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加坡的國際人才政策對當地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爲新加坡的經濟成長提供有效的支持。根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的10年間，外籍人士對新加坡GDP成長的貢獻度爲41%，其中37%來自有專業技術的白領階層。但是，另一方面，過去20余年來外來人口的迅速增長也給新加坡帶來了嚴峻的社會問題和政策挑戰。不少當地人認爲新移民（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與他們之間存在顯著的社會與文化差異，而他們的大批到來，也使整個社會對有限資源（工作、住房、交通、學校、醫療）的競爭更爲激烈；同時，他們還質疑新移民對新加坡的效忠度。2009年主流媒體《聯合早報》發表了一篇當地人的文章，集中表現了民衆的這種不滿情緒。文章寫道：
常聽到新移民稱本國國民爲“老移民”，或說我們是“先來這裏的人”；新移民對國人這種眼明手快的定義，我這個土生生長的新加坡人，聽在耳裏，真有百般的不痛快……這就好像一只鳥，辛辛苦苦的築了一個堅固美觀安全舒適的巢。爲了擴展，歡迎新鳥同來共同建設。新鳥申請到居留權之後，說舊鳥不過是“先飛來這裏的烏”；大家都是鳥，沒有多大差別。……不過于情于理，這種近乎喧賓奪主的態度，似乎說不過去吧！……我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從來沒有移民過。如果有人用老移民稱呼我，或說我是“先來的人”，我是會生氣的。
在2010年8月的國慶演講中，李顯龍也坦承，“如果流入的移民太多，或者太快的話，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譬如影響我們的社會風氣、或者給工人帶來更大的壓力，或者造成擁擠的現象，特別是在公共場所或地鐵列車……。移民帶來深遠的影響，不只關系到經濟表現，而且關系到社會的和諧及國民的認同感。因爲這個原因，我們篩選移民的標准比外勞要嚴格得多，移民人數也比外勞人數少得多，從而避免改變我國社會的本質。我們只引進能夠融入新加坡社會，又能作出貢獻的人。”他還表示政府將在引進新移民的同時，保障新加坡人的利益，重申政府將堅守公民優先的基本原則，並宣布實施進一步區分公民和非公民權益的政策。不過，據《聯合早報》報道，在國家發展部長馬寶山主持的首場針對該演說的對話會上，約100名出席者當中還是有六成表示不滿意總理有關新移民政策的解釋。作爲移民政策收緊的一個風向標，2009年的永久居民申請的獲准率顯著下降，只有51%的申請被批准。
移民問題成爲2011年5月議會選舉和和8月總統選舉的主要課題，對政府移民和外來人才政策的不滿是人民行動黨僅獲得60%選票（獨立以來最低）和反對黨獲得40%民衆支持的主要原因。同樣地，在總統選舉中，前副總理陳慶炎僅以7000多票險勝其競爭對手。此後，政府推出了“新加坡人優先”的政策，提高移民門檻，放慢外國人才引入步伐。不過，由于人口生育率的持續低迷和社會經濟朝向知識經濟轉型的要求，新加坡的國際人才政策和制度並未根本改變。
爲讓外國人才能夠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留在新加坡，並減少社會的不滿情緒，政府對人才政策進行了多次調整，雖然門戶依然開放，但門檻卻有所提高。而且政府越來越重視新移民的融合。《可持續的人口，朝氣蓬勃的新加坡：人口白皮書2013》強調，對于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顯得尤爲重要。大多數新移民與新加坡公民都擁有相似的道德背景，但是仍有少數需要花時間來適應新加坡社會的道德准則，文化以及價值觀。其孩子以及後代由于會在新加坡長大並且會享有模式化經曆，故將會很好地融入新加坡文化中。爲使新移民融入社會，新加坡政府通過各種努力促進新移民適應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幫助他們沉根（sink deep roots），這也增加了新加坡的民族多樣性。
鑒于社會融合的重要性，《可持續的人口、朝氣蓬勃的新加坡：人口白皮書2013》書中還提到了促進社會融合的幾個途徑：其一，利用自然的接觸點，例如學校、國家服務部以及社區等，鼓勵新移民像其他新加坡公民一樣去了解他們的鄰居，並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其二，利用通用語言能夠更好的建立相互理解的紐帶，說英語可以使不同種族的新加坡公民之間更有效的交流。因此，對于那些想要學習英文的人，新加坡會爲他們提供充足的機會，例如由人民協會（People’s Association）以及全國職工總會舉辦英語課程，以幫助他們學習英語。其三，鼓勵新加坡本土居民與新移民之間建立思想上的互相欣賞，互相信任以及真誠的關系。而堅固的社區紐帶可以幫助社區居民克服可能出現的危急情況，因此鼓勵更多的新加坡公民散播新加坡促進民族融合的希望，幫助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