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中國與新加坡正式建交，如今已經走過29年的中新關系在兩國的共同努力下，可謂風雨同舟，和衷共濟。雖然兩國關系在發展中也難免磕磕絆絆，但是總體上保持了良性發展的態勢。回首過往，開創未來。中新關系的發展需要兩國政府和人民繼續共同努力！
轉載鳳凰衛視2015年中新建交25周年時的《中新建交25周年紀事 李光耀進京迎破冰之旅》，回望中新關系發展的點點滴滴。
1990年10月3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左）和新加坡外長黃根成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簽署了中國新加坡正式建交公報。中國新加坡宣布正式建交。這是兩國外長簽字後，相互握手表示祝賀。（以上圖文來自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a/20151107/46147106_0.shtml）
原文標題：中新建交25周年紀事 李光耀進京迎破冰之旅
2015年10月05日 13:16 來源：鳳凰衛視 可點擊文末的“閱讀原文”觀看視頻。
核心提示：中國大陸戰場的全面潰敗使得國民黨已無暇顧及年來在東南亞的經營，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共産黨在這一地區日漸增強的影響，1950年新中國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相繼與越南、印尼和緬甸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當時已獨立的東南亞國家中只有親美的泰國和菲律賓沒有和新中國建交，5年之後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更是爲中國和東南亞營造了一個短暫的“蜜月期”。
鳳凰衛視10月3日《皇牌大放送》，以下爲文字實錄：
中新兩國正式建交 新加坡貌似我族卻非我國
解說：1965年的中國正處在一場暴風雨來臨的前夜，這一年在距離北京4000多公裏外的南洋一個叫做新加坡的小島獨立建國，這個以華人爲主的國家和中國有著獨特的曆史關系，短短幾十年間，它就在魄力非凡的領袖帶領下創造了驚人成就。
楊文昌：那麽一個小國家竟然超過其他大國，成爲中國外來投資第一位的國家，不過在波谲雲詭的國際外交當中，看似特殊的兩國關系也同樣陰晴難定。
許利平：新加坡對我們的一位大使就說了，說新加坡在安全上只能依靠美國，不能依靠中國。
黃海波：1990年10月3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新加坡共和國正式建交，對于中國人來說一聽到新加坡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這是一個華人占總人口70%的國家，它是中國大陸以外唯一一個官方華文使用簡體字的國家，貌似我族卻非我國，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被稱爲“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形容新加坡爲“親密而特殊的夥伴”，不過正是這一個與中國存在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南洋島國與中國走進的步伐卻異常緩慢，從新加坡獨立建國的1965年起，直到25年以後才成爲東南亞所有國家當中倒數第二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回望那段曆史，種種疑問存在在我們心中，但追溯兩國的交往，還要從一百多年前開始說起。
解說：1881年9月25日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北國已秋意漸來，但南洋依舊酷暑，就在這個星期天，新加坡迎來曆史上第一位從北京派來的領事官，這位領事名叫左秉隆，曾任駐英法公使曾紀澤的英文翻譯官，“深谙洋語，通曉西律”，但官運一直不亨通。這一年距離萊佛士登陸新加坡開埠已過去60年，這60年裏，萊佛士對新加坡這一位置極佳的優良港口的規劃吸引了衆多華商船隊前來貿易，而原本散落在馬來半島的華人也都蜂擁而來。
柯木林（新加坡曆史學者）：根據1881年那個海峽殖民地的人口調查，所謂海峽殖民地就是指現在的新加坡槟城馬六甲，當時的華族人口已經有八萬六千人，在1886年的時候已經增加到十五萬。
解說：這個時期左秉隆這位仕途不順的“弱國”外交官出任一個“荒島”的領事，在當時似乎並未掀起多大的波瀾，不過這一事件在整個中國外交和僑務曆史上卻意義不凡。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清政府明令禁止臣民出洋，視移居海外爲背叛，對于海外華人的態度，則是不管不問，任其自生自滅。
黃紀凱（中國華僑曆史博物館館長）：清政府在早期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實行海禁的，禁止臣民跟海外交往通商，他們講把這些人叫做自棄祖宗墳茔之人”，就是你把自己的祖墳都丟掉了，你跑了，有的抓到了以後要有重刑甚至是殺頭。
解說：到了19世紀70年代，隨著西方殖民者在亞洲殖民地的開拓，資本主義的沖擊使得越來越多的華工、華商出國，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政策才悄悄開始改變，1876年首任駐英大臣郭嵩濤出使英國，途徑新加坡停留兩日，這一次他見識到了新加坡當地華商的經濟實力，也了解到華人盼望清政府能對身處海外的華人提供必要幫助，同時他考慮到新馬是當時海外華人最爲集中的地方，于是上疏請求在新加坡設立領事。
許利平（中國社科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我覺得是清政府更多的是，希望利用這些海外的華僑華人他們的資金來發展中國的經濟，我覺得這是它主要的一個目的。
柯木林：東南亞這一代以新馬爲主，尤其是新加坡算是華人努力最集中也是經濟最雄厚的那麽這一批華人的話他們還是心懷祖國，因爲當時新馬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他們的傾向還是屬于朝向中國的。
解說：另一方面從主管清朝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以來，在與外國辦理交涉中，清政府也漸漸認識到外國公使駐京對中國內政情勢相當了解，反觀中國對他國則毫無所知，交涉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導致斷送了中國的益。在郭嵩濤抵達英國之後就立即展開與英國外交部的談判，希望盡快在新加坡設立領事，不過談判過程卻費了不少周折。
柯木林：英國政府反對不允許清朝政府在這裏設立一個領事，反對的原因就是英國政府怕你中國在這裏設這個領事所有的華人都傾向你，那我英國這個殖民地怎麽辦。
解說：經過幾番談判，加深中英兩國簽訂的條約之中，除了允許英國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外，同樣允許中國在英國開放的口岸派官駐紮，于是英國最終很不情願的統一清政府的請求，但是卻開出兩個苛刻條件，第一領事的設立屬于臨時性北非永久，第二領事只能從新加坡當地選派，而不能從北京直接派遣。清政府經過考量接受了英國開出的條件，1877年新加坡當地華商僑領胡璇澤成爲清政府首任駐新加坡領事，新加坡也成爲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海外領事館所在地，不過也有學者認爲胡璇澤並非清政府的專職領事，因爲他還身兼俄國和日本，駐新領事，直到3年之後胡璇澤病逝，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即可與英國交涉，不再遷就選用僑領擔任領事的主張，而改由中國直接派遣官員就任，領事館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確定下來，左秉隆就成爲第一位由北京派遣至新加坡的領事官，左秉隆前後兩次被派遣到新加坡，第一次從1881年到1891年爲期十年，在這十年間，中國領事館對新加坡華族社會産生了深遠影響。
柯木林：他主辦了兩個文化團體，一個叫做會賢社，這個會賢社主要是針對受華文教育的一些人士，另外一個就是英語雄辯社，英語雄辯社主要是針對受英文教育的他擔任主席用英語向當地的峇峇講中國的一些孔孟思想，叫他們關注中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主要就是要使當地的僑民有內向之心，就是心向祖國。
解說：不過，左秉隆在新加坡的舉動，使得海峽殖民地政府惶恐不安，他們擔心華族社會在左秉隆的誘導下，培養出太多的親中國的人士。
柯木林：這樣的這個做法使的到英國政府非常不高興，你這樣等于是來跟我搶生意，剛才我們說的，所以英國政府也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英國政府也設立一個叫做英女皇獎學金，這個獎學金目的就是挑選當地的精英分子峇峇的精英分子到英國去留學。
解說：爲了不讓中國領事徹底控制華族社會，殖民地政府苦思對策最後決定分化華族社會，這也爲日後新加坡社會中親華與親英之爭埋下伏筆。1907年，當左秉隆第二次來到新加坡時，時局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就在他回來的前一年，孫中山正式將同盟會新加坡分會設了晚晴園。
陳丁輝（新加坡酸中南洋紀念館館長）：1908年的時候孫先生就把這個地方變成是南洋革命的總機關，所以他的一個目的其實是希望協調在東南亞不同地區同盟會，所以新加坡變成是一個中心。
解說：從這時開始當初清政府費心經營不惜在此與英國爭奪華人影響的新加坡又成爲革命黨與清政府爭鋒博弈的海外戰爭。
黃海波：搖搖欲墜的晚清政府，打開了與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正式外交聯系，號稱亞洲最強海軍的北洋水師曾經第一次訪問新加坡，李鴻章在其政治生涯末期最爲濃墨重彩的“環球之旅”的途中也曾經在新加坡停留，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聲槍響讓清王朝成爲曆史，但中華大地與新加坡的聯系並未就此中斷，反而在那多災多難的年代，曆經于中國軍閥混戰，日本侵華戰爭在中新之間湧現出像徐悲鴻、陳嘉庚、南僑機工這些抗戰中赫赫有名的名字，他們的出現不分地域，不分國籍，用血濃于水的決心共同面對患難。
清政府倒台中國影響未消解 同德書報社見證曆史
解說：1906年世紀之交的中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遠在南洋的新加坡成了中國革命在海外的橋頭堡，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黃興等風雲人物都曾在這裏策劃起義，商談國事。
陳丁輝：同盟會之所以會在新加坡晚晴園設立新加坡分會，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從中國南來的這些華僑，新加坡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中心點，在英國人的治理底下這個殖民城市發展的相當不錯，它的船塢系統，它的基礎建設、它的電報是作爲一個理想的宣傳革命的一個所謂的基地，所以這是孫先生看中的第二個原因。
解說：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清政府被推翻，這一消息很快傳到了南洋。
柯木林：在孫中山革命成功的時候，那整個華社就是基本上很震撼而且歡騰，比如說天福宮、雙林寺、金蘭廟，還聯合了槟城的極樂寺，跟廖內的馬祖宮在豆腐街口，和尚雜技表演，和尚表演無數來向社會募捐，這個募捐等于是作爲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捐（運動）”，等于是建國基金。
解說：祖國發生“改朝換代”新加坡華人社會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卻不盡相同，有些人一時難以接受，其中就有曾大馬革命黨爲亂黨的《叻報》。
柯木林：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武昌起義成功，當天的《叻報》它的版面它放“大清宣統三年”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了一個禮拜，它才把“大清宣統三年”換成“歲在辛亥”，再過一個月，它又把“歲在辛亥”換成“黃帝紀元4609年”隔一年大概是1912年3月份的時候，它又把“黃帝紀元”改成“陽曆第一年”，到了1913年的時候，才改成“中華民國二年”。
解說：這一對版面細節的修改正是反映了海外華人那時的複雜心理。
柯木林：我認爲是一種海外華人的心態，它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作爲他後盾來提高他們海外華人的地位。
解說：滿清政府倒台，來自中國的影響並沒有隨之消減，相反，從革命過程中認識到海外華人對國家的重要作用之後同盟會以及之後的國民黨對新加坡的工作更加重視。這是位于新加坡廣東民路的一間書報社，名爲同德，它是新加坡最早的書報社之一，至今已有100多年曆史，就如許多曆史古迹老建築一樣，這裏如今很難在講求經濟追求繁榮的新加坡引起注意，可回看100年前同德書報社在新加坡曆史上也曾書寫過一段傳奇。
湛承憲（新加坡同德書報社社長）：孫中山先生他來到新加坡有九次之多，他所接觸的華僑裏面他就發現到年輕的一代對祖國的認識一點都沒有，連華文字講華語都不能夠。
曾福成（新加坡同德書報社顧問）：當時新加坡是一個英國殖民地，所以一些新加坡人都是，當然是還是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當然是秉承孫中山創立本社，就是要鼓勵我們學習華人的文化，跟了解我們這個世界的進展。
解說：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爲了革命奔走于新加坡，爲了傳播革命思想，培養南洋華人的身份認同，再次設立了同德書報社，早年的同德書報社除了傳播教育開啓民智提倡移風易俗的文化外，還有一項就是政治任務，據湛社長講當年國民政府向華社傳達政策幾乎都是通過同德書報執行，在同德書報社發展最鼎盛的時候甚至殖民地的英國當局也要通過他們來與中華民國政府溝通。
湛承憲：這時候它（英國當局）已經很了解同德書報社員的思想，它覺得是很好的用處，通過這方面英國跟中華民國之間一些的貿易也好，糾紛也好，都是比較容易解決。
解說：不過這樣的發展沒有持續多久，就被一場殘酷的戰爭所打斷。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擊了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開啓，日本的目標是要通過攻占東南亞來取得當地的天然資源，因爲日本當時資源匮乏，嚴重影響戰力，如果不靠掠奪東南亞的資源經濟就將在西方制裁下崩潰，而日本很清楚，作爲英國在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日軍必須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徹底把英國人趕出東南亞，這也注定著這場戰爭將是新加坡開埠的100多年來面臨的最血腥的一場戰爭，而早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新加坡的華人其實就已經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當中。
許利平：九一八還有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等等重要的曆史結點上，都離不開新加坡華人資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曆史足迹。
解說：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新加坡華人在部分橋領的號召下捐錢捐物、抵制日貨，宣傳抗戰，其中以陳嘉庚在南洋發起的抗日行動影響最爲廣泛。
黃紀凱：他們成立一個叫南洋華僑籌赈祖國總會，叫做南僑總會。它是幾個國家不同的國家僑領組成的這麽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籌款，就是募捐，籌款給中國抗日。
解說：南洋華人抗戰初期直接彙款彙物，加上義捐之數達到50億元，而1939年國民政府全年軍費不過18億，更有許多華僑包括著名的“南僑機工”回國投身抗戰一線。
柯木林：當時（中國）是找不到技術工人的能夠開車能夠修理車的，當時非常缺乏，這一批人在新馬都是會開車的，因爲很多在日本打中國的時候，那個時候幾乎中國的港口跟交通線幾乎都被切斷了，所以只有組織南僑機工（打通）滇緬公路這個鮮爲人知的那個路線，是個很冒險路線，向國內運輸抗戰所需要的物資。
解說：新加坡淪陷後爲報複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以及華僑對日軍的抵抗行動，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對新加坡華人展開“肅清行動”，在新加坡曆史上稱爲“大檢證”。
湛承憲：那時候同德的社員已經協助中國政府對抗日本，當日本打新加坡後同德書報社當然是日本的第一個目標。
吳少強（新加坡同德書報社老社員）：日本還沒有來之前兩三天我們就把這招牌拿下來，有一個我們的社員在潮州巴刹那邊賣豬肉的拿去做他的肉墊，切豬肉的。
解說：日軍的報複讓新加坡華人經曆了最殘暴黑暗的時期，多年之後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依然記得當時的情形。
李光耀：日本人抓了一些塊頭大的華人，我那時在華人中算是塊頭大的，對我們說去那邊，我說我先回去拿我的衣服，因爲我有些不詳的預感，他們允許我回去我就藏了兩天，我很幸運那些被抓走的人都被帶到海邊射殺了。
解說：據新加坡華社統計，在“大檢證”期間，人口不足百萬的新加坡被日軍殘忍殺害者有十萬人之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三年的日占時期使新加坡人對自己的命運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對腳下的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在英國還未回來接掌政權的時候，新加坡已有人主動出來維持治安。
湛承憲：這時候新加坡就變成真空，整個城市在無政府狀態一般上這個社會就會亂，尤其是那時候很多謠言，又是種族問題，又出現大搶之類，同德的社員自動到馬路上去指揮交通，然後告訴民間現在的情況是怎麽樣，怎麽樣能夠協助社會安甯。
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強 萬隆會議造就“蜜月期”
解說：在戰爭中，英國人迅速的敗退，使得英國兩百年來在新加坡建立的通知威望瞬間崩塌，這一切成爲了新加坡人覺醒的開始。
柯木林：日本南侵的時候英國人跑掉，或者一下子很快就投降了，使到當地的新加坡人就覺悟了，原來這個日本不落帝國是可以被打敗的，而且它是不會真正保護我們的，這個就是等于是戰爭的一種反面教材，它使到整個人覺醒要保衛自己的這個國家，的的確確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解說：戰後亞洲掀起反殖浪潮，許多新興的政治力量也在新加坡興起，在新加坡北方的中國大地上國共內戰爆發，新中國成立，這些世事變幻也昭示著中新之間將有新的故事上演。
黃海波：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提出“另起爐竈”“打掃幹淨再請客”的外交方針，隨即展開與東南亞國家的建交工作，印尼、越南和緬甸首先與中國建交，而當時的新加坡還屬于英國殖民地，這一時期隨著國民黨的勢力退敗台灣已無暇顧及在東南亞的勢力，在新加坡的影響也逐漸失勢，相反，東南亞的共産主義伴隨著反殖民浪潮興起，新加坡那時也受到影響，當時的國際形勢已經陷入冷戰格局，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陰雲籠罩，于是中國與新加坡的關系也出現繃之時。
解說：1949年國共內戰接近尾聲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這一局面也影響到了在新加坡的與國民黨相關的組織。
湛承憲：國民黨政府撤退去台灣，對同德書報社的社員來講是很大打擊，他們突然間是跌倒坑底裏面的樣子。
解說：在中國大陸戰場的全面潰敗使得國民黨已無暇顧及年來在東南亞的經營，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在這一地區日漸增強的影響，1950年新中國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相繼與越南、印尼和緬甸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當時已獨立的東南亞國家中只有親美的泰國和菲律賓沒有和新中國建交，5年之後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更是爲中國和東南亞營造了一個短暫的“蜜月期”。
李炯才（新加坡開國元勳外交部前高級政務部長）：我記得我1955年碰到周恩來的時候，他就跟我講你們華僑華人應該搞政治，參加政治。
解說：今年91歲的李炯才是新加坡的開國元勳之一，他曾經擔任李光耀的政治秘書，新加坡駐埃及、印尼、日本等國大使，是新加坡建國發展的重要貢獻者和見證人，當時年輕李炯才作爲《南洋商報》記者，隨團訪問萬隆會議，並有機會采訪了時任中國總理的周恩來，在采訪中，當周恩來總理得到他是來自新加坡的華人，就鼓勵他說海外的華人也要積極談到政治，正是周恩來總理的這番話，種下了他日後投身政壇的種子，那時的新加坡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隨著反殖民浪潮帶來的政治覺醒，如何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國家的問題已在一群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華人精英中討論起來。
李炯才：我認識李光耀是1949年我在倫敦讀書的時候讀新聞學，他在劍橋，吳慶瑞、社進才這些都還沒有成立黨，那時候是留學，他們組織一個malay forum（馬來亞論壇），就是要組織一個國家，就是馬來亞跟新加坡。
解說：在英國與李光耀等新加坡華人精英的相遇成爲了李炯才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也反映了當時新加坡人政治意識的覺醒與轉變。
李炯才：我當時讀華校，當時所有讀華校的人都效忠中國，我們唱的三民主義我黨所宗，國民黨的中國的國歌，我的哥哥他們唱的是Gad save queen效忠英國，沒有人效忠馬來亞。
解說：那個時期新加坡尚未立國，從地理上來說新加坡屬于馬來亞世界的一部分，但大多數人仍然把這個地方當做旅居之地，還是各自效忠自己的母國。
李炯才：後來爲什麽我效忠中國，變成效忠馬來亞，就是碰到李光耀、杜進才、吳慶瑞，在英國（他們）天天討論怎麽樣成立一個國家，我跑到中國協會去，（那裏）天天毛澤東、跟蔣介石在鬥，我在想他們鬥跟我有什麽關系呀，我又不能夠影響，這個（李光耀的想法）比較實際，我是出生在這裏，應該要成立自己的國家。
解說：從英國留學結束，回到新加坡的李光耀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當中，在與民衆的接觸中他發現工會和左翼人士在當時新加坡民衆當中有極大的影響力，他也意識到要達成爭取新加坡獨立的政治抱負，需要與左翼人士合作。這個地方是新加坡的一個外島聖約翰島，這裏據說是當年海外移民來新加坡本島的第一站，在早期的新加坡英國人懷疑外來移民可能會攜帶禍亂等傳染病，于是要求移民先要到聖約翰島來接受隔離消毒。
柯木林：這個檢疫站我聽老一輩的移民口述，他是說當時他們來到這裏的時候，要把全身的衣服全部脫光，走進一個噴水的東西，這個噴水就好像消毒，把身上所有細菌消毒，然後穿好衣服才可以上岸的。
解說：除了是移民隔離消毒的第一站以外，這個島也曾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當年與李光耀一同爭取新加坡自治獨立的左派陣線領導人林清詳就曾被關押在這裏。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地位，其中李光耀等人與林清詳等左翼人士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沒，但是之後兩派人在理念上的不和導致最終分道揚镳。
嚴孟達（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前副總編輯）：新加坡在國內那時候也面對共産主義的威脅，也跟這些共産黨和左派勢力鬥爭李光耀本身跟左派的鬥爭也是很激烈。
解說：因爲考慮到新加坡資源匮乏生存困難，李光耀主張新加坡與馬來亞合並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這點上林清詳等左翼人士並不贊同，于是雙方就此展開爭鬥，那一時期正值冷戰鐵幕落下，東西兩大陣營都在防範對方的滲透影響，當時的馬來亞政府正在遭遇東南亞共産主義的沖擊，而林清詳正是被看作是東南亞共産黨在新加坡的代表，這一形象足以觸動英國殖民當局和新馬兩地政府敏感的神經，于是1963年2月英國殖民當局和新馬兩地的政府聯合發起名爲“冷藏行動”的大搜捕，把以林清詳爲首的100多名左派人士投入監獄，罪名是充當馬來亞共産黨的外圍組織，企圖顛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變成“亞洲的古巴”。
臨清如：冷藏行動底下被壓迫的這些人再加上一些現在被認爲是修正主義的曆史學者，他們現在都把很多資料都挖了出來，那麽假如這些資料都屬于是真事的話，那就說明整個行動是不應該的，是一種政治性的報複。
新加坡獨立略顯倉促 李光耀可以保持中新距離
解說：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爲了維持政權的穩定，新加坡選擇對國內左派人士采取打壓政策，而這一措施與當時中國的立場可謂是背道而馳，這也導致了在其後的十幾年間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步入了較爲尴尬的境地。
黃海波：1965年8月9號新加坡建國獨立，但是這一結果在那時卻並非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想要看到的，以至于在宣布獨立的那一刻李光耀也難忍悲傷流下眼淚來，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新加坡面積狹小資源匮乏，那時候甚至有人說新加坡缺少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其次新加坡的獨立主要是因爲跟馬來西亞中央政府關系惡化被迫退出馬來西亞聯邦，從此要開始時刻擔心遭受北面馬來西亞的侵略再加上南面的印尼，對這個華人占大多數國家的警惕和威嚇，使得建國之初的新加坡內憂外患步履艱難。
解說：倉促的獨立沒有給新加坡太多的選擇空間，面對內部左派的壓力和周邊國家的威懾，李光耀只能一邊打壓國內左翼勢力同時刻意與中國保持距離。
嚴孟達：新加坡處在兩大馬來人統治的國家，就是馬來西亞跟印尼，還有東南亞的國家裏面，那時候都非常排華的，所以新加坡一獨立，最擔心的而且那時候周邊的國家把新加坡當做是第三中國。
許利平：因爲中國是紅色中國，是共産黨中國，那麽在冷戰的陰影下你新加坡這麽一個赤道上的小紅點如果你把自己標榜成共産黨的同情者，或者紅色中國的支持者那你就很麻煩。
解說：當時新加坡華人占到整個人口的80%左右，在社會主義中國對東南亞影響日增的時期，這麽一個以華人爲主的國家的出現在這一地區産生的震動難以預料，于是新加坡從一獨立開始就有意識的去除新加坡是“第三中國”的形象。
嚴孟達：在許多政策上它也付諸實施了就是說基本上新加坡本來也就是繼承英國行政文官制度，所以在國內，英文成爲行政語言，所以在一方面是有點像對外表示說新加坡雖然是以華人居多的國家，但不是第三中國。
解說：這一系列看似“去中國化”的親西方的舉動，讓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大爲失望，沒想到在幾年前還是領導新加坡“反殖民運動”的英雄竟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傀儡”，1966年就在新加坡建國的第一年後一場更猛烈的風暴文學革命在中國刮起，同時一股激進、極端的文革思潮也在新加坡悄然興起。
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學的文革潮》作者）：在1960年代，那時候的華族以華校生居多，那麽這些華校生顯然都是受到中國方面的影響，但等到獨立之後當執政黨以英文爲主的時候這些華校生是處于一種非常頹喪，非常失落的那種狀態之中，另一方面是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還有它後面的馬來亞共産黨，他們都在推波助瀾。
解說：那時在新加坡受文革影響的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華校學生，而文革提出的階級鬥爭打到資本主義等口號讓他們感到振奮，同時也孕育出獨具時代特色的左派文學。
朱成發：那時候很多這些的詩歌非常的直接就歌頌革命，歌頌毛澤東，因爲他們向往這樣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譬如這首在《赤道詩刊》1971年刊登的發刊詩《文藝衛兵歌》它是這麽寫的，從赤道瞭望遠東方是不落的太陽把世界照亮，我們捧起心愛的寶書歡呼歌唱。
解說：文革和左翼思潮在新加坡的傳播引起當局的警惕，也愈發讓新加坡采取措施，防範來自中國的影響，而隨著1967年印尼發生大規模排華事件，並宣布與中國斷交，中新兩國關系正常化道路上又增添了幾座大山。
楊文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駐新加坡前大使）：他首先必須考慮一個周圍這兩個大國，一個有共同邊界，一個只有隔40公裏的一個海灣，隔得那麽近，他誰都可以得罪，他不敢得罪馬來西亞和印尼，他必須和他們搞好關系。
解說：這張照片拍攝于1975年中間的是李炯才，左邊是時任新加坡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右邊則是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是李炯才與周恩來總理的第二次見面。1970年代隨著冷戰格局的變化，美弱蘇強中蘇交惡，使得中美兩國終于能夠走到一起。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兩國關系逐漸正常化，也讓中國騰出手來重新調整外交戰略，針對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毛澤東提出“一條線和一個面”的戰略思想，爭取團結各國政府，共同對付蘇聯。
許利平：在1970年代的時候實際上東盟的其他國家都陸陸續續的和中國進行建交了，比如說1974年是中菲建交，那麽1975年中馬建交，還有中泰，所以這整個1970年代是一個老東盟國家陸續和中國建交的這麽一個時期。
中新關系走向正常化 李光耀進京迎破冰之旅
解說：這一局勢的變化也讓新加坡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關系，1971年10月25日新加坡發表公告，在聯合國投票贊成當時由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方案。
許利平：美蘇在這個地方爭霸，特別是蘇聯加強了在這個地方的一個軍事的存在，特別是在柬埔寨的問題方面，那麽越南那種野心勃勃，實際上對東盟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脅，他們希望通過加強和中國的關系，來平衡美蘇甚至越南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影響。
解說：1975年3月李光耀派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抱病接見了他們，並且認出了20年前萬隆會議上采訪過他的李炯才，得知當年那個報社記者現在已經是新加坡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周總理非常高興。
李炯才：（我們）跟周恩來解釋，新加坡的地理環境都是很多排華的，我們不能夠承認中國，讓他們先承認，我們最後，我們這樣安排的，所以後來一個一個的（和中國建交）新加坡最後承認。
解說：那次會面也拉開了新加坡與中國從敵對走向關系正常化的序幕，新加坡也借這次訪問向中國表達了兩國建交路上所面臨的阻礙。
李炯才：後來我們走了不久，周總理就去世了，我就帶李光耀進中國，第一次1976年見了毛主席。
解說：在李光耀之後的回憶錄中，他把周恩來總理擦身而過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遺憾，不過那一次訪華李光耀一行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凍結的中新關系，也迎來了破冰的時刻。1978年對于中國和新加坡都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首次訪問新加坡。
張九桓（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駐新加坡前大使）：1976年李光耀總理他就以總理的身份訪問了中國，1978年鄧小平副總理訪問了新加坡，所以在世界外交史上沒有建交的國家的兩國領導人就實現互訪這是罕見的。
嚴孟達：那時候鄧小平已經是身份是第一副總理，可是他來新加坡訪問，新加坡是把他當做是國家領袖來接待的，李光耀親自到機場迎接他，他在新加坡訪問三天，他離開的時候李光耀也親自送他到機場去，所以規格是相當高的。
李炯才：他訪問期間他說要看看新加坡人，李光耀說你去照顧他，我就帶他跑，突然他說我要看小康之家，新加坡小康之家，我帶他到大巴窯，一進門先打開冰櫥，哇，雞、鴨、豬什麽都有，你們小康之家很富有，爲什麽我們同樣是華裔，爲什麽你們這樣有錢我們這樣窮。
張九桓：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的同時還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在那前後還訪問了尼泊爾、緬甸和日本，之後訪問了美國，那一輪訪問我理解當時鄧小平的那次訪問，第一是在三中全會之前，小平同志要通過這一輪出訪了解世界形勢的發展，了解世界的發展和進步，爲中國的發展找一些參照。
李炯才：後來碰到李光耀，李光耀說你的制度有問題，全世界的華人都有機會發財，爲什麽中國華人不能發財，是你制度有問題。
解說：據知情人回憶那一次的會面也成爲李光耀的“一次難忘的經曆”，特別是鄧小平聽了李光耀批評甚至是責難中國，在華人和共産黨問題上的政策做法之後不僅沒有批駁，反而問道你要我怎麽做？這時李光耀爲之一震，鄧小平驚人的謙虛、坦誠和敢于正式批評的勇氣贏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出現在國際外交舞台上，這一東方大國的潛力和能量也被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敏銳的觀察到，經曆了多年的阻隔和敵對，兩國的步伐開始向正式建交邁去。
黃海波：1970年代末，隨著中國新加坡兩國政府領導人的互訪之後中新兩國又互設商務代表處編制等同于大使館具備全面的外交功能這一時期兩國民間、政府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從1980年到1990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三次訪華，各級官員的交流更是不在少數，但是兩國之間的正式外交關系卻遲遲不能建立，從許多外交曆史資料和政府官員的口中得知，新加坡考慮到周邊的安全環境提出必須在印尼和中國複交之後才能同中國建交，也有人置疑到印尼對新加坡的影響真有那麽大嗎？這其中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呢。
解說：1990年7月1日印尼外交部長阿拉達斯訪問中國，他是23年來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印尼領導人，這次訪問也傳出了中國印尼准備複交的消息，這一消息化解了經曆過曲折跌宕曆史的中印兩國在國際上的尴尬關系，同時也影響到了新加坡對中國的承諾。
楊文昌：李光耀先生實際上他第一個當之無愧的新加坡的國父，第二個他很有國際視野的政治家，他翻來覆去的私下跟我說希望你們能理解，我不能跑在印尼前頭先跟你建交，印尼是複交，只要他今天建交跟你複交，我明天一定給你建。
嚴孟達：當時已經很明確的表示說新加坡會在印尼、馬來西亞之後才跟中國建立外交，而馬來西亞在1974年就已經跟中國建交了，所以新加坡一直在等待印尼。
解說：1990年7月初，就在印尼外長訪問中國後不久，一群新加坡客人來到了北京，他們是由新加坡高級政府官員組成的談判團，中新兩國第一輪正式的建交談判就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開始，這時雖然已經排除了印尼因素的影響，但談判卻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的原因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90年7月11日的日記中這麽些道。
李鵬日記：我國與新加坡建交談判尚在進行中，爭論焦點仍在台灣問題上，在備忘錄中，新加坡方面主張在備忘錄中只寫“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要求中新建交後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新加坡領導人之間仍可互訪，但只限于私人名義。
許利平：中新的建交覺得主要的症結應該是和“一個中國”的原則，跟這個有密切關系，因爲我們跟任何國家建立未交關系“一個中國”是前提，也是我們的原則。
張九桓：最重要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中國的立場和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就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組成部分。
解說：新加坡雖然從未與台灣建立任何公開的官方關系，但兩者之間維持多年的微妙關系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比如說新加坡你派星光部隊在台灣進行訓練、駐軍，這種關系只有正常的國家和國家之間才能夠發生的事情。
解說：新加坡建國後爲了建軍頗費周折，最終在以色列協助下建立起軍隊，而由于地域有限，而且出于戰略考慮，急于尋找可以開展大規模訓練的地方，于是1973年李光耀前往台灣拜會蔣經國，兩年之後的1975年，新加坡和台灣簽署了一份絕密的軍事交流計劃，即“星光計劃”，按照這一計劃新加坡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裝甲兵和突擊連隊組成的“星光部隊”，定期輪流到台灣訓練。
嚴孟達：李光耀跟蔣經國有很好的私人關系，從1973年開始，彼此都很欣賞對方，也因爲這樣新加坡才敢跟台灣提出說部隊在那邊訓練。
解說：在一次次的會面中兩人逐漸熟悉，年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很是欣賞。
邱進益：因爲經國先生長久以來不出國，所以對過繼的局勢有的時候不是很了解，那李光耀他是周遊列國的，他可以把各國的情勢向經國先生做一個彙報，或者做一個分析，讓經國先生對整個的情況有了解，所以這一個也是互補的作用，就換句話等于李光耀先生變成蔣經國先生的耳目，蔣經國回報的是手足，是手足之情。
台灣問題成關鍵 新加坡選擇不插足
解說：邱進益先生曾經在台灣擔任過蔣經國時期“外交部禮賓司”的司長，幾次接待李光耀來台訪問，也親眼見到蔣經國和李光耀兩人的惺惺相惜。
邱進益：蔣經國對于李光耀表現的這種感情的深度，我就講有一次李光耀先生來，蔣經國再三表示他要到機場去接，其實那個時候他已經做輪椅了，他是坐著車子，帶著輪椅到了機場，然後坐在輪椅上面看到李光耀先生從貴賓室出來下貴賓室的台階，他站起來，他要他的侍衛扶著他，去跟李光耀見面。
解說：李光耀與蔣經國良好的私人關系一直維持到蔣經國先生去世。
邱進益：經國先生過世出殡那一天喪禮，李光耀率領全部內閣部長全部一律黑西裝黑領帶所有的內閣部長都來到榮總去禮堂去致敬，這也是沒有過的。
解說：新加坡、台灣微妙的關系成爲新加坡與中國建交談判中不得不觸及到的關鍵問題，這也導致兩國的談判在一些細節上一度僵持。1990年8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中國與印尼正式複交之時訪問印尼，之後轉道訪問新加坡，這次訪問雙方談論的重點依然是建交問題，以及其中的台灣問題。
《和平發展合作——李鵬外事日記》：原定晚8時李光耀總理爲歡迎我舉行國宴，但是6時半新方送來李光耀在宴會上的講話稿，我發現有幾處中方不能接受的觀點，其中主要是台灣問題。7時，中新雙方派代表進行了內部磋商。我方提出新方如不願修改講稿，雙方總理幹脆都不講話，李光耀從中新關系的大局出發，當即決定取消他的講話中有關台灣的內容。
解說：這次會面盡管中新兩國仍有自己的堅持，但都進一步了解了對方的考量，不過，從之後的曆史來看，雖然在中新建交談判過程中中國大陸、台灣和新加坡都曾互相博弈，但也不可否認，新加坡對海峽兩岸做出的貢獻，因爲就在中新建交三年後，就憑借著與海峽兩岸的良好關系爲兩岸在相對隔絕的時期之後提供了破冰的平台，這一建築是位于新加坡亞曆山大路的海皇大廈，這座建成30多年的大樓曾經是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的總部，如今已經易手，而這裏正是1993年“汪辜會談”的舉辦地，那時台海兩岸在隔絕四十多年後決定將第一次高層人士會談地點放在新加坡。
邱進益：因爲它算是一個華人社會，就換句話說，讓華人社會的新加坡能夠扮演一個華人世界裏頭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凸現，兩岸至今的會談，不是兩岸的事情，是在一個第三國叫做新加坡，所以換句話這是讓國際間知道我們海峽兩岸對等的政治實體在第三國的一個談判。
解說：當時已任職台灣“海基會”的邱進益是台灣方面的主要召集人，在那段時期奔走于台灣和新加坡之間。
邱進益：（李光耀）先生他也很有意思，他看到我說，蠻高興，他說這麽多年來我這樣仆仆風塵奔走兩岸，今天你們居然可以在這裏會談，作爲一個政治家我覺得他非常明確，他覺得他這個時機能夠提供這個場所是新加坡的驕傲，但是你們兩岸之間的事情太複雜，既然你們談了也不要來找我，所以他是第三者。
解說：由于兩岸敏感的政治關系，新加坡選擇不插足其中，但這一會談能夠成功舉辦，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的特殊作用。1990年10月3號，中國和新加坡經過幾輪的磋商之後，終于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正式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那時的新加坡即將迎來李光耀之後的新一位總理，而中國則進入改革開放後的一段迷茫時期，新加坡就這樣帶著“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光環進入中國，同樣爭議與摩擦也隨之而來。
黃海波：李光耀曾經在訪問中國之後回到新加坡，告訴國民歡迎他們到中國去看看，這樣一來當他們回國之後會更加熱愛新加坡，無論這是否是李光耀的確切意思，但當時的中國的確在很多方面都比較落後，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期間，看到這個國家能在短短的十多年期間從第三世界的蕞爾小國一躍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讓他很受觸動，以至于比李光耀年長19歲的鄧小平在聽到李光耀提出的意見之後也能虛心接受，在鄧小平回國之後據說他號召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到底鄧小平是不是這樣說過，中新兩過有著巨大的國情差異，中國是否應該向新加坡學習，新加坡哪些方面值得中國學習，又成爲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中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
解說：新加坡在建國之後幾十年，在李光耀等領導人的帶領下，走出建國初無資源、無市場，強敵環伺的困境，人均GDP從1965年500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5萬美元，創造出令全球矚目的經濟奇迹。
楊文昌：鄧小平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看了新加坡我覺得到了新加坡在一些方面還是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的。
張九桓：沒有市場我就以世界市場爲市場，沒有資源就以世界的資源爲資源，沒有資金就以世界的資金爲資金，沒有人才就以世界的人才爲人才。
解說：楊文昌先生和張九桓先生分別是中國駐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五任大使，兩位大使在新加坡的親身經曆感受到兩國的不同，也找到了能互相借鑒的地方，1993年，楊文昌先生赴新加坡出任大使，那時中國經濟發展經曆了一段迷茫，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提到中國可以向新加坡學習，于是中國國內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熱，這股熱浪推升了中新兩國的關系，李光耀也適時向楊文昌提出兩國建立一項特殊合作的想法。
楊文昌：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已經十多年了，但過去和世界名牌企業怎麽打交道這方面的經驗應該說不如新加坡，說他通過我們合作中國人更多的中國人可以能夠增長，如何和世界500強大企業家們打交道這樣的經驗，所以這就是想找一個地方來建立這麽一個合作的地點，這就是議論蘇州工業園的起點。
解說：中新合作的蘇州工業園想法提出之後，楊文昌大使開始頻繁奔波于中新兩地，對于這一合作模式，當時兩國都曾提出置疑，包括選址，合作形式，股份分配等，最終中國國務院決定同意這一項目落地，這也成爲中新兩國新型合作關系的一個象征。
楊文昌：在前幾年裏面進駐的企業數量是不理想的，但是到了2001年以後大部分國際的跨國公司已經看透，看好了這個工業園，很快就超過了三百億美元的投資。
解說：蘇州工業園的設立和發展都曾經曆各種曲折，但不可否認這一項目爲兩國都帶來了實際好處，到了2013年新加坡已超過歐盟28國對華投資總和，成爲中國大陸最大投資來源國，2014年繼續保持第一，在“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認爲新加坡不僅經濟發展迅速，而且社會秩序也好，在當時隨著經濟發展，社會流動性變大，社會管理矛盾逐漸凸現的中國很有借鑒意義，于是從那時起大量的中國官方代表團開始到新加坡取經。
周少來：1990年代初期，特別是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官員陸續甚至越來越加大力度到新加坡學習。
朱成發：當然經濟方面也在學，當然更著重于社會管理，如何管理一個開放流動甚至多樣化階層也在分化，這樣的社會。
解說：新加坡地少人多，從建國之初新加坡領袖人就敏銳的覺察到住房問題針對國家穩定的重要性。
朱成發：新加坡到目前幾乎85%以上的人都住的政府組屋，通過政府的力量，形成力量建大量的相當于中國的經濟適用房或者廉租房，然後賣給人民，用李光耀的話就是說政府建房人民居住，等于人民擁有了國家的股份，所以他會個更熱愛這個國家。
陳企業（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競爭力研究所所長）：居者有其屋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隨著經濟的怎長商人能夠賺錢獲利，享受經濟增長的好處，普通的老百姓他就必須隨著經濟增長在房屋的價格的提升裏面享受好處，如果你買三萬二十年以後它值到30萬，所以這個財富就好了。
解說：除此之外對于新加坡的處境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一直保持這憂患意識，他們強調新加坡的脆弱性，因此需要有強大而又精英的政府團隊來領導。
張九桓：在政治上他是很重視有一個很強的領導班子，一個領子核心，他很重視打造人民行動黨，所以他以非常嚴厲的手腕紀律來約束和治理這個黨。
朱成發：對中國政府來說如果能再一個一黨執政或者用一黨獨大的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的情況下它能保持政府清廉，幹部隊伍的清正，當然這是我們中國政府和各地官員所期待和願意學習的地方。
解說：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在新世紀之後進入快車道，經濟總量成爲全球第二，這一龐大的市場也吸引著越來越多新加坡人的目光。徐輝來自中國香港，移居新加坡已經將近20年，在金融領域多年的打拼使他能夠更敏銳的察覺到世界經濟的變化，以及中國與新加坡關系的發展，2007年，時任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共同啓動了一個“通商中國”的平台，徐輝也是這個平台中的成員。
徐輝：（通商中國）通過一些就是商務的一些演講會，比如說講一講關于中國方面的商機或者是中國的情況的一些最新的動向，或者是政策或者是政治方面的一些演講會，幫助這些成員去了解，這些學員去了解中國的商機，中國的文化。
謝秀民（新加坡集團總理）：如果你不僅要在新加坡做生意，還想去中國和香港那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還有一點好處，中國的生意人會看到你和他們交流的努力。
解說：如今這個時期，“中國”是一個牽動全球經濟神經的詞語，這裏仿佛回到了馬可波羅口中“處處是黃金”的年代，但出生在新加坡的謝秀民知道要到中國掘金並非那麽容易，要想和中國打交道必須要了解中國的文化。
謝秀民：我讀了《孫子兵法》裏的很多策略，並不是所有都可以用在商戰中，比如你背後有很多人做小動作，你就必須注意到要了解周圍的環境，了解別人，知己知彼這是在做出下一步動作之前最重要的一點。
解說：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新加坡似乎也掀起了一股中國熱，不過兩國之間不時傳出的摩擦之聲又讓人們回到現實。中國在南海和美國重返亞太問題上與各方博弈之際，新加坡的立場讓很多中國人不能接受，有人甚至稱新加坡在中新關系上扮演兩面派角色，
陳企業：我們也要一碗水持平，我們也要跟美國的核心利益挂鈎，不然的話中國獨大改天中國又回返到以前，輸出革命的年代，我們得買保險，所以我們買了美國當保險，對不對，那有了美國，有了中國我們還要歐洲。
徐利平：新加坡對我們的一位大使就說了，說新加坡在安全上只能依靠美國不能依靠中國，爲什麽呢，我們新加坡如果有馬來西亞打過來，印尼打過來了，中國會派軍艦來幫我們嗎。
楊文昌：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因爲在新加坡當過大使，我對李光耀說我能理解你采取這樣的政策。
陳企業：習主席在2013年巴厘島APEC會議提出來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美國影響了很多國家不要加入，新加坡是帶頭加入的，而且其是這些發起國的代言人，爲什麽，我們認爲只要對亞洲好的，我們有自己的看法。
楊文昌：當然了中國人希望既然大家都是一個老祖宗，應該更親近一些，李光耀說希望你能夠理解我，我的生存環境跟你們的不一樣，我是一個小國，人家很容易把我們滅了，所以我必須平衡，我才能生存。
解說：中國和新加坡雖然一北一南大洋相隔，但卻流著同文同族的血液，兩國間在變幻莫測的時局中時近時遠，但絕無驚濤駭浪，盡管未來難以預料但無論是陰是晴都願南海的緩緩洋流能帶著那份末期與牽挂浪拍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