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時任新加坡外交部長黃根成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正式建交。（法新社檔案照片）
作者：陳慶珠
新加坡和中國今年慶祝正式建交30周年。我親曆了這一曆史時刻。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外交部長黃根成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正式建交時，我是新加坡常任聯合國代表。當時，我就站在房間的後面。
雖然雙方都認爲這只是一種形式，但此乃重要且意義重大的正式程序。在此之前，新加坡和中國已在非正式的基礎上，開展了密切的經濟和政治關系。時任我國總理李光耀于1976年首次正式訪問中國，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則于1978年訪問包括泰國和馬來西亞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時，也到訪了新加坡。1981年，兩國互設商務貿易代表處，以促進雙方的經貿聯系。
作爲馬來群島中，華人占多數的東南亞國家，新加坡表明，它將排在印度尼西亞之後，成爲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盟國家。這一立場意味深長，反映了新加坡在與中國的關系，以及在本區域的地理位置上所處的微妙地緣政治局勢。新加坡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所以它所采取的平衡做法，不僅是針對外部形勢，也是基于內部的敏感情況。
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國與本區域關系正常化和發展的地緣戰略背景。當時，冷戰方興未艾。1972年尼遜訪華後，美中關系有所緩和，使本區域各國得以迅速與中國建立關系。鄧小平讓中國走上“四個現代化”道路的決定，爲與各國交往提供了許多可能性。
他訪問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希望能爭取對抗越南和蘇聯的支持。鄧小平認爲，新加坡能爲中國的發展提供一些可借鑒之處。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當時，中國對新加坡作爲市場經濟模式及其在發展方面的成功很感興趣。後來，我相信中國將新加坡視爲參與區域及國際體系的戰略途徑，因爲新加坡與許多國家和美國的關系良好。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支持中國在本區域的和平與建設性發展。我們自始至終認爲，中國的增長和發展有利于本區域和世界。
多層級合作
自1990年以來，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不斷發展壯大。我們有多方面的實質性合作。2019年，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則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
兩國開展了多層級的合作，如很多人所熟悉的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以及最近的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CCI）等大型項目。每一個項目都代表了合作的不同階段，被認爲使中國受益，並讓新加坡有機會與中國合作。在蘇州，我們引入了所謂的新加坡式發展“軟件”，即財務紀律、長期總體規劃，以及持續爲投資者提供服務。這不僅僅是關于硬件和建築，而是一個將推廣到中國其他城市的試驗計劃。天津項目的實施正值中國對可持續發展感興趣的階段，CCI則顯示，新中兩國可以共同發展金融服務、航空、運輸與物流，以及信息通信技術行業。通過CCI，我們希望能開辟“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和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和新加坡于2008年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開中國與亞洲國家簽自貿協定之先。所有的貿易協定都具戰略意義，它爲後來的中國—東盟自貿區打開了道路。
我們爲兩國領導人和人民建立了許多交流平台。例如，由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及財政部長王瑞傑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共同領導的新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國務資政張志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共同主持的新中領導力論壇，以及近年成立、由新加坡大法官梅達順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聯合主持的新中法律與司法圓桌會議。此外，還有八個由部長和省部級領導出任聯合主席的省或直轄市級經貿理事會。
當中國提出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推行“一帶一路”倡議時，新加坡是最早支持這些項目的國家之一。現在，我們同中國合作開展“一帶一路”的第三國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是與中國在基礎設施和金融互聯互通方面展開合作的重大機遇。新加坡占“一帶一路”國家對華投資總額的85%，而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有近三分之一流經新加坡。
合作是出于戰略原因
以上簡單地說明了兩國現有的各級接觸層面和合作範圍。在介紹合作的總體情況時，我們不能完全忽視兩國關系中存在的意見分歧和一些爭議事件，這在所有雙邊關系中都會發生。
事實上，雙方在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展開了一系列活動，並進行了高層會議和訪問。新加坡在疫情期間同中國開通了首個“快捷通道”，是首個與中國達成此安排的東南亞國家。
無論是貿易、經濟往來、投資或技術開發，每一領域、每一項目的合作都是出于戰略原因。雙方都從各自利益角度出發，看到其中的戰略價值，我們建立了牢固而實質性的關系，以實現互利共贏。
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當今世界充滿了緊張和動蕩的局勢。這不僅僅是因爲幾乎使世界經濟癱瘓的冠病大流行。
作爲全世界最重要的關系，美中關系從未像現在這樣充滿敵意。雖然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從來都不容易處理，但不同的美國政府都會以中國究竟是戰略競爭者，還是戰略對手爲依據，制定出與之打交道的政策。
現在，國會兩黨和政治精英已經達成共識，將中國視爲戰略對手。在奧巴馬政府應對中國的政策和行動期間，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就已在迅速改變，特朗普當選總統，只不過是使這一觀點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特朗普發動了貿易戰、投資戰，現在又發動了科技戰，試圖讓科技經濟脫鈎。他的政府給中國貼上了“修正主義大國”的標簽，他們的講話充滿了冷戰的論調。基辛格在2019年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說：“我們正處于冷戰的山腳下。”今年，他在同個論壇上說，“我們在山路上”。
然而，特朗普不僅僅是重塑了與中國的關系。他強硬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多邊主義發起廣泛的攻擊，退出了《巴黎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抨擊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不公平，拒絕任命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的新法官而實際上是扼殺了它。在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余，還在全球大流行期間威脅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這些都體現了他對聯合國的漠視。
叫囂聲浪將會降低
隨著拜登當選美國第47任總統，美國的盟友和世界各國都期待多邊主義，以及美國對待盟友的方式會發生一些變化。鑒于兩黨對美中關系的立場，以及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的最後階段，推出了一些難以廢除的對華政策，人們認爲美中政策不會出現重大轉變，因爲拜登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回旋空間。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禁止美國人投資中國軍方所擁有或控制的中國企業的行政命令。因此，投資公司和養老基金不能買賣被五角大樓認定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31家中國公司的股票。
國會兩黨勢均力敵，雙方必將竭盡所能地阻止變革。但我預計，政策方面會有更大的可預測性。我相信，叫囂的聲浪會有所降低，這在當前的氣候和背景下，是非常有幫助的。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和中國在戰略合作方面可以做些什麽？要使本區域變得更具韌性，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八個合作領域
第一，剛剛成功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是一個涉及15個國家、花了八年才談成的重要裏程碑，乃目前規模最大的自貿協定。下一步將是所有RCEP成員國批准並落實該協定，以充分發揮其潛力。
新加坡和中國可以發揮作用，鼓勵成員國批准協定，並致力于擬定工作計劃的條款。在我們簽署協定之前，工作計劃還沒有完成。其中，促進資本在本區域流動的投資保護條款將十分重要。在RCEP生效18個月後，我們就可以研究如何擴大RCEP。當然，我們應該鼓勵印度重返RCEP，它原本就是談判方之一。
第二，盡管有RCEP，新中兩國以及其他東盟國家應該優化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東盟和中國一步一腳印地建立了首個自貿區，而作爲一個更緊密、更小的組織，更容易推動其發展。中國和東盟可以探討如何盡量減少新的非關稅壁壘。東盟國家和中國應該認真研究一下，看雙方如何通過消除這一剩余障礙來提升自貿區。
第三，上個月，在RCEP簽署五天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積極考慮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這是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于今年5月表態，稱中國對參加CPTPP持積極開放態度後，中國對CPTPP感興趣的最高級別確認。實際上，當TPP在2009年左右首次提出時，中國去了華盛頓的幾個大使館，想了解更多關于TPP的內容。現在，我相信中國會就CPTPP與許多成員國磋商，因爲接納新成員必須得到成員國的一致同意。新加坡很樂意向中國通報有關情況，並提供我們的觀點。
第四，在數碼領域，我們有很多可以合作之處。鑒于中國在智能科技上的進步，以及新加坡在推動智慧國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可以合作幫助東盟智慧城市網絡所涵蓋的26個東盟城市提高它們的能力。這將增強東盟的競爭實力，並在東盟區域內構建電子商務生態圈。在疫情時期，這更是刻不容緩。
第五，新中兩國已就“一帶一路”倡議展開合作，前往第三國投資。這一工作應繼續，並邊做邊學邊調整。
第六，兩國可以就世貿組織改革交換意見，雙方都希望看到國際貿易體系保持開放和多邊貿易組織取得成功；中國希望世貿組織能夠發揮作用。隨著白宮人事的變動，當選總統拜登很可能也希望世貿組織發揮作用。
兩個大國都不認爲世貿組織的工作做得有多好，現在也許是考慮改革世貿組織的好時機。新加坡願意參加這方面的討論，並希望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
我一直認爲，世貿組織改革的早期設想可以在二十國集團（G20）上討論和檢驗，畢竟這個國際論壇包括了中國和美國，以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等重要參與者。新加坡雖不是G20的成員，但我們作爲由小國組成的聯合國全球治理集團（3G）的召集國，受邀參加了G20的大多數會議。
第七，兩國可共同努力，推動早日完成《南中國海行爲准則》的磋商，這將有助于穩定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緊張態勢。新加坡雖不是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但作爲一個海洋國家，海上航道的航行自由關系到我們的切身利益。新加坡在這方面持前瞻性立場，但我們也希望達成一項有效並有實質意義的協議。它不應該是一項不惜任何代價的協議。各方必須充分理解《南中國海行爲准則》的義務。
最後，我想談談印度—太平洋戰略。自從特朗普政府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構想，並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爲“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以來，有關印太戰略的討論頗多。現在，許多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德國和荷蘭都提出了各自的印太戰略，其他國家也正在醞釀它們的版本。東盟則采納了具包容性理念、不針對任何國家的“東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簡稱AOIP）。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經濟考慮。中國已接受了AOIP，而我們希望中國能成爲幫助東盟實現AOIP承諾的國家之一。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本文是作者在《聯合早報》主辦的“新中論壇：新中關系邁向4.0”線上講座的主旨演講，黃金順譯）
