新加坡獨立……在居住著1億多馬來回教徒的群島上，我們華族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裏如何生存呢？”
這種對于國家命運的焦慮，貫穿著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的執政時期並一直延續至今（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顯龍是第三任總理，中間由吳作棟擔任第二任總理，但外界普遍認爲，李光耀在世時他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掌舵者）。
李光耀父子的焦慮並非杞人憂天，北面的馬來西亞就不用說了，分家的時候彼此之間的矛盾就已經公開化了，而新加坡南面的印尼更是虎視眈眈。
印尼這個國家我在《印尼排華往事》中專門介紹過，在其巅峰時期（滿者伯夷王朝）曾是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海上霸主，其領土包含整個馬來半島。
（巅峰時期的滿者伯夷王朝）
後來被荷蘭殖民，直到1950年獨立建國。
獨立後的印尼野心不小，曾于1975年武裝入侵東帝汶並將其吞並。
（東帝汶是帝汶島上的一個小國，其東部爲東帝汶，西部屬于印尼領土。之所以這個小島會一分爲二，其實是歐洲殖民者人爲劃分出來的，其西部是荷蘭是殖民地，東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當年印尼獨立的時候，東帝汶還處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之下。1975年，葡萄牙政府允許東帝汶舉行公民投票，實行民族自決，並獨立建國。然而就在東帝汶獨立的9天之後，就遭到了印尼的入侵和吞並。1999年印尼被迫同意東帝汶就獨立問題實現全民公投，經過3年的聯合國托管期之後，2002年東帝汶再次獨立。中國在其獨立日當天第一時間與其建交。）
而新加坡位于馬六甲海峽的咽喉要道，其地理位置有點類似于高速公路的收費站，你只要坐在那兒就會有往返于東亞和歐洲、非洲以及中東地區的貨船源源不斷地在這兒靠岸，相當于守著一棵搖錢樹。
你覺得印尼會沒有非分之想嗎？
新加坡以如此之小的體量，能夠免于遭到周邊大國的吞並，和李光耀的國防以及外交戰略是分不開的。
在國防上，李光耀曾提出了著名的“毒蝦”戰略：
即新加坡應成爲“能産生劇毒的小蝦”，通過自身的毒素來震懾周邊的魚群，確保魚群不敢將其吞噬，從而與“魚群”共存。
新加坡這個國家體量太小，不具備大規模發展軍事力量的現實條件，于是新加坡在武器采購上，一直奉行少而精的原則。
這就是在告誡那些周邊國家，如果你要打我，那我一定也會讓你付出慘重的代價，從而迫使周邊的那幾個國家不敢輕舉妄動。
但你知道，毒蝦的毒素只能震懾普通的魚群，但如果碰上的是鯨魚，那將完全沒有招架之力。
所以李光耀在外交上，還有一個“大魚”戰略，即把本國利益和大魚的利益綁定在一起，
對于新加坡來說，美國就是那條“大魚”，所以他們把樟宜港提供給美國作爲海軍基地，這讓美國海軍可以快速穿馬六甲海峽，向西可進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向東可以直達中國的南海海域。
作爲回報，美國會爲新加坡提供安全保障。
正是在這兩大戰略的安排之下，新加坡雖然自身的地緣環境極爲複雜，但至今爲止都還處于一個和平的環境。
然而中國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貿易戰打破了平衡，讓李顯龍陷入了深深的焦慮，這個後面會說。
05
在內部治理方面，新加坡也可以說是把手裏的牌打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好局面。
香港和新加坡同爲“亞洲四小龍”，兩者的規模也比較接近，所以很多人會把他們拿出來進行對比，甚至還有“雙城記”的說法。
但在我看來，新加坡和香港走的完全是不一樣的道路。
香港選擇了走容易走的路。
在中國大陸被全世界封鎖的時候，香港是連接大陸和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香港正是利用了這一身份，大力發展起了貿易物流、金融服務以及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
對于香港來說，這就是順勢而爲。
在高科技産業和高端制造業方面，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曾經做過布局，並提出了“數碼港計劃”。
但這條太難走了，再加上運氣不好，趕上互聯網泡沫破裂，于是”數碼港”計劃最終被李澤楷搞成了房地産項目，畢竟後者來錢要快得多。
這也造成了今天香港産業過于單一，年輕人就業選擇面極爲狹窄。
而新加坡就不一樣了，他們一直在走一條難走的、但符合長遠利益的路。
根據新加坡貿工部發布的《新加坡經濟調研報告（2017年）》，新加坡2017年的經濟增長率爲3.6%。其中物流和倉儲業增長4.8%，金融和保險業增長4.8%，信息通訊業增長率爲3.3%，批發零售貿易業增長了2.3%……
這其中最亮眼的一項指標是，新加坡制造業表現超出預期，增幅達到10.1%。
很多人提到新加坡會想到金融中心、航運物流港口、國際教育之都等等，但其實新加坡的制造業在GDP的比重中占到20%。
新加坡的制造業主要集中在電子、化工、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精密制造工程行業，更讓一些人意外的是，新加坡還是世界三大煉油中心之一（另外兩個是美國的休斯頓和荷蘭的鹿特丹）。
要知道新加坡自己不出産石油。
但由于中國和日本從中東進口的石油中，大約有70%-80%要途經馬六甲海峽。
每天有大量的郵輪要在新加坡來來往往，嗅覺敏銳的李光耀利用新加坡作爲石油通道樞紐的地利優勢，幹脆就發展起了煉油産業。
從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新加坡真的是把自己能利用到的資源利用到了極致。
但擺在新加坡面前的還有一個難題：土地不夠怎麽辦？
新加坡就填海造地，把原本分散在附近的七個小島，合並成一個大島，建成總面積32平方公裏的裕廊島，作爲新加坡的煉油基地。
這個計劃從1995年開始落實，原計劃在2029年之前完工，但實際完工時間爲2009年，比計劃提前了20年。
從這裏你也可以看出，新加坡願意走那些難走的、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很大代價才能出成果的路。
而香港則是反過來，哪條路容易走、哪條路來錢快，他們就走哪條路。
就一點來說，香港真的沒法和新加坡比。
06
但香港之所以走不了困難的路，並不是執政者沒有見識，事實上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早就預見到了今天香港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問題，所以才提出了“八萬五”計劃和”數碼港”計劃。
但問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只要民衆一遊行，或者計劃遇到困難後資本一運作，政府最後都會迫于壓力半途而廢。
而新加坡不一樣。
新加坡是權威型政府，也被成爲“家長型政府”。
1980年，新加坡機師協會因爲不滿飛行員待遇而組織了罷工，並要求增加30%的薪資，否則他們就要“罷飛”。
李光耀得知後，怒批了罷工的飛行員，並告訴他們：“如果繼續罷工，我將盡我所能，連同新加坡人民一起，給你們一個刻骨銘心的教訓”。
于是在65分鍾之後，這場罷工行動戛然而止。
在後來的電視講話中，李光耀表示：
“管理新加坡的人必須有鋼鐵般的意志，不然就幹脆不要做領導人。這不是紙牌遊戲，這是關乎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建立這一切，只要我還掌管這個國家，沒有人可以摧毀這一切。”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鐵血總理”的形象。
也正是因爲有這樣的鐵血總理，所以新加坡才能把那些難走的路一往無前地走下去。
新加坡的家長型政府還體現在對老百姓生活的管控。
比如不能在公共場所塗鴉、不能騎車過天橋、晚上10點半之後不能在公共場合飲酒等等，其他諸如亂扔垃圾、在地鐵吃東西、上廁所不沖水等，在我們國家被視爲不文明行爲，要遭受道德的譴責，但在新加坡是要罰款甚至是強迫進行義務勞動的。
其他諸如強奸、攜帶毒品以及持利器搶劫等犯罪行爲，是要遭受鞭刑的。
1993年，美國一個叫麥可的18歲少年在新加坡境內損壞交通指示牌、並用噴漆塗鴉了20多輛轎車，被當地法官判處4個月刑期+6下鞭刑。
消息一出，美國輿論嘩然，認爲鞭刑這樣的肉體懲罰太過野蠻。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也親自出面爲這名少年求情，希望能免于鞭刑。
對此，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回複說，看在克林頓總統的面上，他們可以把鞭刑從6下減少到4下。
最後這名少年挨了4鞭子，加坐了4個月牢。
2004年，李光耀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的訪問時，有記者提到這件事，李光耀回複說：
“有些事是不能妥協的，如果我們對他讓步，就必須對其他人的請求也讓步，假使我們這麽做，我們就必須扪心自問，制度怎麽能夠維系。”
07
新加坡的家長型政府風格是頗受爭議的，也有人認爲李顯龍接班李光耀的位子是一種父傳子的繼承行爲。
但在我看來，李顯龍執政新加坡對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一件好事。
我在前面提到，新加坡的執政者已經把自己手裏僅有的牌打到了最好的局面，但這裏還有一個前提，就是新加坡手裏的這把牌其實挺爛的。
這個爛體現在國家體量太小，地緣環境又太複雜，所以這個國家的容錯性是極低的，非常依賴有才能的執政者（就目前來看，李顯龍還是相當有水平的）。
尤其是世界格局出現動蕩的時候，新加坡的脆弱就表現得非常明顯。
就拿中美貿易戰來說，這本來不關新加坡的事，純粹是美國爲了遏制中國的崛起而向中國發難，但新加坡卻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新加坡雖然自己很努力，但有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高度關聯國際貿易。
我們從新加坡進出口貿易總額和新加坡GDP的比值中可以發現，新加坡貿易總額是本國GDP的3倍，所以國際貿易一旦出現風吹草動，新加坡的經濟就會出現動蕩。
2017年，新加坡經濟增速爲3.5%；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新加坡經濟增速下降到3.2%，看上去降得不多，似乎是處于正常的波動狀態，但這是因爲貿易戰的影響會有一個滯後性；2019年新加坡的經濟就出現了大幅下滑。
2019年一季度，新加坡GDP同比增長僅爲1.3%，二季度同比增速更是掉到了0.1%，所以年中的時候，新加坡把年度經濟增長預期從1.5％-3.5％下調至1.5％-2.5％。
三季度，新加坡的經濟增速依然只有0.1%（同比0.1%，環比0.6%），新加坡也再次下調了增長預期：
據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和金管局披露的數據，2019年新加坡全年經濟增長將在0%至1%之間的區間內。
這就是典型的大國博弈，小國遭殃。
更讓李顯龍感到焦慮的是，他非常擔心新加坡會被逼著在中美之間站隊。
在今年5月底的香格裏拉對話（指由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國防部協辦的“亞洲安全峰會”，始于2002年，之後每年都會在新加坡香格裏拉飯店舉行，因此也被稱爲香格裏拉對話）期間，李顯龍在開幕式的演講中專門回顧了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國家在曆史上曾因卷入大國博弈而遭受的苦難，並強調新加坡不會選邊站隊。
在演講中，李顯龍以比較委婉的口吻對中國在一些問題的做法上提出了批評（比如南海問題），並認爲中國“須以克制的方式展現實力”，希望中國成爲一個負責任的仁慈大國。
類似的表述會讓一部分國人感到不太舒服，但正如連續三年出席會議的中國軍方代表何雷（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所言，“香會”本質上是西方智庫主辦、受美西方主導的多邊安全防務平台，針對中國的傾向十分明顯。在過去幾年，“香會”更是幾乎成了美西方散布“中國威脅論”的平台。
所以李顯龍在講話中對中國的一些做法抱有微詞，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李顯龍在演講中也有不少對中國的正面描述，比如：
“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中國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帶來巨大好處。”
“中國也成功讓超過8億5000萬中國人脫貧，這樣的成就在人類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等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一條是，李顯龍認爲大家都必須接受中國會繼續壯大，並且了解到阻止中國不斷強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非明智之舉。
“作爲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所必須做的（心理上）調整最爲艱難”，但李顯龍認爲中國發展高端産業，並且在貿易、知識産權、網絡安全和社交媒體等方面擁有一定的規則制定權，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李顯龍其實就是在告訴美國，你必須正視並且接受中國的崛起。
他能這麽說其實挺不容易的，畢竟在國防上新加坡依賴的是美國。
只是，美國雖然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但美國的海軍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可能在新加坡部署太多的兵力，而中國又和新加坡離得如此之近，並且軍事實力還在不斷壯大。
所以對于新加坡來說，兩邊他誰都得罪不起，在中間做一個騎牆派，才最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比較有意思的是，就在李顯龍結束香會的開幕式講話之後，何雷中將現場向李顯龍提問：在當前這種局勢下，（新加坡）如何做到積極作爲、避免選邊站隊？
李顯龍的回答是：“我們盡自己所能和兩邊都做朋友，發展並保持各個領域的關系，但主動地避免選邊站隊。”
其實對于小國的執政者來說，他們能做的非常有限，在避免站隊這件事上，也只能是“盡自己所能”和“主動避免”。
如果有一天，中美之間的對抗升級，美國要求新加坡封鎖馬六甲以切斷中國的石油供應和貿易路線，這種局面一旦出現，對于新加坡來說絕對是災難性的，因爲他們承受不了來自另一個大國的反制。
這是新加坡竭力避免的。
但這種局面會不會出現，主動權並不掌握在新加坡人的手裏。
新加坡的命運，新加坡人的未來，並不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就能夠掌控得了的。
這就是小國的悲哀。
這也是爲什麽李顯龍會如此想方設法地在中美之間搞平衡，會對新加坡的未來如此的殚精竭慮。
08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小國的生存環境都如此艱難，世界上也有像聖馬力諾共和國這樣的世外桃源型國家。
但聖馬力諾和新加坡最大的差異于，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地緣價值，也就是沒有征服的價值。
這個位于意大利半島的迷你型國家，其成立本身就有很大偶然性。
公元4世紀初，意大利半島由羅馬帝國所統治，而當時的羅馬帝國正在打擊基督教。
于是有一個名叫馬力諾的信仰基督教的石匠帶著一群工友躲到了意大利東北部的一個山頭，並在那裏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後來陸陸續續有更多的基督徒跑了過來，這個山頭慢慢就發展成了城邦，並于1631年被羅馬教廷正式承認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從聖馬力諾的起源就可以看出，馬力諾當初在選址的時候，就特意選了一個人迹罕至的山頭，這是它能世外桃源型國家的先天條件（而且這個國家完全被意大利的國土所包圍，所以根本不需要考慮國防，搭意大利的便車就行了）。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處于貿易和能源運輸通道的要害位置，好處是非常方便發展進出口貿易，但壞處是其地緣環境極其凶險，所以新加坡這個國家永遠都無法獨善其身。
類似的，還有像烏克蘭、波蘭、敘利亞、朝鮮這樣的國家，他們也都處于極其凶險的地緣環境之中，這些國家的曆史也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苦難記憶。
隨著我對這些國家的了解越來越多，我現在越來越不相信這個世界會存在一套完美的、適合所有國家發展的政治制度。
一個國家該走什麽樣的發展道路，選擇什麽樣的意識形態，必須因地制宜，也就是根據這個國家的國情（曆史、傳統、地緣環境等等）來決定。
只是現在我們提到意識形態，往往會劃分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其實還有無政府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等等，但一般人總是會簡單劃分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類）。
但同樣是資本主義國家，你覺得新加坡和美國的意識形態能一樣嗎？
顯然不能。
然而《文明5》這個遊戲給了我很大的啓發，這個遊戲在設置的時候，把意識形態劃分成“獨裁”“秩序”和“自由”三大類。
然後你就會發現，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很顯然屬于“自由”那一類，而新加坡則更看中“秩序”，至于“獨裁”，沙特這樣至今仍在實現君主專制制度的國家妥妥地對號入座。
獨裁顯然是不可取的。
而在自由和秩序之間，我認爲對于那些先天容錯性很差的國家或者地區而言，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有些人可能會希望兩者兼得，但在現實生活中，任何選擇都有代價，你想要獲得秩序，並必須放棄一部分自由）。
所以即便有人覺得新加坡實行的是假民主（新加坡有總統，總統每隔6年由全民選舉産生，候選人必須是無黨派人士，當選後成爲國家名義上的元首，幾乎沒有實權；新加坡真正的掌權者是總理，由多數黨領袖擔任。新加坡從立國之後，就一直由人民行動黨執政，其中李光耀擔任總理長達40年，之後一度由吳作棟接班，現在總理之位又給了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覺得新加坡政府對老百姓的生活管得太寬，但我個人是非常理解新加坡執政者的執政風格的。
如果讓我站在新加坡人的角度上，我也會支持李光耀、李顯龍父子構建的權威型政府（我個人也蠻欣賞李顯龍的，他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他說的話做的事，都是在爲新加坡以及新加坡人爭取利益，我覺得執政者就應該如此）。
因爲這個國家真的經不起亂，他們承擔不起試錯的代價。
相比之下，香港則要“自由”得多。
但香港確實有這個資本，因爲它背靠著中國。
香港再怎麽折騰，對于中國來說，它都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真出了問題，中國會爲其兜底（在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央政府就公開喊話“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香港政府有底氣拿出外彙儲備和索羅斯放手一搏）。
（香港金融保衛戰我之前專門寫過，以上截圖來自一位親曆者的留言）
而且香港也不需要考慮外部侵略的問題，不需要特意去制定什麽“毒蝦”戰略，因爲它的安全有中國的軍事力量在保障。
安全感——新加坡求之而不得的東西（新加坡執政者一直爲安全問題而憂慮，但聽說新加坡的普通老百姓並沒有那麽深的憂慮感），香港人天生就已經擁有。
這是香港人的幸運（哪怕一些香港的年輕人並沒有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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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我們內地人來說，其實絕大多數都沒有考慮過國家大小對自身安全和前途命運的影響，因爲我們天生就出生在一個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很大的國家，無論我們是否考慮，這個事實都不會改變。
但最近這兩年，我越來越覺得大國其實是一種巨大的禀賦優勢。
這意味著我們這個國家，在遭受外部侵略時有更大戰略縱深去進行抵抗；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更強的韌性和容錯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發展水平的上限也會遠遠超過中小型國家。
而國家的發展程度越高，不僅是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平會更高，其選擇面也會更寬，生活也會更有尊嚴。
就拿60後和90後這兩代人的擇業觀來說，60後非常保守，對職場不公以及論資排輩現象的忍耐程度非常高，而90後如果在工作時覺得不高興，不少人都會選擇辭職不幹。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代際差異？
因爲60後在成長和就業的過程中，中國還處于物資匮乏的階段，60後一旦辭職，可能就吃不上飯，現實條件決定了他不敢隨意辭職，不得不爲五鬥米折腰。
而在90後成長的階段，中國的物資要比過去充裕得多，一些90後的父母也已經積累了一定家産，所以90後有底氣辭職，甚至是裸辭。
這就是國家發展水平提高後，國民變得更有尊嚴的一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現象。
再拿被公認爲全世界最發達國家的美國爲例，前段時間奧巴馬投資拍攝的紀錄片《美國工廠》一度大火。
這個紀錄片記錄的是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國俄亥俄州投資建廠的過程。
然後你就會發現，美國工人一邊在抱怨工資待遇低，工作環境差。
但另一方面美國工人竟然幫著曹德旺排擠那些想要建立工會和改善工作環境的工人。
爲什麽會有這種現象？
因爲俄亥俄州屬于美國的鐵鏽地帶，隨著美國制造業的外遷，當地的工人根本就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所以盡管在曹德旺的工廠上班存在被剝削的迹象，但如果趕走了曹德旺，他們連被剝削的機會都不再擁有。
這就是那些處于鐵鏽地帶的美國工人的悲哀。
即便你出生在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如果你所在的州處于衰落之中，那麽你的選擇面就會很窄，窄到很多人不得不去選擇一份被剝削的工作。
這就是爲什麽我們要支持自己的國家。
因爲國家崛起了，國民的生活才能在整體上獲得提高，老百姓才會有更多的選擇，才能夠活得更有尊嚴。
而中國因爲在體量上有巨大的禀賦優勢，中國人或者說整個東亞人又是全世界出了名的勤奮，所以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上限會一般國家要高得多，我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來維護好國家的安全。
所以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可能是非常辛苦的一代人，因爲我們正好處于國家崛起的關鍵階段，但下一代中國人，他們應該會擁有非常美好的未來。
但這一切，都建立在國家不發生動亂這一前提之上。
所以，中國應該更側重“自由”還是“秩序”？
我相信明眼人都已經有了答案。
P.s
之前有讀者問我，中國目前在馬來西亞建設的皇京港是否會對新加坡造成沖擊。
我的看法是，影響會有，但很小。
因爲皇京港的預期吞吐量還不到新加坡港的1/10，産業配套也完全沒法和新加坡港相比，所以影響非常有限。
新加坡真正危機還是在于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動，即被迫卷入到大國博弈之中。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有一個內憂，就是接班人問題。
新加坡這個國家能有今天的繁榮，其實高度依賴執政者的政治領導力和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力。
但在李顯龍之後，他的接班人能否像李光耀父子那樣具有遠見卓識？
這同樣會影響到新加坡未來的國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